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关于电视对外传播的中国话和中国故事的一些想法

关于电视对外传播的中国话和中国故事的一些想法

田辰山

【摘要】中国不是没有话语，是我们自己放弃自己话语，是我们自己边缘化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的话语。问题的实质，是不懂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不懂西方，认识不到用西方概念、话语强加在中国文化和事务上进行的是一种可怕的穿凿附会。中国事务被西方叙述者解构着，不少中国人学习他们，用他们的话语解构自己。全国都需要实行比较中西哲学文化的阐释教育和对中华文化、中国故事、中华叙事话语的再教育。特别是媒体人员要率先努力学习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实现一个思想革命。提高国际传播力不是手段、技术问题，而是本、道问题，要首先懂得真正中国叙事话语的中国故事是“一多不分”的故事。

【关键词】中国叙事故事 一多不分 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解构 再教育 比较哲学

首先表示感谢，谢谢咱们频道给我这个与在座专家交流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我过去经常看央视英语频道，因为学的英语，对英语频道有些特殊情感。80年代出国前是搞英语出版工作的编辑，到美国学习生活近20年，参加新闻记者培训班。后来读本科、硕士、博士，成为政治学、哲学学者，也曾特别做过媒体与政治研究，也讲授这门课。专业上，还特别学习过后结构主义理论，一直从事比较中西哲学研究。

今天想从自己的工作与学术历程角度，就“如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话题，讲讲“电视对外传播要讲中国话和中国故事”的一些想法。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展开，只简单讲讲观点。因为这是个建言性会议，我就直击问题逻辑，可能会显得尖锐一些，希望朋友们理解并找机会有更多探讨。

我的一些想法是：

1)“提升国际传播能力”，须有不可缺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中国政治经济强大到一定程度;二是中国意识愈加清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其实实际上是讲中国话、讲中国故事能力。

2)目前中国经济政治地位，要求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必须提高，适应中国地位，否则会影响经济政治地位巩固，乃至前功尽弃。这也可说，经济政治提升，为传播能力提升，打下实力性条件。

3)当前中国开始朦朦胧胧有了建立话语、讲中国故事意识，但还差很远，还不够清楚，为什么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是与讲中国话、讲中国故事相伴随的。更显得不清楚的，是关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故事”、什么是“中国话语”的问题。表现在：我们一方面是失语，另一方面仍盲目对西方主流话语采取拿来主义。

4)不是用汉语说话就是讲中国话语;也不是用英语说事情，就不是讲中国话语。而是不管用汉语还是用英语，讲的都不是中国自己叙事。也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叙事，而是把自己故事用西方话语讲成糟糕的西方故事。中国事情都是在用西方话语的叙事讲述中，被讲歪，被讲成非中国故事，将成失去中国内心和面孔的糟糕的西方故事。而在另一方面，讲西方故事又是用中国情结和话语来讲，把西方比较离谱的故事讲成漂亮的中国故事。这在中国已风靡很久了，有点陷入死胡同的味道。

5)在比较中西哲学及语言学角度这样说，显得有点重了。可以这样判断：今天谈的传播力问题，其致命之点是，我们几乎是不用中国话语、不讲中国故事的。这是大环境，有点似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节。我们虽然投入不少，努力不小，都为别人制了作嫁衣裳。我们应有的传播效力却提不起来。这是因为你作为中国，讲的不是中国叙事话语和中国故事，是讲了蹩脚西方故事，惹得听众感觉没必要听你讲。因为人们来听、来看的目的，是来听中国话语和中国故事的。讲的不是，还有政府运作印象，加上还有人故意煽点反华风火，制造偏见、生疑，而难以谈得上可信度。

6)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不是技巧，不是什么“一流技术”或艺术手法问题，也不是语音语调地道，而是要有中国思想意识，是对世界、对现实、对问题有中国认识能力。它是认识、思维与说理深度问题。认识、思维与说理深浅是承载于语言、话语和故事之中的。所以，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讲中国叙事话语，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讲中国自己故事，是认识、思维失去了说理能力的问题。

所以，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根子是讲中国叙事话语，是讲地道的中国故事。而讲不出中国叙事话语和中国故事，原因又在于思维和说理能力出了问题。所以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关键在于检查和解决思维说理上如何出的问题，才会豁然意识到究竟什么是中国叙事话语，中国故事究竟是什么，才会开始走上讲中国叙事话语和故事的路。

7)怎么回事中国人竟然会不知道中国叙事话语是什么了?不知道中国故事是什么了?这个问题是出在接受了西方讲述中国的话语。我们在浑然不觉自己讲中国事情是用西方话语讲，已经长期以来是一种追求(现代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性思维和说过话了。我们的教育界、学术界，已完全被西方概念、西方理论框架统治。用比较哲学的一个比喻是，中国思想文化“脚”，用鞋拔子硬塞进西方概念话语的小鞋(用许嘉璐先生的话，是用施特劳斯交响乐伴奏大秧歌)，我们一直这么生活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离自己文化思想渐行渐远了，已经不用自己的话说话了，已经不讲中国故事，而是讲中国的西方故事了。使用汉语尚且如此，何况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用原汁原味西方概念和理论框架，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还强调符合西方习惯，语音语调要地道，讲出的就更不是中国故事。这怎么会具备传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呢?

8)中国不是没有话语，不是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故事，问题是我们自己放弃自己话语，放弃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己边缘化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的话语。就是从开始不用中国叙事说理那个时刻，那个开始用承载西方思维逻辑话语讲述中国事情的时刻。我们热衷于使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使用西方概念和逻辑框架，我们就一天是摒弃中国思想逻辑的，就一天是自己在屏蔽中国故事的。是我们自己屏蔽自己，自己开始看自己不顺眼，自己开始讲自己坏话，自己走上了失去话语，失去自尊的误区。

9)问题的实质，是不懂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不懂西方——是有这么一个起点。认识不到用西方概念、话语强加在中国文化和事务上进行的是一种可怕的穿凿附会，更不用说还把这种行为视为时髦，视为创新，视为进步。我们该是到停止的时候了!

10)穿凿附会的可怕性质是，用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话语进行对整个中华思想传统的解构，人们意识不到它来自的语义环境是一套印欧特有“一多二元”结构的宇宙论、认知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强加在中国传统“一多不分”语义环境，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论、认知论、思维方式、是非取向和汉语结构(要关注有一批人曾搞要整个去掉汉语的学术)。一句话，就是把中国传统讲“人的世界”的，都变为印欧讲“一神”的，把中国讲尊崇自然恰当“关系”的，都变为讲印欧“单子个体”至上的;是一套对中国思想文化、崇尚万物互系相通的全盘解构。

11)中国事务被西方叙述者解构着，不少中国人也学习他们，用他们的话语解构自己，使得自己的意识变为“一多不分”夹杂了或变成“一多二元”，出现一种逻辑紊乱、茫然困惑的状态，却不自觉，却意识不到所谓“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平等”、“民主”等大量流行的娓娓动听政治学、社会学理念，无不是派生于“一神”和“单子个体”的先决前提始因。西方这种情况一直到后现代，才由西方自己的学界喊出振聋发聩的批评。可被染指的中国却沉迷于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不实际的盲目美好想象之中，难以自拔。中国需要扔掉它的话语，扔掉它的故事。不扔掉它，就回不到自己的话语上来，讲不起自己的故事来。

12)全国都要进行比较中西哲学文化的阐释教育，进行对中华文化、中国故事、中华话语的再教育。特别是媒体人员要率先努力学习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在整体上理解中国和印欧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义环境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特质差别。实现一个思想革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思想革命，就是务本，有了这个本，道则油然而生，手段则应有尽有，就有讲述中国的话语，就知道中国故事是什么故事。一切中国话语，都是“一多不分”话语，一切中国故事都是讲中国“一多不分”宇宙论、认知论、思维方式、是非取向的。讲得好的中国故事，都是讲得出清楚的“一多不分”，即可讲得出世界(尤其是印欧)文化背景人们易懂的故事，都是人们爱听的，乐于接受的，也必是产生反响的，提升传播力的。

13)今天讲的，都是从提高国际传播力不是手段、技术问题，不是术、器问题，而是本、道问题方面说的。技术、手段问题有很多细节，是大有可说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都须是围绕如何有讲出好的中国叙事话语的中国故事——“一多不分”话语，“一多不分”的故事。

(北京海淀2026年7月12日整理)

作者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 本文系作者在2016年一次参加电视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研讨会”的发言，因仍有现实意义，特加以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