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通晓中西，把握命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纪念辜鸿铭之一之二）

通晓中西，把握命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纪念辜鸿铭，学习辜鸿铭之一：历史的错待

田辰山

【摘要】快到辜鸿铭老先生诞辰169周年的时候了。他对全中华民族走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辜老先生通晓中西，把握中华命运的先知卓见，对今天仍至少有五点鲜明深刻的启示：一、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蒙昧，其标志恰恰在于对辜先生的误解、偏见、不屑一顾与嘲讽;二、辜鸿铭的洞见先知，将自己的同胞远远甩在后面;三、对中华文化自觉，非有辜先生的贯通中西文明的彻悟不可，四、中西文明的贯通，必须是真正的，一百个胡适也比不上一个辜鸿铭;五、中国今天仍需培养贯通中西人才大战略。

【关键词】学贯中西 搞懂西方 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体西用

如果辜鸿铭先生活着，7月18日就是他169岁的生日。辜老先生进入我们脑际，原因是要谈今天日显突出重要的中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话题，如果不提起他，不能说是在该在的路上。辜鸿铭先生才是呐喊文化自强并真正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第一人。

笔者以为，中国有一个将西方文明搞懂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全民族的;也即，有些个人首先完成这个过程，等众多人完成了它，在中国形成了主流意识，便是全民族完成了这个过程。现在情况是，有众多个人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完成或正在完成这个过程。辜鸿铭当然是完成此过程之第一人，然后有其他个人。

但对全民族来说，这个过程尚未完成，尚处于蒙昧阶段。许多人物仍处在一百多年前的认识阶段，全中华民族仍继续在这条路上走。正是这个原因，辜鸿铭先生作为第一人，才对我们全民族走完这一过程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很明显，在很大意义上，辜先生时代的争论仍然是今天的争论，造成辜先生时代动乱的也仍然是今天在发生动乱的原因，一切都在继续……

辜老先生通晓中西，把握中华命运的先知卓见，对今天仍至少有五点鲜明深刻的启示：：一、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蒙昧，其标志恰恰在于对辜先生的误解、偏见、不屑一顾与嘲讽;二、辜鸿铭的洞见先知，将自己的同胞远远甩在后面;三、对中华文化自觉，非有辜先生的贯通中西文明的彻悟不可，四、中西文明的贯通必须是真正的，一百个胡适也比不上一个辜鸿铭;五、中国今天应有培养贯通中西人才的大战略。

一、旷世奇才，学贯中西第一人，令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第一人

近现代中国给了辜鸿铭先生一个很丢人现眼的话语定式，将他描述为一个怪癖人，突出他多么与正常人异样，造成人们在心理上会小心他，与他保持疏远和隔阂;是这样的预设叙述，让历史的偏见强加于他，强加一个不恰当的、蹩脚的历史角色。这个叙述，实际上是演义了一场近乎白痴自残的历史悲剧。

如果将辜先生时代身居中西方有识之士对他的赞誉、钦佩、敬畏对照起来看，这场辜先生在自己祖国遭到偏见的悲哀则更加惨烈。

他是能与俄国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以书信讨论世界文化和政治的人，他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因翻译四书中之三部，辜先生曾与泰戈尔同在1913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所著《尊王篇》、《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牛津运动》、《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等书目、文章，有的被列为北大哲学系必读篇目。辜先生以“19世纪中国最著名大哲学家”的名声，享誉欧洲、日本。

十几岁时，他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背诵方法迅速掌握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用优异成绩被著名爱丁堡大学录取，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之后，辜先生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声名显赫;他的著作成为学校指定的必读书籍。辜先生在欧洲留学14年，掌握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许多西方人士对这样的成就感慨不已。德国著名教授纳尔逊对辜鸿铭的学识赞叹道：“……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消化吸收;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爱默生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通晓《圣经》就像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徒……”。

然而就是如此这般一个通晓西方思想的人，是怎么也不会意料回归祖国之后，将被当成封建落后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看待。追其起因，就在于他记着义父语重心长的教导：“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1]

更可归因的，还在于年轻辜鸿铭所见证的19世纪中叶欧洲正从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拜金主义风泛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掠夺钱财，奴役他人，成为人的梦想;其时欧洲的志士仁人也致力于寻找可抵御社会败坏的精神武器;他们关注到沉睡的东方中国。

是这样一个中西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是在导师--英国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的影响下，也是听从了父亲说得明明白白的“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嘱，使得人到中年、通晓欧洲文明的辜鸿铭回到祖国的文化之中，并从此进而变成学贯中西第一人，捍卫东方文化第一人。

欧洲上空19世纪末盛刮“黄祸论”之风。德皇威廉二世画了一幅《黄祸图》送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危言耸听地说中国代表的黄种人将是欧洲之威胁，欧洲白人需联合对付黄种人。针对西方弥漫的此种反华论调，辜鸿铭发表英文《文明与混乱》一文，从理论上指出“黄祸论”的无稽之谈，同时揭露西方的霸道政治;辜鸿铭为驳斥“黄祸论”第一人。

又于1891年，值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及希腊亲王一行游历中国到武昌，辜鸿铭随张之洞招待迎接。宴会上，尼古拉与希腊亲王用俄、法和希腊语以窃窃私语诋毁中国文化及张之洞，未料竟为辜鸿铭听懂且当场戳穿，使所有外国人大吃一惊。尼古拉事后好久仍心有余悸，感叹“各国无此异才”。临别时，他竟送辜鸿铭一只刻有皇冠的怀表以示崇敬和歉意。

值中西文明冲突，文人雅士蜂拥群起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吸收西方文明之际，辜鸿铭的贯通中西灵感，能以西方文明对照而阐明中华文明之视角，义无反顾站起来护卫中华文化。他发奋著述，用西方语言倡明东方精神，捍卫中华文化。1883年他发表题为“中国学”英文文章，成为第一次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人。19至20世纪交替之数年间，他史无前例地做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先后将《论语》、《中庸》、《大学》译为英语，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1901至1905年间，他以发表《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他1909年出版的英文《中国的牛津运动》一书，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此书列为必读参考书。

他1915年的英文著述《中国人的精神》，一出版即引起轰动，之后被译成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此类出版在德国一度掀起“辜鸿铭热”，有高校和学术机构则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在欧洲几乎变得家喻户晓。西方人曾流传的“到中国不可不看辜鸿铭”就是由此而来。不仅如此，不少英文报刊如《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都是辜鸿铭当时评论西方问题，阐扬“周孔之道”经常发表英文文章的地方。西方人读过他的文章之后既惊讶又非常佩服。

人们像对待一位东方圣哲那样，要了解辜鸿铭的思想和学说，他的此类文章著述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也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1925年日本大东文化协会在日本刊行了的《辜鸿铭讲演集》。日本人萨摩雄次于1941年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

不过，尽管他的思想和文笔获得极大成功，轰动整个欧洲，影响了日本，也因此成了一个不被自己同胞理解、备受争议的怪人，被贬称为顽固守旧的卫道士。辜先生自己也称：我因毁誉留人间!这是寂静无助，却又倔强刚毅的呐喊，是呕心的疾呼、泣血的辩解、含泪的告白。这正是处在屈辱和苍夷大历史背景下的真正达到贯通中西的中华文化英雄的无奈、执着和勇猛的写照。辜先生胸怀的一腔贯通中西的灵感热血，为大多对西方处于蒙昧无知的人们无从理解、甚至误解为是用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文化，不能不是历史所酿就之悲哀。

辜鸿铭是真正学贯中西的，这个灵感就表达在他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认知不是笼统的，而是区别的和有确切地针对的。例如，辜先生归国之后曾听到这样一件事：一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针对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歧视、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1]

辜鸿铭作为中华文化英雄形象的勇猛，淋漓地表现在他针对八国联军侵华事变用英文写就《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等文章上。他向世界广泛发放，求得世界舆论支持。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他则大声疾呼：我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这是蕴含着多么深刻文化意义的抗争啊。

鲜有人知，北京沦陷，八国列强最初所定议和条件竟包括“惩办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亲赴德国向德皇赔罪;赔款白银9亿万两”等。而除有关慈禧与皇帝款项外，李鸿章是准备悉数答应的。为此，辜鸿铭愤慨不已，当面指责李鸿章“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同时，辜鸿铭亲自与联军统帅交涉，作英文《尊王篇》，导致《清史稿》记载：“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意。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辜先生的“同胞们”以“尤其喜欢中国姑娘的小脚”之言诋毁他作为文化英雄的整体形象，而他英雄的勇猛却得到真正西方人与真正中国人的尊重。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在1902年从美国“肯塔基”旗舰致辜鸿铭的信说：“我亲爱的先生：承蒙您厚爱，赠送此书与我，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谢意。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了您所写的每一个字，我相信我受益良多最后，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人一边。”

曾于1917年赴美学习西洋文学的吴宓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之言赞誉辜鸿铭。他对辜鸿铭评价是：“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吴宓同时还对讥讽辜鸿铭的现象作出描绘：“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顾国人之于辜氏乃不重视，只知其行事怪僻、思想奇特，再则服其英、德、法等国文字之精通而已。”

历史应该还给辜鸿铭一个应得应分的恰当地位;他地位的不恰当，恰恰是中国自身之悲哀。这悲哀在于历史不站在对辜先生的高度评价一边。比如，杰出的共产党人先驱李大钊也曾对辜先生如此评价：“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对辜鸿铭的思想政见倾心佩服者还包括罗振玉。他说：“天之生君，将以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其否泰通塞固不仅系于一人一国已也。”又说：“君论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验于二十年后，有如蓍龟，此孔子所谓‘百世可知’，益以见其学其识洞明无爽。”罗振玉所道之言，涉及历史对辜先生错待，确是问题的真谛!

历史的错待绝不是因为辜鸿铭是什么奇人怪杰，而实在是因为他学识的“洞明无爽”。辜鸿铭二十年前之政见，二十年后一件一件被事实证明，而且也一一验于百年之后的今天，更是“有如蓍龟”，更是堪称孔子所云“百世可知”。

辜先生独具之慧眼、洞见从何而来?正是他学贯中西所获之稀有灵感所成就之，使他超越在中西文明对照的大视野上空，俯视自己民族之文明因为失去自我所处于的险恶境地与悲剧状态，对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而大多数对西方文明蒙昧无知、对自己文明短见自残的人群被这呐喊所惊扰，却睡眼惺忪，一肚子愤懑之词，谴责他“讨嫌”。一旦意识到这样一种场景，又怎能不哭笑不适，倍感无语。

——纪念辜鸿铭，学习辜鸿铭之二：走完对西方文明认识过程

二、庐山之外看庐山，文化自觉第一人

辜鸿铭的学贯中西与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标志他走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应该说，这是一条“走出庐山、又回过头来识得庐山真面目”道路。走出庐山，是指走出中华文化的“庐山”，到西方文明内部去，在西洋“庐山”里边去认识它，将它搞懂，这才算是“走出庐山”。然后，再在已经认识西洋“庐山”的基础上，与它相对照，从西洋“庐山”方向，也是从外部回首注目中华“庐山”无限风光的壮美。没有“出庐山”，没有识得西洋“庐山”真面目而后与它的相对照，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是识不得中华庐山真面目的。

只有这样，才算完成“识得庐山真面目”的过程，即既有身在此山中看待它，也达到外在地去看待它的视野，才真正认识它，才找到什么是它的“自我”。辜鸿铭就是这样的道路。他走出中华“庐山”，身入西洋“庐山”，又回首注目、返归身处中华“庐山”之中，感悟发现到什么才是中华文化的独具特质(或者成“文化自我”)，因而，成为搞懂西方文明的第一人，也成为中华文化自觉的第一人。

辜鸿铭的自觉，构成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这样的对中华文化发生的自觉，来自只有辜先生自己独具特有、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自幼学在西方，得到懂得西方正果;回到中国，得以与西方对照，解读中华文化，从而在中华精神之中发现独具特色的民族自我;接下来是自然而然该理解的，即面对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国际环境的险恶，面对仍然处于昏睡与失去自我意识悲剧状态之中的中华民族，辜鸿铭以满腔热血发出的文化精神自我意识的呐喊。

辜鸿铭以独具的洞见先知，以文化英雄大无畏的勇猛行为，与自己的同胞拉开了距离，将其远远地甩在后面。林语堂对辜先生的备至推崇之语，应可作为今人对辜先生心生同情与理解的注脚：“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见识和深度”是对辜鸿铭呐喊的总结;他的呐喊恰恰是以学贯中西第一人的远见卓识，向世人提醒自己识得的西方文明是什么;对照起来看，中华精神的民族自我是什么。他语重心长地在告诫：对西方文明蒙昧无知的人们，失去民族自我的有些中国人，深陷危险之中的你们如果继续昏睡，你们梦呓的理想将被现实打得粉碎。

辜鸿铭自幼学在西方，人到中年对西方文明所感悟、理解的正果是什么?关于西方政治，他告诉我们，“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

想到辜先生“走出庐山”的特殊经历，应不难理解他这里讲的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原本意义是从宗教对人性桎梏之下的解放，而自西方社会以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为驱动，自由主义就变成了假的。他举了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谈英国自由主义的例子，“说他惊奇地发现其已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我以为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养尊处优集团’的独裁。”

比肯斯菲尔德还发现所谓的“自由党”其实不过是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或“伦敦佬”阶层。关于民主，辜先生指出：“政治服从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专制教育还恶劣。现在，美国所讲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扬其波而助其流，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人民’二字。”

他用导师卡莱尔的话说：“现代的欧洲各国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警察。”辜先生将欧洲警察称为无道德感情与责任的机器：“那些可怜的漫不经心的现代乞丐，那些包裹在土黄色制服里、并配备有机枪的人们已经变得粗俗卑鄙了，他们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些乞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领薪水的警察。那佩戴肩章的现代庞大的自动机器，也已经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因为他像自己惟一崇拜的东西--机枪一样，成为一个既无道德感情又无道德责任的自动机器。正是这样的人进驻北京并到处指手划脚…”

他指出英国政府实际是市侩：“现在的英国大臣不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去对国王负责，而是对坐在众议院的那六百个不固定的‘小国王’负责。英国国会最初是一个智囊，或曰一个智者的会议，现在却只是一个私心重重的市侩们的会议。”

谈到“现代制度”，辜鸿铭认为：“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本民族中最为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而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息、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该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这种声援，这种威权，这种最大的特权。其中，思想的能力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实际上，履行你保卫英国的誓言决不意味就要去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商店门口保护店员，使其在里面骗人钱财的话，那你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卫兵。”

辜先生深刻认识到欧洲人对信仰的偏见，他解释道：“在我看来，现代欧洲人的头脑可以分成两个隔离间，中间装有一个‘滑动阀门’。当你在中国告诉一个英国佬中国的龙飞起来会致雨时，那扇阀门便自动开启，他会当面嘲笑你;而当主教告诉他这是贝拉姆的驴子所说时，滑动阀门便会立即关闭--他会对此深信不疑。”

在一篇题为“战争与出路”的时政文章中，辜先生揭示了欧洲战争的道德因素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揭示导致这场战争的道德因素;因为，除非战争的真正原因的道德被理解并修正，否则无法找到解决之道。在文中我尝试揭示，战争的道德因素，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在文章中，相对于德国的强权崇拜来说，我更强调英国的暴民崇拜，因为，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正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事实上，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现在人人痛恨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辜鸿铭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中指出：“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干着企图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即通过支持中国的‘新党’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大不列颠和美国国内有很多失业的搬弄是非者和爱管闲事的人，……给派到中国来，专横跋扈地干涉中国的一切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辜鸿铭针对“改革”讲出这样的观点：“要和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方法就在于推行一场改革--但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欧洲的改革，特别是大英帝国的改革。在中国搞改革不难，因为在中国那种共同的理性意识和道义感--也就是‘道理’这两个汉字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很容易就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理解。”

辜鸿铭甚至说，“看在上帝和人类之爱的份上，千万不要将中国人民交到那些被称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高利贷者手中，任凭他们虐待。”

有了自幼学在西方，人到中年对西方文明所感悟、理解的正果，辜鸿铭回到中国，得以西方相对照，解读出的中华精神独具特色的民族自我是什么呢?

辜鸿铭带着学贯中西的意识，用的比较文学语言描述是这样的：“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国人民族不朽的秘密是什么?你应该记得在论述开始时，我说过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我说，这种真正的人类智慧是两种东西--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结合的产物。这是心灵和头脑的和谐工作。简言之，就是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秘密就是这种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

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对照的，在当时绝无仅有的超越视野中，辜鸿铭阐述了自己对文明的崭新观点。就今天来看我也认为，没有第二个人讲出过具有充满辜鸿铭这般智慧的话，至少是我没有读到过在智慧上超过他的这些观点。

辜鸿铭说：“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如果文明造就的男人和女人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男人和女人使用的语言则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有句关于文学创作的法国谚语如此说道：‘风格即其人’。因此，我把三件事：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

辜先生进而指出，被视为权威的一些外国人，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语言。著有《中国人的性格》的阿瑟·史密斯就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翟理士博士被认为是真正的汉学家，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他缺乏哲学的远见以及因之而生的博大。实际上，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

辜先生痛切地下结论：“无价的、至今仍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文明财富”。那么，辜先生的发现是否准确呢?应该说，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中国人的文雅和西方的粗鲁之间进行的鲜明对比为这一发现作了有力佐证。

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序言》中写道：“[在中国]他们彼此交谈，从不侮辱对方，谈吐温文尔雅，很少将其憎恶、愤激之情现于辞色。可在我们欧洲，彼此间客客气气或者诚恳地交谈从未长久过，即便是在双方新结识的最初几天里。人们一旦相互熟悉了，马上就抛弃那客气的一套。尽管这样随便自在，但马上也会引起蔑视、讥讽、愤慨乃至敌视。而在中国，不论邻里之间，还是自家人内部，人们都恪守习惯，保持着一种礼貌。”

辜鸿铭用麦嘉温博士的话说：“在所述中国人的工商业生活中，可以注意到这个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他们的结合能力。这种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他们来说，由于生来崇尚权威和恪守法纪的天性，组织与联合行动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驯良不同于那种精神分裂而遭致阉割的民族，而是由于其自我管束的习惯，和地方性、公共或市政事务中长期听任其‘自治’(Self-government)的结果;可以说他们的国家，立于人人自治自立之上。倘若这些人中最贫穷可怜、最不文明的部分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上，他们也会像在原来地区生活、受过理性民主熏陶的人们那样，很快便将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

辜先生深刻地指出：“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

正由于辜先生找到了如此清晰地属于中华精神的自我，他开诚布公地宣称，他所做的就是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他认为自己具有可证明中国文明价值的能力。他想说明，学习中国文明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拯救欧洲文明免于崩溃。他要提出，学习中国语言、中国著作和中国文学不应该仅仅是汉学家的爱好。

出于他中西贯通、对照理解所获得的超越二者的认识是，把别人当成威胁不属人类文明的本质;而远东民族依赖于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这样一种文明本身不可能对欧洲民族构成潜在威胁。辜鸿铭一针见血地揭露，而列强所做的，就是要让中国瘫痪!列强在中国既不负取代中国政府而统治中国之责，又不允许中国政府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总之，它们实际上做的便是要使中国的中央政府瘫痪。一旦中央政府瘫痪，全中国将随之陷入混乱。

(北京海淀2026年7月7日整理)

作者田辰山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 本文系作者2012年8月10发表于《人民论坛网》的一篇题为“辜鸿铭中华文化走出去第一人——纪念辜鸿铭诞辰155周年”的文章。因为辜鸿铭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现重新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