摩罗】关于盐铁酒专卖及《盐铁论》成书来由

关于盐铁酒专卖及《盐铁论》成书来由

盐铁酒专卖，是汉武帝为开拓国家税源，主动把皇家资源让给国家征税。他死后反对的声音很大。

盐铁酒专卖和国税事务，一直是由桑弘羊主持的。

当时霍光想挫挫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的威风，好让自己独揽儿皇帝(汉昭帝)的辅佐权，故意让他们去跟贤良文学讨论这个热点问题。所谓贤良文学，是从所谓民间选来的人，一般都是大家族出身的人。

霍光有可能故意让桑弘羊他们跟士族势力形成对立，至少会得罪大家族的。

田千秋一言未发，桑弘羊则奋力为朝廷政策辩护。

贤良批评政府“与民争利”，民就是指那些垄断财富的大家族。桑弘羊是代表国家和为可能从国家受益而不可能从大家族受益的老百姓说话的。

一公一私。

最后整理讨论稿《盐铁论》的桓宽，完全站在门阀士族的利益立场上，可能为贤良的立论增添了很多内容。

他还大骂桑弘羊果然不得好死(已经被霍光杀了)。

霍光虽很贪权，一言堂，很强势，但他基本上执行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只是表现形式有所缓和。他没有犯路线错误，只犯了组织错误。

西汉中后期及整个东汉时期，体制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门阀士族手里，皇帝想秉公治国抚民，孤独而无能为力。他们于是尽量利用外戚和阉党势力压制体制内士族势力。

但是，外戚和阉党得势后，贪婪无耻比士族更厉害，一般都会把人的罪性表现到极致，丢脸丢到文明之外。

最后皇帝或徒唤奈何，或干脆自己也贪婪无耻起来，体制就这样慢慢完蛋了，文明就这样一步步衰退。

高帝文帝武帝汲古开新所建立的体制，叔孙通晁错公孙弘为之建立骨骼、陆贾贾谊董仲舒为之铸造灵魂的体制，风吹雨打挺不过两百年。

到王莽废汉改制时，实际上朝廷内外都有人心思变的心理态势，很多人对新政怀有一份期待。

王莽心愿很好，一心追慕古圣古制，以图挽救国疾民瘼。结果没操作好，哗啦一声也像西汉那样崩塌啦。古制虽好，终需化新。三皇不同俗，五帝不同治。孟子说孔子之所以比其他圣人更高明，乃因他是“圣之时者”一个“时”字，妙化无穷。秦和隋好歹混了个二十而亡，王莽新朝竟然一世而亡，未能化时出新也。

于是出现东汉。

东汉朝廷就是由大家族联手建立的。

《盐铁论》问题意识强，与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颇有经世致用之风。命题清晰，言词浅易，很适合初涉经籍者了解。

可与《管子轻重》对照着读。桑弘羊思想与《管子轻重》颇相通，但立论点有差异。桑弘羊是增强国家财力，管子是从保卫民生出发。二者都不利于私人资本之垄断与操控，于此一脉相承。

大一统和集体主义是中国文明的基因

集体主义是弱国生存之道，强国腾飞之道。

中国要不是毛主席把大一统体制和集体主义激活到极致，哪有当今之成就。

今天跟一家养蜂企业的几个领导聊了一天。中国社会是地球上最接近蜜蜂社会的社会，具有极为严密的组织性和互补共存性。这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最伟大文明。

西方传教士和殖民政权以及中国几代公知汉奸，用了最大的力气解构中国的大一统制度和集体主义精神，努力了几百年。

中华民族与这种敌对势力博斗一百多年，可以说大多数层面都输光了，连六经和中医都没保住，连周公孔子秦皇汉武都没保住，唯有大一统体制和集体主义精神保护得不错，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因，也是吾国吾民起死回生的主要本钱。

今日中国只要不被汉奸势力完全操控，就算是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好险啊!每次重温吾国吾民起死回生的过程，都觉得这是一场险象环生的绝望奔跑，哪一环都可能跌倒，一跌就是万丈深渊。

然而终于没跌倒，然而终于跑到了一个能够摆开马步自卫的地方。

万幸万幸啊!

托尧舜禹汤毛的福啊!

领袖必须具备为国族寻路的本领

《史记•周本纪》云：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尧舜时期，种植业是先进产业，故司马迁塑造圣人时，大讲其农业雄心和特长。

史记就这样把周族祖先后稷塑造为农神(当然并非始于史记)。

农业成为全社会常识之后，就不会这样写圣人了。

论语中孔子反对学生关心种植技术，因为他要学生立志做社会管理者。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则不屑于事农，他的长处是结交豪杰，打天下管理天下。

后世更是如此。

如果毛主席从小跟后稷一样的兴趣爱好，那就没有毛主席了。

无论什么时代，领袖的知识技能等特长，必须是能够为国族生存发展寻找出路的关键性特长。

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群体有一个共识：工业化，坚定不移地工业化。

因为工业化关系到国族的未来。

他们之重视工业化，跟后稷之重视种植业化即农业化，异曲同工，都是务本。

国学教育亦需务本，原典即本，时代需求即本。二本合一，粲然大成也。

附：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这句名言，是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其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意思是说，聪明人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策略，有智慧的人会随着世事变化的情况而制定法则。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出处，是西汉桓宽《盐铁论》的第十二篇《忧边》。

《盐铁论》是中国经济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籍。它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那次著名的“盐铁之会”的会议记录。在那次大会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全国各地招来的贤良文学60余人，就当时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尤其是经济政策，比如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总体来说，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的角度，对汉武帝以来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许多政策进行了抨击;而桑弘羊则代表官府舌战群儒，对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辩护。因为盐铁专营问题最为突出，是会议的首要议题，所以后人就将此次大会称为“盐铁之会”。

讲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盐和铁这两种东西这么重要。先说盐。盐的税收，是大部分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原因很简单，盐这种物品太特殊了。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会需求量大，消费弹性极小，而且成本很低。在封建社会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盐却不可能自给自足，必须从外界获得，只要控制住了生产源头，就可以寓税于价，在百姓尚能接受的范围内提高价格，大量掠夺民间的财富了。铁的情况与盐类似，但重要性要弱于盐，所以有的朝代实行专卖，有的朝代则视为一般商品。盐铁由国家专营，据说始于管仲，但明确实施，则始于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

这场辩论会的三十年后，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帮助，自己又加润饰补充，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该书共60篇，每篇根据其内容各有题目。书中两派人物的观点针锋相对，互相驳诘间，有如两刃相割，时或闪现出思想与智慧的光芒，不时穿插人物的动作与神情，彷佛又将我们带回几千年前那唇枪舌战的辩论现场。全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几乎涉及到了汉武帝一朝的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问题，且要言不烦，对于我们了解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运作都大有裨益。

具体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所出自的《忧边》一篇，讨论的是军费开支是否能够成为盐铁专卖的理由。桑弘羊认为，边境战争需要大量的开支，所以盐铁政策不能少。况且盐铁制度是先帝汉武帝起就实施的政策，难道你们想损害他的圣德吗?而贤良文学的意见则是：回到礼义，人民自然安定，国家自然富裕。现在天下统一，只要我们对匈奴实施仁义，北方落后民族自然心向中央，所以政府不需要盐铁专卖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另外，改变先帝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对先王圣德的损害，所谓“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国家治理好，才是对先王最大的尊重。

这次辩论的结果如何呢?按照桓宽的记载，桑弘羊主动向贤良文学求和解，所以应该是贤良文学赢了。会后，酒类专卖被取消，但盐铁专卖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盐铁大会上的唇枪舌战已经消歇了，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却一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顺应时代，做出调整，谁就能够获得成功;谁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泥古不化，或故步自封，谁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正面的例子我们不需要别举，召开这次“盐铁大会”的汉昭帝与辅政大臣霍光，就是现成的例子。

武帝死后，汉昭帝和霍光必须面对的，就是汉武帝的政治遗产。武帝时代的内外政策，以对外开边征伐为第一原动力。这当然有其不得已与合理之处。但接连用兵四夷，特别是远征匈奴，也逐渐导致了朝廷财政的大量亏空。到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后，已经陷入“财匮，战士颇不得禄”(《史记·平准书》)的尴尬境地。在这种财政紧张的状况下，汉武帝一方面采用桑弘羊的建议，对盐铁酒等物资实行专营，另一方面，又设立许多名目，对百姓尤其是工商阶层横征暴敛。特别是“算缗”，更是接近明目张胆的掠夺。按照“算缗令”的规定，商人要缴纳资产税，每两千钱要缴纳120钱。如果不按照规定缴纳，一经举报，举报人可以得到被举报人一半的家产，其余充公。这一纸“算缗令”，几乎让中产之家全部破产。这种杀鸡取卵的危险措施，严重挫伤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让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外事征伐、内兴聚敛，造成民生不安，违法者众，于是又不得不任用酷吏以镇压。这样，汉武帝死后，留下的是一个表面华丽，内里却千疮百孔的大汉王朝。

霍光作为第一辅政大臣，在权力基本稳定之后，就要纠正汉武帝当年的一些不当行为，但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些守旧大臣并不太赞同。汉昭帝和霍光在权力稳定后召开“盐铁会议”，利用儒生所反映出来的民意为舆论先导，既打压了以桑弘羊为首的一批不愿意改革的守旧派官僚，也为此后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做好了舆论和人心上的铺垫。在这次会议之后，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盐铁的专营，但毕竟废除了酒类专卖，给民间工商业多了一条赚钱的门路。此后更是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将公田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所以也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因为内外措施都处理得当，汉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颓的趋势得以扭转，“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在“文景之治”后，昭帝又和他的继任者宣帝一起开创了“昭宣中兴”，使得西汉王朝又出现了几十年和平兴旺的景象。

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王莽。之所以是王莽，是因为王莽和霍光一样，都是汉室的外戚，面对的都是问题重重的社会局面。但王莽的改制，却不像霍光与汉昭帝那样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以《周礼》为蓝图“托古改制”，在生产力、生产经济状况已经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样的状况下，向着这部儒家经典所描绘的远古理想社会大踏步地倒退。王莽的改制，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食古不化”。他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也要恢复到西周时代的模式。

结果可想而知。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已经被历史淘汰的旧制度，怎么可能解决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呢?由于政策多迂阔不合实情，这就使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时常朝令夕改，这就使官吏不知所云，无所适从。王莽的改制，不仅没有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天下大乱，他自己也被杀身死，枭首示众。

霍光与王莽，两人同是外戚，同是权臣，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巅峰时，手里的牌是差不多的。但一个懂得“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道理，将汉室带到了一个新局面，自己也名垂青史;另一个则食古不化、死守着教条，最终身死国灭，成为千古笑谈。个中道理，值得深思。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6日 11:57 来源：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