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通晓中西，把握命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三、四、五）

通晓中西，把握命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纪念辜鸿铭，学习辜鸿铭之三：正确解释“改革”的题目

田辰山

【摘要】快到辜鸿铭老先生诞辰169周年的时候了。他对全中华民族走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辜老先生通晓中西，把握中华命运的先知卓见，对今天仍至少有五点鲜明深刻的启示：一、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蒙昧，其标志恰恰在于对辜先生的误解、偏见、不屑一顾与嘲讽;二、辜鸿铭的洞见先知，将自己的同胞远远甩在后面;三、对中华文化自觉，非有辜先生的贯通中西文明的彻悟不可，四、中西文明的贯通，必须是真正的，一百个胡适也比不上一个辜鸿铭;五、中国今天仍需培养贯通中西人才大战略。

【关键词】学贯中西 搞懂西方 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体西用

三、促进文化自觉，贯通中西是必由之路

什么是中华文化自觉的标志?它是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就是像辜鸿铭那样能够总结出“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就是那种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结合起来的智慧，就是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就是中国人格和文明所特有的精深、博大、淳朴和优雅。辜鸿铭先生是作为一个学贯中西，完成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又回过头来识得庐山真面目的文学家、哲学家的总结。

辜先生的总结印证了我们今天做比较中西哲学阐释所看到的东西;也可以说，将辜先生总结出来的中华文明特征与中华哲学传统的世界观、思考方式和是非观念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华人格和文明所特有的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相结合的智慧、灵魂和励志的绝妙组合、真正中国人的精神--博大、淳朴和优雅，都源自于中国人独特的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看成是互系不分的那种天地宇宙认识，源自于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的没有绝对主义和二元分裂主义的思考方式;源自于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互系不分联系的珍重和维护的价值观。

这种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世界观、思考方式和是非观念，恰恰是与西方主流传统的绝对主义、二元分裂主义宇宙观、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比照之下得出的。没有对双方都达到在总体上穿透性的理解和在此基础上可进行的比照能力--也可以说，不走出庐山，达到贯通中西--中华文化本身的自觉是产生不出来的。

当中华民族整体上缺失辜鸿铭总结的中华人格和文明特征上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时，会导致什么状况呢?就是辜先生所说的“认错题目”。“认错题目”是怎么发生的?辜鸿铭说：“生活在革命和‘开放’的时代--比如当今生活在中国和欧洲的人们--当文明与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新的现实，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没他们、吞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是“认错”了什么“题目”呢?那就是对突然面临的新鲜事，没有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

而此时，辜先生用学贯中西的灵感所意识到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其最大意义“在于引导民众的勤劳力量在物质方面趋向一个高尚目的而不至于无所归依”。他解释说：“中国社会如果想实现健康、正常的运转，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乐;其次，还必须依靠中国儒生的知识能力去教化民众，管理并正确使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知识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高贵品格来指导民众，将他们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目的之上。”而这一题目的最根本之义，还在于“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洲观念”。

按照这一题目做事，中华民族本不需要自悲自残，中国社会本不需要动乱。辜先生说：“上下国能认清题目，凡办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而现实的局面是怎样的呢?辜鸿铭痛心地说：“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日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人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

最大的“认错题目”该是步西方经济主义之后尘;辜鸿铭的说法是“祈求、召唤现代欧洲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之可怖巨兽来援助中华民族”。辜鸿铭批评道：“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士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国无实业为急务。”他以为经济第一带来官商之患：“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经济作为现代欧洲理念原为何意?争夺也。中国人应当熟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他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与市民的二分叉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问题。所以对中国人应很好理解，在这里辜先生说：“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

辜鸿铭一次到上海见盛杏荪，盛听说辜将《中庸》译为英文，书已刊成，于是索要并说：“《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辜先生则问：“《中庸》一部要旨，您以为当在何句?”盛反问：“君意云何?”辜先生说：“贱货贵德。”

辜鸿铭曾引用阳虎“为富不仁”之言，以批评清末流行之步西方经济主义后尘思想：“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辜鸿铭深刻指出其必然逻辑：“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还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

辜鸿铭尖锐言道：“当朝廷在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时，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在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鉴于目前的中国局势，真正让人觉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于，当整个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时，在整个帝国内竟然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辜先生这里所言之意，实在是讲学贯中西对文化自觉生成的极其重要。

为什么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人“认错题目”?辜鸿铭入木三分地回答：“由于他们的智识修养肤浅，不够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只是虚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们对于新现实，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只能做出虚假的总体说来错误的说明。当他们发现自己错误的解释和说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改变主意去搞折衷调和：以一种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来自行拯救。”其实，这些话是针对张之洞所说，然而就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什么叫“认清题目”?辜先生主张，就是正确地解释和说明什么是改革，它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进一步解释。也可以用当今的话说，是说明传统哲学思想的精义。

辜先生深刻地指出：“我将以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作为对孔子教法的进一步解释。那些受外国报纸肯定的进步官员，他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甚至想去欧美，试图从彼岸寻找一些中国应采取什么改革的良药。但是非常不幸，不是这些进步官员推动的改革，而是改革如何被推行将拯救中国。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组织这些进步官员到欧美去研究宪法，也没法迫使他们呆在家里好好研究一下孔子。在中国，要防止目前的改革运动导致混乱、灾难与痛苦，就必须让当下这些官员真正领会孔子的教法，并且注意如何取代这种改革的东西。”

中国之所以自清末起开始“认错题目”，其根本原因是，就中华民族整体来说没有完成基于贯通中西而对西方应有的必要认识过程，盲目地缺失了中华文化的自我、自信，堕入自卑、自悲、自残、内乱。它从反面验证了辜鸿铭的道路：促进中华文化自觉，贯通中西是必由之路。

清末至今中国表现的对西化道路有时甚至很强烈的诉求，标志着中国没有形成贯通中西的总体意识。恰是在贯通中西意识上，辜鸿铭所谈的是最难辨出明白的问题，而“问题中最核心也是最难辨出个明白的部分”。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在西方属于常识、下意识的东西，在中国却毫无意识;反之也如此。

辜鸿铭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正如当年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潮和理论时束手无策一样”;“中国文人学士之所以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此种认识。现代欧洲文明无论利弊如何，其伟大的价值与力量--说到这里，我希望能与那些认为我排外的外国朋友言归于好--就在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欧洲人民已经有力地抓住了这种开放观念，并且这种伟大的开放观念已经传到中国。”

但是，开放的意义不是简单否定自己，而是中西贯通，也即辜先生说的“要想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中国文人学士需要开放(expansion);”“这里的所谓‘开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后来被归纳成体系的称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论汇编，行为规范与信条，并不是绝对真实的宗教，正如中国的文明或欧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文明一样。”

不过人们今天需要认识到的，是“那种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经令人惊奇地让步了;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地拒绝一切，一味地抱住陈规陋俗不放……而是他们太过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

——纪念辜鸿铭，学习辜鸿铭之四：还辜鸿铭以公正

四、历史应还辜鸿铭以公正

本人迄今悟出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近代以来自清末直至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凡中华民族之成功，都与中华文明传统之继承与沉淀密切相连;凡是中国乱象丛生、意识彷徨困惑、社会一盘散沙、动乱与外患危机四伏，皆是由缺乏通晓中西而乱道之儒飞扬跋扈所导致。所以，中国若想在国际政治乱云飞渡之间胸有成竹、从容淡定，非有贯通中西之宏大视野，洞悉西方之事理逻辑不可。如果说辜鸿铭给了我们什么启示?有理由说：中西贯通，唯此为大!

其实想起辜先生，立即在我们头脑中浮现的是另外一个所谓通中西的、无人不知不晓的人物--胡适。本人也曾为《人民论坛网》写过一篇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的文章。如果说辜鸿铭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榜样，胡适该恰恰是缺乏学贯中西之典型。

胡适的名字恰与辜鸿铭先生批评的“全盘西化”连在一起。胡适自1910年8月19岁时从上海赴美国读书开始，断断续续地出于各种原因，其72年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30年在美国度过。但是胡适先生提倡“全盘西化”的偏颇性、激进性，反映的是对西方文明的事理逻辑全体的失察，是对整个西方文化理解的错位。令人好笑的是，胡适身为杜威的弟子，却因为对西方文明总“体”失察，而把他老师的实验主义更多地当成自由主义，表现了对自己老师杜威的不了解。

杜威不是鼓吹个人主义自由的，而是在两点上针对西方思想传统的“体”作了根本性理论转折。第一，他挑战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二元论和超越绝对论;第二，他批评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民主话语结构，提出了具有自己新意的民主概想。这两点使得杜威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的沟通对话，成为可能。而胡适提倡“全盘西化”，明显走的是一条与杜威相反的道路。如果胡适这样的学者也可计入“学贯中西”之列，那么可以说，一百个胡适也顶不了一个辜鸿铭。

在很大意义上，辜先生时代的争论仍然是今天的争论，造成辜先生时代动乱的也仍然是今天在发生动乱的隐患，一切似乎都尚在继续…。但是今天常常让人们淡去的记忆，是辜鸿铭先生风趣说：“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他所期盼的“别拟良方”不是别的，而是一场为人民而不是为群氓的革命。

为群氓，就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为代表的欧洲物质实利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可怕悲剧，就是大家都像“疯子一样行动起来”，去打碎自己的中华文明，如同“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毁房子，而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劣质的纸板房屋。”

为人民的革命是则另外一回事。辜先生说：“在中国，每一次导致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始终都存在两个条件。其一，革命为人民(people)发动，而不像现在这场革命那样为群氓发动。孟子说：‘得乎邱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显而易见，在目前的这场骚乱中，普通国民(邱民)始终没有参加革命，而且公开反对革命。另一个条件是，那个成功地变作最高统治者的人，必须具备能激发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质。”

在现代中国发生的，辜先生所期盼的“别拟良方”就是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良方挽救了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推行的社会主义推迟了中华文明被西方扫除净尽的灾难。其内在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为可称“道”东西，是对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克制学说。它在思想文化结构上是与中国文明契合的。也即，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最根本的是非有君子之道不可。

辜鸿铭先生说：“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观点：一、剥夺剥夺者，让社会回归自然状态;二、人是社会性的，取消为个人利益的竞争;三、改造主观世界，不要做异化的人。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些理念上与中国文明内在结构联系，使中国躲过全民族都被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引向的精神错乱，逃过了一场全民族像一个疯子一样以钱财为马首是瞻的劫难，中国既实现人民物质生活改善，又创建天下为公的人民和谐新社会，开辟一条不同于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道路。

本人感到，辜鸿铭十分像是具有孔子的命运，在他活着的时候，甚至在他死后的很多年中，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而是被当成怪人。孔子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被人们所了解。今天，只要我们具备通晓中西的能力，是不难理解，辜鸿铭所倡导的真正是世界的。一个对中西方具有贯通能力的人必定是一个与全中华民族抗争的人。

正如辜先生说：“今日中国那些沉默的、真正高贵的人--少数正与全民族抗争的人--虽然忍受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羞辱，但却应当赢得人们的尊敬，因为在反对这场下流无耻的诽谤运硝时，他们没有用有损尊严的一字一句进行过反击和报复。”辜鸿铭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是因为贯通中西就会有犀利的眼光、就会对中华文明充满自信，就会对中西将来会有大道之行而信心百倍。正像辜鸿铭以学贯中西的灵感观察得出的，在中西贯通视野中的中西政治，在欧洲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道德)。政治在西方仅仅是手段，而非道德可言;而在中国，没有道德就没有政治的地位。

欧洲无论在古代和现代都未曾达到过中国治理社会所达到的成功。辜鸿铭详尽地解释中国儒学的“好公民宗教”理念，认为在贯通中西视角下，它才是新文明的秘密。这也被今天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到中国两千多年前传统的孔子、老子那里去汲取后现代思想的营养的现象所印证。

具备通晓中西之能力看问题的犀利所在，正像辜鸿铭的眼光在主流蒙昧之时就看到“立宪之治”的实质。他说：“若今日各省代表之所请者，乃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盖真国会之命意，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命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而国已不国，尚何权利之有哉?噫!”

辜先生解释说，如怀为民之志，无国会亦有国会;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也。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

对西方蒙昧，无中西贯通之视野，造成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缺少“博爱”理念的说法传遍天下，似乎中西之对立确有此事。但此说一经放于辜鸿铭中西贯通之视野，先生立即将大家点拨至醒：

“自由、平等和最深刻意义上的‘开放’--博爱，这就是基督教的内涵。或如中国人所说：一视同仁。因为心中拥有‘博爱’一词，法国人德穆兰在临上断头台之前仍诙谐地将自己比作‘优秀的长套裤汉’耶稣。向康格夫人和其他公使夫人们说‘中外一家，天下一家’的中国皇太后陛下，也是要告诉她们基督教的真实含义--那种最深刻意义上的‘开放’，康格夫人及其丈夫知之甚少。正因为皇太后的呼吁于事无补，成为徒劳，中国的优秀长套裤汉‘义和团民’才不得不奋而起事，同他们的法国兄弟在1789年所做的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淋淋的呼吁--呼吁应当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应当将其视为人类家族中亲如一家的兄弟。”

辜先生在这里说得多么深刻又生动!而恐怕不具通晓中西的人至今也不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吧?中国迄今已被“自由”的字眼忽悠得几近剿杀了自己历来的智慧;多少人变得自甘堕落，随着追求“自由”走到醉迷于属于个人的“物质实利”!而辜鸿铭学贯中西的灵感却在呼唤“道就是自由”。

他说：“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中国人要说某个国家里没有自由的时候，他们便说‘国无道’。这里表示‘自由’的‘道’字，字面意思是指‘道路’，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定义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率性之谓道’。那个表示我们本性法则的‘性’字(字面意思指本性)，被定义为上天的命令或意志--‘天命之谓性’。因此，表示‘自由’的那个汉字，是指自由地去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

而上天的意志，在儒家是民意，在马克思主义是心怀人民之志。这与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的“个人利益”是无法混淆的。

现代的欧洲教育生产错误认识，它正是从物质实利主义出发对生活重要问题的扭曲;即将人知相让教之无，人不知相让教之有。难能可贵之处是辜鸿铭尖锐指出外国基督教传教士们在中国所做事业在学理逻辑和实际做法上的愚蠢和无理。辜先生说：“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奋力开拓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甚至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耐心浏览完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不可及的小册子，就很容易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无法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得起外国人。”

外国传教士根本不晓得中国之所谓教育之为何。在辜先生看来，“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在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之以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伴之以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外国人充满憎恶了。”哪怕是今天，多少人理解这种来自受中国教育人们的憎恶是因为自己文化受到的祸害呢?

辜鸿铭告诉我们：“这不是一般的憎恶，而是只有看到他们奉之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整个民族国家同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可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恶。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西方人的根源。”因为他们明白，传教的祸害在于葬送中国智识;“无论新教的传教士们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多少纯科学的信息，他们同时也引狼入室，带来了一大祸害，这一祸害最终将葬送启蒙中国民众智识的全部希望。”

这份憎恶来自保护心中最热爱那份东西的感情。在这里，辜先生心目中的是义和团的青年：“义和团的小伙子们表现出的狂热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这种‘狂热’，正如我前面所说，是一种依凭无限、超常的勇气而激发出的冲动，它驱使中国人奋不顾身地保卫他们心中最热爱、最崇敬的东西。”

当然，这种感情在那些兜售“进步”“文明”狗皮膏药的人那里找不到，在一些身居中国政府高位、却受洋人操纵的官老爷那里找不到，在那些自命为“新党”、受西方人偏爱和支持、西方文明的追随者那里找不到。

中国一进入近现代，随着日益严重的外患、央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影响，便与“统治危机”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在“统治危机”中挣扎，越是想摆脱这个泥潭，越是不能拔脚。什么原因?辜鸿铭的贯通中西的穿透力直指问题的核心：“统治危机是制造出来的”。

辜鸿铭说，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无治’状态，其原因不难找到--为了应付洋老爷们到来所引发的统治危机，也即为了满足列强的侵略野心，整个清帝国被打压。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到不可救药的混乱与无序中去。在这种状况下辜鸿铭先生指出的一种愚蠢之风，似乎在今天也让人觉得很熟悉。他说：“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粘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洲浪者。”

先生评论说：“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专访，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弄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

现今恐怕能与“统治危机”相联系的莫过于“整治腐败”，流行之说总是将腐败与“民主政治”置于对立而言。似乎“民主政治”是永远不腐败的。人们很少想，是按照西方的“民主”搞多了，腐败才越反越腐的。事实上，关键的问题不是腐败，而是离中华文化渐行渐远而已。

这正是辜鸿铭对士大夫无耻而感叹的：“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邪?”此种言不及义且广受捧吹的蛊惑“民主政治”雷言，总以“犹治标非治本”为特征，不是成为深受央格鲁-撒克逊观念影响社会政治的一大“风景”?

像辜鸿铭一样，一个人如果是真正中西贯通的，那么他一定是对中华文明自觉、自信的。辜先生这样介绍自己：“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人，他自幼学在西洋，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欧洲列国学习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成年后他又花了二十年时间去研究祖国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传统。”

他要从中西贯通出发，以中西文化对照方法，让人们搞懂中华文明，也让人们懂得西方现代文明。他说：“正是借助于这种常识，我才得以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辩护。”我们还听到他坦诚自白：“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特别是他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名句“我爱柏拉图，但更爱真理”透露着他的自觉、自信和庄严。

辜鸿铭在那篇叙述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尾声部分称张之洞是他的老头领。[3]是在张之洞的领导下他曾为中国的文明事业而战。辜先生称赞张之洞是在反对现代欧洲文明势力的过程中最优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张之洞去世之前，辜先生在北京见到他时，张之洞告诉辜他彻底绝望了。

辜先生说：“我尽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证最后胜利仍属于我们……”“我恐怕是我们的队伍中惟一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那反对进步和新学之现代欧洲观念的中国文明事业最终必将胜利的人。”

辜鸿铭先生在近一百余年前说的话，一点也不过时，还是恰逢其时。任何想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想为这个世界做事情的人，你是不能不看辜鸿铭对中西方的分析的。中国无论如何需要理解当今这个世界，如果接受这一点，辜鸿铭的著作就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课本。在认清中西方的问题上，在中国文化会对西方和世界具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上，中国至今没有超过辜鸿铭的人。

是辜先生悟出扬长避短：何所长，何所短?“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他指出了西方恶性循环的道路，用传统的中国智慧，今天所说的辩证法，道出事情走到极端，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辜鸿铭是真正智慧中国人的楷模，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先生在中国人心中尚未获得他本应获得的尊重。正确评价与对待辜鸿铭，是考验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走出去是否已经成熟的标志。他不是怪，而是独具慧眼;是世界皆醉我独醒。重温历史对辜鸿铭的偏见，让我们提高对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自强。使中华文明走完认识西方过程的、挽救中华文明的人决不可能是庸人，不可能是李鸿章那样的人，而恰是辜鸿铭这样的人。

中国人要了解辜鸿铭先生，要研究他，把他对中西方的体悟，变成中国人整体性上的体悟;后世的人通过它能够理解他，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这样，中华民族就能因此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真正的中国人都应当向辜鸿铭学习。党和国家要鼓励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像辜鸿铭名那样学贯中西，走出庐山，重新审视、珍惜中国思想传统，在与西方对照的视野中，在中华文化的深邃与精美之中实现自觉，萌发自信，励志自强。让我们都成为100年后这支队伍的成员，为中国的文明事业而战!

——纪念辜鸿铭，学习辜鸿铭之五：培养中西贯通人才战略

五、要有真贯通中西的见识

辜鸿铭通晓中西，自幼学在西方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自己说，“余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因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夫西洋近百年来风气盛开，讲智术，精造器，惟生齿日繁，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诸国因亦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这几句话是辜先生学贯中西的高度概括;“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是为通西洋之条件，“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是他对西洋所获之通。

中国需要有一些辜鸿铭类型的游学西洋、识其沿革，之后反观中国、通晓中西之人，非此类型不能真正贯通中西。然而又不可能人人皆此类型，且即使游过西洋之人也未必真有见识，因此学贯中西不仅取决于游学经历，更取决于个人思智。中华民族在整体意识上完成认识西方过程，有赖于既有经历亦有思智之人--有经历之人加之思智，有思智之人加之经历。就辜先生而言，我们如对中西无贯通，则无法理解他，若对他不理解，亦无法通中西。

对西方真通，是具强穿透力的认识;穿透力就是可以将支离破碎的信息和知识都可以有机地整体地合理地贯穿起来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对突然面临的新现实，作正确的解释和说明，依靠这样的解释和说明，新的现实就不会吞没历来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这样，就不是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而是有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

而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无论对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绝大部分中国或者外国的学者都是把整体分割，毫无计划与程序地进行研究，在认识其价值和意义方面，鲜有真正行家。辜鸿铭批评说，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的统治阶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面对现代欧洲各国那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文明的应战能力不足，无效无用。

这样一个结论是错误的。为什么?辜先生指出：“很明显，对一个民族的礼仪与风俗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该民族的道德原则知识之上。此外，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对它们哲学原则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这样才叫做贯通、真通。否则如辜先生不耻，只是假洋鬼子的逻辑，混一个外表像;贯通或真通，就是让欧美人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好不逊色他们的文明时，他们对我们的有所尊重。

也可以说，贯通就是明理，就是能深刻理解“孔子之教行于数千年”，为什么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真通还是肤浅?这是一个考验的题目，通者必能回答，肤浅者必然困惑。今天，在比较哲学阐释意义上的真正通晓中西是懂得二者思想传统的结构差异，也即：不可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镜去看对方文明，而是要通过各自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是非观或价值观看待各自的文明，也是让各自的文化叙述自己。

这样就可以穿透性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是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的绝对主义和二元主义，而中国是万物互相不分、无超绝、无二元主义“通变”或“道”。如果简洁地说，西方主体知识是围绕不变的本质，中国人是在思智上注重变化着的“关系”。

对中西不是真正的贯通而是肤浅地想当然理解，它是一种什么情形呢?辜鸿铭例举道“近日中国派五大臣出洋考究宪政...今中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他指出：“余谓今日慕欧，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辜先生所见之比比皆是的生吞活剥地效法西方，恰如西人成衣惯言“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他说“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剪之成衣又何以异与”，我们似乎可见他那痛心疾首之状。

关于教育，辜鸿铭以为“今日应患无真读书人耳”;他说：“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辜鸿铭认为，教育是关键，而没有朝纲就无从而谈教育。他说：“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

本人甚是有感于辜先生“烂报纸”之讲法，以为切中时弊不可谓不深。他痛斥：“余以为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烂报纸之主笔也。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土横议，孟子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又谓：“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隐于禽兽。”

一个很值得人们注意的辜鸿铭观点是，他把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影响的中国约翰们称为“精神错乱”，因为这些人亟不可待想实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影响的中国新文化喧嚷的是宪政。“精神错乱”明显是对本为中国头脑却在对西方肤浅认识基础上极力鼓吹英国观念的违反逻辑现象的比喻。

这个说法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名气颇大的美国政治学理论家亨廷顿那里得到了印证。亨廷顿的表述是，一些国家“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却就自己社会该属于那个文明莫衷一是。它们是精神分裂国家”。这里指的是发生在非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或文明分裂。也就是说，辜鸿铭认为，对西方文明的肤浅认识导致中国社会的精神错乱现象。

他严厉地抨击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既得利益者：“那些暴发的买办阶层和一部分卑劣无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侩智慧而缺乏高贵品格的人--主要是这些人，他们渴望享受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所带来的肉欲的满足，因而成天叫嚣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辜鸿铭发自肺腑犀利地告诫：“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

在辜鸿铭看来，对中西无真通而只是肤浅想当然地理解是一种亡人家国之状：“特以上下皆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乾没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思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国也。”辜先生感慨地说：“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辜鸿铭对中国自咸丰同治而来源自对中西之肤浅理解而导致之恶性循环治理有一生动概括：“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

而真正的“贯通”，恰是辜鸿铭先生这样，是一个贯通中西的人如何身处和看待中西方在当时的那种冲突，是如何面对一个失去民族自觉而酿成的悲剧状况。他首先看到的是中西的非对立性。中西虽有差异，但差异本身不构成对立，而是人们错误地将差异作为对立对待，去人为地搞对立。

在这点上，他的名言是：“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勖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其实在对待中西文明认识问题上有学理与态度两个范畴;也即将学理搞清楚与对实际采取什么态度是两回事情。人们往往由于态度问题而将学理想当然为符合自己态度的那样。

强调差别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通过找到差别而解决和谐的办法和技巧;另一种是通过差别而鼓吹二元对立，符合自己政治上征服对方的态度。而强调融合的态度又往往不情愿谈在学理意义上的差别，对学理差别毫无兴趣或麻木不仁。将态度作为学理或曰将学理混同为态度是很多人在对中西文明认识上的特点。

辜鸿铭既看到中西一道，也即没有多元。也看到差别，但差别不是二元。他说的很简洁、干脆：“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这二端，其实亦是理、势或道、器之分;也是大人道与小人道之别。舍理而言势，必入小人之道;辜先生道：“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他又言：“道者，理智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

因此，明理之全体为大人道。辜先生重视将小人之学区别于大人之学。他说：“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以一技一艺明也。”

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而辜先生所痛心的恰恰是在欧美观念影响下中国向重器不尚道的转向。只有看懂中西方无有二道，只有二端，才能穿透性地通晓二者。它是理势之道，“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也即，无论中西方，都是理势之差，权术之别。只有这样，才能不肤浅，才能真正贯通中西。

六、中国亟需贯通中西人才战略

中国亟需尽快完成全民族对西方文明充分认识的过程。中国亟需尽快培养全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自强意识。中国亟需尽快培养全民族的将中华文明讲述给别人的能力，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让世界对中华文明充满理解与尊重。辜鸿铭告诫我们，中国人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只愿意肯定外在的物质力量，这种源自对于近代科学的无限迷信的愚昧无知只能使中国陷入道德沦丧的混乱局面;也即：危险不是什么是是非，而是在于不相信有是非：非道德化逻辑。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人类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命运和前途。用辜先生的话说：“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可以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紧紧地与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开的。这一伟大使命是中华民族责无旁贷、无法回避的，只有勇于承当这一种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所以，承当这个伟大使命所应具有的中西贯通人才战略，才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要首先考虑培养300至500名杰出的学贯中西人才，在五十年内陆续输入到中国领导力量和智库力量行列当中，让中国的命运掌握在具有大学问、大智慧、天下为公、娴熟战略艺术的人手里。他们是理论与实践的行家，来自百姓、为了百姓。一定要从普通百姓人家子弟中选拔人品好、贤能的优秀苗子，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因材施教地安排他们走一条辜鸿铭式的“走出庐山、又回过头来识得庐山真面目”的道路。

他们首先在中华文化的“庐山”里深受熏陶，然后深入到西方文明内部，在西洋“庐山”里边去认识它、将它搞懂;这样让他们具有在已然认识西洋“庐山”的基础上，进行中西对照的能力，达到一个全面深邃认识世界的高境界，找到中华文明的“自我”。

让他们在这样的精神高度，走上各项事业的领导岗位，把中国的文明事业搞好，为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世界、为人类作出贡献。中华民族历来有融和世界各民族的伟大胸怀，一定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创立人类新文明的中流砥柱。这才是对辜鸿铭先生最好的纪念，最好的慰藉。

(北京海淀2026年7月7日整理)

作者 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 本文系作者2012年8月10发表于《人民论坛网》的一篇题为“辜鸿铭中华文化走出去第一人——纪念辜鸿铭诞辰155周年”的文章。因为辜鸿铭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现重新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