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中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互鉴

中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互鉴

——一个“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比照哲学文化视角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年12月21日

【摘要】中西文明交流、融合和互鉴，都是大概念，我们不是就事论事地陷入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现象细节中去求索所谓的知识。“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比照文明文化的哲学阐释方法，能让我们看懂任何一起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文明冲突或者融合的历史或现实现象，可让我们得到一种中西贯通与古今贯通的穿透感认识!凡中体西用的，都是历史上最好的融合范例;凡是西体中用的，都是糟糕的现实结果。

中国近现代史，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部分改革开放事业，都可以说是中西文明交流、融合互鉴的产物。它所显示的积极结果，要看是带来有利于人类生生不已地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结果，促进人类的大团结和互助，还是人类之间充满竞争和相互伤害乃至战争和走向人类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窘境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一多二元 一多不分 中体西用 冲突与融合 北京共识

很高兴借此机会与各位分享，从“中西互鉴”哲学文化阐释(contrastive philosophic hermeneutics)视野可以看到的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互鉴的哲学内在原因或者潜在缘起。这是一个从对中国与同西方的现实，进行中西比照哲学的解读所看到的。期待与在座同仁、朋友们人进行思想认识上的交流与切磋。

中西文明交流、融合、互鉴与哲学显示出差异及发展是同一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把“融合”只停留在概念、笼统抽象上，而是要从哲学思想本身的内在性考虑，放在心上思考，把文明的哲学差异性及其融合，在学理上讲清楚。 要想知道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彻底地、根本地讲清楚，须在文化历史角度，从哲学文化内在联系中去看。文化历史中看到了，哲学文化本身内在联系中看到了，就顺理成章地能把中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互鉴的原因找到。冲突、融合不分，是冲突还是融合，在根本上是哲学文化内在问题的原因。

必须首先釐清概念的蕴意。要顺理成章地能把中西文明交流与融合互鉴的原因找到，第一步必须要做的是釐清概念的蕴意。需清晰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交流、什么是融合和互鉴、什么是中国、什么是西方、什么是现代。我们是要弄清楚，历史现实的呈现，为什么是围绕这些“概念”进行的话语叙事。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一套“宇宙论”、认知观、思维方式、是非观或价值观、人生观和承载这套五个问题意识范畴载体的语言结构。这五个哲学文化问题范畴呈现为人的想法、说法和做法的林林总总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现象，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1)“一多二元本体论”语义环境的“文化”

“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解构呈现出一个三角形模式。顶尖部是“一”，是被虚构假设为“宇宙本源”，指唯一“God上帝”神式的超然绝对造物者。它是万物现象背后的形而上学独一无二真体或本体。“多”也是从这一假设前提派生出的原子式单体主义(亦曰“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以众多自持独立单体对立冲突为虚构世界之“本真”。这种哲学谬误构成整个一个人群传统“文化”传统的核心，衍生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称为“文化”的思想、说话与行为，以为“求生”之“活法”。

这张画反映的是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Plato's Allegory of the Cave)，力图表达一个形而上学构想的“二元对立”宇宙。这个寓言隐喻的是：人类经验的一切都是假象，只有虚构性形而上学家才发现一个超然绝对的本真或曰“本体”。此谓“现象与本质”二元论;在一切假象背后存在一个类比为“太阳”或“本体”的“真实”(“Thuth”) 。柏拉图称之为“The Form”(“构型”)，从此为延续两千多年传统建构一个“超绝主义”和“二元论”形而上学菲乐索菲体系，被后现代主义揭示为“哲学谬误”。西方主流整个传统贯穿以此为所谓思辨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与西方概念符号语言内在解构。

2)“一多不分生生论”语义环境的“文化”

“一多不分”语义环境的解构呈现出一个圆形模式。这个圆形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圆”即是“一”或曰“道”。它不是虚构假设前提，而是经验智慧概括总结。“道”是不假设“超绝一”的内在共生联系。“多”不是“原子式单体”之多，而是内在共生联系变化的样态之多。“道”的整体性及其特定具体性呈现出林林总总与形形色色样态，其间皆是内在“一多不分”共生不分的。因此它的解构之中不存在一个超绝本源一神，不存在任何原子式单体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是如此一个经验智慧总结概括的文化语义环境，才生出“天下一家”、“命运共同体”、“天人合一”，“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为天地之心”、“与天地参”等等如此“一多不分”丰富内涵的语汇。严格地讲，这样经验智慧的“世界观”、“通辨”思维方式、“是非观”以及象形字全息性喻意的文字语言，不存在独立单子个体的自我意识。这在中华传统延续不断的哲学，构成与衍生了中华民族“一多不分生生论”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文化”的思想、说话与行为，成为中华民族特色的“追求生生不息”的“活法”。

这种中华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鲜明体现在我们曾经信封上书写地址的方法。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大厦307室孙卞凯先生收”;这种写法清楚地呈现出人非“原子式单体”而是与其所处文化环境构成不可相分关系的，是人与其域境不分的，甚至域境才是优先加以考虑的，是由最大的视觉域境逐渐集中在作为具体人的视点上。

而如果用英文写信封地址，则是截然另一种反向写法，要先突出作为具体人的“视点”;比如：Prof. Sun Biankai, Center for East West Relation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Diplomacy, Rm. 307, International Building, 19 Xisanhua North Avenu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要先写收信人，然后是什么办公室，什么学院，什么房间号，什么楼房，什么门牌，什么街道，什么大学，什么区，什么城市，最后是国家名，这样一个顺序。有时人们把这样的思路称为“尊重个体”，而实际上体现一种反经验性日常思维。出于经验，怎么可能不首先了解是什么国家呢。

二、什么是文明?

文明之于“一多二元”的想法、说法和做法的文化而言，是重在看其“做”所呈现的社会现实，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可作为成就而言，可作为结果而言;比如：其特有的蕴意是“城市化”、物质化、复杂组织化、技术精巧、商业规模化等等。而之于中国自古“一多不分”传统蕴意的“文明”是：人自觉地符合人与人仁义至善关系的行为。“文”是人的含义，是天地之自然性，“明”是人与日月交相辉映之明亮与光辉。“孔融让梨”是典型强度文明的;践行人与人关系(人道)恰当的礼数，是谓“文明”。

从上甲骨文字形来看，“文”字像站立着的一个“人”;“人”伸展四肢与天地相参即是“文”。作为“文”的“人”都表现在那些方面呢?请看：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博闻多见曰文;忠信接礼曰文;能定典礼曰文;经邦定誉曰文;敏而好学曰文;施而中礼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刚柔相济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万邦为宪、帝德运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徽柔懿恭曰文;圣谟丕显曰文;化成天下曰文;纯穆不已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

总结一句;“文”表示“与天地相参”，那么上面讲了这么多“文”象，应该说“壹”是人“与天地合德”，与天地自然和合共生关系融合。这与一多二元本体论生成的“civilization”的“文明”八竿子打不着。

什么是“融合”呢?“融合”不是“一多二元”文明的语汇。“融合”不是二个原本相分之物，毫无道理地一团和气;而是原本是内在不分地呈现为貌似分开的二物，实为内在彼此必然互相需要地不分，共生共命、互生互命、互存互在、共同起舞地构成同一个生命共体的过程。“融合”即是“不分”。“一多二元本体论”包含一种虚构加信仰的任何个体人与“God上帝”的“不分”;而“一多不分生生论”则是另一种经验的平白无误的“人与人彼此不分”内在关系。

信仰每个原子式单体人与“God上帝”的“不分”，同时是信仰上帝与人不可混同一质，还是本质地相分的。信仰上的与“God上帝”不分，逻辑上其实是一种出于“God上帝”决定的外在绑结的“不分”，而不是人的主动出发“内在联系”不分;也即“God上帝”与“人”绝非“内在不分”，而是“上帝”是一主宰性超级“本体”，人则各是另类“独立原子式单体”，二者二元是对立和单线单向主宰关系。只有“上帝”主宰“人类”线性关系。所以信仰人人与“上帝”的“不分”，实际是毫不可含糊的“二分”。

我们可以总结：“一多二元”本体论的“城市化”(“文明”)是“以God上帝为中心”的;而“一多不分生生论”文明是“以人为中心”的。

三、“一多二元”文明的自我否定

“一多二元”文明自相冲突引发自身的背反转折。“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反对、否定“人人与上帝”二分，反对、否定 “上帝”主宰“人类”的线性关系，这是推翻教会和“上帝”信仰的印欧传统历史文化。被提出来的反对理由，是教会对“个人自由的桎梏”，反对教会以“不道德”为由，否定“个人”欲望权利。

“文艺复兴”是什么意思?不能不简略介绍马基雅维利的近代政治学要旨。

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政治学击碎了关于“国家”性质的中世纪理念，“国家”是一个永恒的命令，反映上帝的旨意;政治有其自身的法则，政治是“科学”。马基雅维利建构一套脱离伦理的政治学理论;也即从马基雅维利的文艺复兴政治学起步，现代政治已成为不虑及伦理道德约束的不择手段“政治科学”。

什么是“科学”?马基雅维利给出的答案是：“算计!”之后称“工具理性”。

什么是“德行”?马基雅维利给出的答案是：怎么做、怎么说，看“情况”! 从他的现代政治学开始，已不再基于信仰，而是向工具理性转变。

启蒙运动是什么“文明”?启蒙运动是一场自我反正的过程。它是“自由”命题与“个人主义”变为同一追求，是从“宿命论压迫下寻求解放”的自由转换成“按照自己意志或欲望行动”的放纵;“宗教迷信”让位于“个人主义”迷信。“Individualism”，干脆说“个人主义”建构于虚构的“原子式单体一己”假设，应称为“一己主义”。

是这样，逻辑变了。“科学”作为工具理性，为一己欲望的目的服务了。由于“自由”的内涵被改变，“科学”的内涵亦被改变。“科学”不再是为从宿命论下获得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实现一己利益、满足一己欲望的工具。

这明明是“一己变为God上帝，上帝服务一己”。随着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都开始服务于一己利益和欲望，一己利益和欲望在现代拥有了过去God上帝的位置;上帝成为一神，被降到附属的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合法的辩护士。

没有一神就没有自由、人权、民主!是God上帝赐与原子式一己单体人这些追求!倘若God上帝本来容许一己追求私利和欲望，逻辑上不会发生文艺复兴!不会发生启蒙运动!

谈“一多二元”文明的自我否定，不可不谈“东学西渐”。“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东学西渐的启发。尤其是获得中国“没有一神上帝“传统的思想，被马可波罗、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影响。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 撰写的《西方的启蒙，东方的起源》是一部揭示这一段历史文化可借鉴的著作。

四、“文明冲突”的对象是道德

越来越显明，“文明冲突”对象是道德!“文明”怎么会同道德“冲突”?“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说明，“冲突”来自取消“伦理”和“道德”的追求。信仰“God”同信仰“伦理”和“道德”原本是同一理由。“伦理”和“道德”与God和教会同在。“伦理”和“道德”是限制个人自由欲望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反对God和教会的实质，是反对“伦理”和“道德”。自然，反对了God和教会，强调“天赋人权”，逻辑必然导致取消“伦理”和“道德”。“God上帝”用伦理和道德将原子式单体人绑结在一起，“文明”要把将原子式单体人绑结在一起的伦理和道德打碎，逻辑本来如此简单。

“God上帝”和教会的“伦理”和“道德”起什么作用?是要把所有原子式单体人类外在地绑结在一起，维系这种联系的超绝指令是God要求人类生存的意志。所以，取消“伦理”和“道德”，结果是必然取消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是强化对人原子化的假设性、虚构性，是把本来“人与人之间不分的内在联系”暴力地视为乌有，强化虚构意义的“原子式单体性”与互不相干“独立性”和所谓“理性”。“理性”即是脱离经验的人与人关系的二元线性假设。

结果是“冲突”获得合法性，取消了“伦理、道德”，又将人虚构为“互无联系”的独立与单子个体性，加上“人的自由欲望”自然合法性，沿着此一逻辑下来的，必然是冲突，冲突变为天经地义，自然合理。但是“伦理” “道德” 原本来自哪里呢?不同文化传统信仰不同的来源：第一种如欧洲，来自唯一天神;第二种其他说法“神”;世界各种非西方精神传统;第三种，如中国，从人本身来;人与人本来的不分关系，平白的互相对待的态度。“冲突”否定“伦理”，即否定人与人平白的不分关系。

后果是，取消“伦理”和“道德”即否定、摒弃了人与人经验的本来的不分关系，失去了平白的利于彼此生存的互相对待的态度。没有“伦理、道德”，是人与人深陷竞争的纷扰、乃至战争根本原因。所以，近代以来文明是与伦理文明“冲突”而已。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本身构成对古代西方道德传统的冲突，构成对所有经验的“伦理”和“道德”的冲突。两场历史文化运动炮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新道德”。“新道德”不仅构成同传统和道德冲突，也构成与世界文化文明的冲突!这是因为大多数非西方文明都是以伦理道德为本源的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说是唯一的普世性伦理道德。

五、“文艺复兴”前的传统宗教政治

“文艺复兴”前的宗教传统政治，起源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创建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传统道德政治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特征。他将政治定义为不是别的，政治只是道德的延申，鲜明地阐明了政治与道德的联系。这样理解的政治，必是以是与非、正与非正义为衡量，以道德角度来评价的政治。

人们往往忘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原正是以反对宣传古希腊荷马史诗那种无道德伦理的“英雄史诗”精神，才开天辟地、不顾牺牲地建立起唯一绝对真善美的God上帝道德伦理，后与犹太教结合，开启古代罗马传统。真善美God上帝的“伦理道德”，是针对史诗多神的“非道德”与“不道德”而言，是对其造成的人世社会大规模冲突的矫正。古希腊、印欧传统运用God上帝的道德加以矫正;而古代中国传统，一直是以人经验智慧的“道”(天下万物内在不分之联系与天地之大德曰生)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加以矫正。

苏格拉底针对荷马史诗故事对他的学生爱德曼图说：“这些故事不应在我们这个国家讲述;年轻人犯了最严重的罪行，不应被告知，他远非做了任何离谱的事。即使他在做错事的时候责备他的父亲，无论用何种手法，他只追随众神中第一位、最伟大的那位的榜样。”。

六、东西“文明”近代的冲突与融合

“文艺复兴” 的人文精神， “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首先是对古代印欧传统本身造成冲突!之后是对整个世界以道德为本源各种人类文化文明传统造成冲突!“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一件由好事变坏事的过程!是由反对以“神”为理由，反对针对人民的政教合一统治，变成以虚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驱动的一系列运动，最后进入人类非道德化的自相冲突和残杀的无尽无休的竞争和一多二元的你输我赢为目的有限游戏世界;恶性循环!最后，由信仰走向到神化科学，科学成为新宗教，变成科学主义，科学成为攫取个人欲望目的的工具。整个情况变得人类有科学手段而没有以道德作为的目的，从而走向人类自我生存延续危机的困境!

不过，同科学主义同时出现的，是对科学的另一种定义：辩证法 !它是摒弃“一多二元”，是基于人类经验的与道德不相分离的哲学智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经验主义的，道德的，是“人”世界的、直接归纳总结的自然宇宙观、思维方式、是非观、人生观!之后发展为后现代思潮，与中国传统文明走上和合道路。“融合”发生在此!

近代中西方文明的冲突是政治冲突;政治绑架宗教和文化、利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同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道德的冲突!近代发生的政治绑架的“文明冲突”，是以非道德文明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对东方以政治霸权地位与经济剥夺为目的的冲突。理解这种政治冲突，不能不理解究竟什么是“现代性”。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传统道德始终跟上帝在一起，然后上帝降到了次要地位，道德的衰落也在逻辑之中。道德的衰落变为毫无顾忌地研制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以科学理性为代表的不择手段，政治为它打开各种绿灯。 “个人利益和欲望”在“自由”旗帜下放纵、膨胀;这就是西方科技在近现代获得空前发展的思想文化根源!

近现代除了“工具理性”发达，所谓的现代在思想传统在整体上是否有真正进步?应该说有!那是来自内部的批判!丹尼奥·海德里克在《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欧洲文明的真正胜利是在疫苗和凝固汽油、轮船和飞机、电和无线电、塑料和印刷，一句话，它成功是在技术，而不在思想意识。”不少学者作出对“原始野蛮和近代野蛮”、“西方文明衰落”的质疑，都在某种层面批判现代思想意识方面停滞不前的现实。科技进步、资本膨胀、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成了“现代性”的主要历史内容和科学实践社会性的基本特点。

七、失去道德方向的现代科学

科技进步是血淋淋的!摄取19世纪为缩影，海德里克有个精辟概括：“在许许多多19世纪重大事件中，两件给整个世界带来震动后果，一个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强大，另一个是欧洲对非洲及大部分亚洲的占领和剥削。”海德里克申明，他旨在找出这两大事件的联系。他分析的例子之一就是英国发明的炮舰，它完全是以打开中国大门为目的的。炮舰不仅是工具，而且是西方强大的象征。这是一个典型的科技进步与帝国主义野心相互促进的例子。

科技服务的对象是血淋淋的!科技与追求商业利润、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关系，固然不尽如此，但说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服务于这些目的，与之伴随而且相互促动，是不错的。根据海德里克的研究，技术进步不仅给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刺激作用。东印度公司发明的炮舰保证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胜利;奎宁药品使得欧洲人具有能在热带非洲驻扎的能力。以后的交通、通讯进步(包括轮船航线、水下电报电缆及殖民地修建的铁路)则成为对殖民地实行剥夺的保障。

科学不是研究客观真理的学问!马克思140多年前指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谁是真理?已不是问题。而问题是在于它是否对资本有用。”他还指出近代科技的困境：“一方面产生以往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 似乎今天人类来到一个最好时代，但正像狄更斯所言，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

最糟糕时代的本质，则是科技带来道德的空前败坏。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变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人类的智慧蜕化;思维简单化;生活堕落化、社会沙漠化;科学与悲哀同步。

失去道德方向的科学，也失去寻找真理的逻辑。马克思还指出：“整个技术科学现代化之所以产生是一个过程结果。这个过程‘原则’是为生产的生产(in and of itself)，它丝毫没有将人的因素包括在内”;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科学与技术都是服务于扩大资本利润的，其具体目的都是为降低商品价格，缩短那一部分劳动时间。正是这个原因，机器化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成功地进行市场竞争。” 什么是现代科技，现在搞清楚了! “现代”科技，除了与私人资本结合，没有什么了。中国未曾出现西方式现代科技，除了没有与私人资本结合，也没有什么了。

所谓“东西文明冲突”，是西方少数人的私有资本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与国际社会现实冲突!这种冲突刺激西方传统的内部批判文化、文明，激发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崛起;激发后现代主义理论崛起!

八、中西文明融合的磅礴的气势

中国既是古代道德传统在今天始终的延续，也是与世界后现代汇合的道德!唯独与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文化文明虚构的所谓“新道德”是分道扬镳!

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之所以能够绑架宗教，同宗教本身关怀的人类道德是相冲突的，是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文化、文明利用了宗教的“普世主义”逻辑!也是古代宗教普世主义导致屡屡发生大规模生灵涂炭的宗教战争，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文明现代发生的源头原因。它反映在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等启蒙学派的虚构“自然状态”与“契约”政治叙事。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文化文明，摒弃了宗教道德，宗教经过“改教”给予了非道德化合法性。

让我们来回想一下霍布斯和他的自由主义菲乐索菲的叙事来源。人感到最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处于竞争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竞争最能带来不安全感。安全感来自安全环境，周围的人大部分都是好人，不会攻击别人的人。虽然也极少数坏人，作为个别现象，翻不起浪来，还是让人会觉得安全。人感到不安全，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有过经验的人的心理反映。 霍布斯就是阐述这种不安全感。他的一套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基于他那个年代社会环境的不安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他对人是不信任的。

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文化文明不仅同中国以天下一家“一多不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文明是内在性的冲突，也与印欧传统天主教、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本源精神和文化文明是内在冲突的。世界各地有大量天主教、基督教反对强权、反对非道德的世界和社会政治的运动。拉美情况是很突出的。此前方济各教皇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很显然的说明。

方济各教皇批判市场经济，指出自由市场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不公。在法国里昂Chartreux学院会见国际金融学生时，教宗方济各劝诫他们：“应该免受金钱的诱惑，摆脱金钱的奴役，警惕金钱给它的崇拜者设下的陷阱”;还劝告他们不要“盲目地服从市场的无形之手”，而是成为“公平发展的推动者和捍卫者”!

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发生的大规模冲突历史现实中，始终伴随中西文明的汇通与融合!古代印欧传统的第一问题思维意识、16、17世纪欧洲中国文化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崛起同在整个世界风起云涌，带来现代世界的新格局和后现代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更显现中西文明融合在今天磅礴的气势。

生命科学、量子论揭示“一多不分”内在联系的宇宙。中西是潜在不分的，必有“融合”的未来。

“融合”正在行进：“人类命共同体”(中西合一概念)、“一带一路”、“新启蒙”、“新文明”，中国与世界新时代，都正处在从“一多二元本体论”走向“一多不分生生论”过程中。

中西文明的“融合”;不是二个相分之物，毫无道理地一团和气;而是原本是内在不分地呈现为貌似分开的二物，实为内在彼此必然互相需要地不分，共生共命、互生互命、互存互在、共同起舞地构成同一个生命共体的过程。二者都是“一多不分”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人类的大团结和不分，是经验的、平白无误的“人与人彼此不分”内在关系的。

“融合”，不是一方以一多二元的意志，对任何他方的毫无道理的霸道强加的结果!不是逆来顺受地接受这种强加的一厢情愿，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和而不同”人与人相处基本常识，恰是世界文明文化和世界宗教共享的常识。唯独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排斥这千年人类名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九、“一多不分”概述文明融合与冲突

我们没有就事论事地陷入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现象细节中去求索所谓的知识，但是“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比照文明文化的哲学阐释方法，能让我们看懂任何一起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文明冲突或者融合的历史或现实现象!让我们得到一种中西贯通与古今贯通的穿透感认识!凡中体西用的，都是历史上最好的融合范例;凡是西体中用的，都是糟糕的现实结果。

“一多二元”本体论思想传统与“一多不分”生生论传统在其二者的范畴差别上，存在着两种潜在倾向;一个是基本哲学逻辑的冲突，另一个是人主观能动出发的融合智慧。冲突还是融合，完全取决于人是否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1)下面是哲学逻辑冲突与人的融合智慧列表：

哲学逻辑的冲突：

本体性Ontological

本质主义性Essentialist

“上帝为中心”God-centered

单体性为本Primacy of individuality

虚构假设性Presupposition

形而上学预设metaphysics

超绝伦与二元论Transcendentalim & dualism

本体质性人Human being

独立灵魂Soul

印欧现代性Indo-European – Modern

哲学谬误The philosophic fallacy

求绝对真Truth-seeking

绝对确定、决定主义Certainty, determinism;

相对于哲学逻辑冲突，人的主观能动融合智慧为：

域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生生关系为本Primacy of vital- relationality(人与家)

世用主义Pragmatism

人为中心Human-centered

经验性Experiential

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

动态性gerundive

故事性Narrative

一多不分观Yiduobufen

作人成人Human becoming

心体一物性Heart-mind-bodying

后现代Post-modern

无菲乐索菲谬误No philosophic fallacy

求道Way-seeking

2)太平天国的命运显示的融合与冲突：

太平天国奉行拜上帝教。这个例子很特殊。它是中国人信西洋教，搞了农民起义，扩充了大量教民。不能忘的是，尽管这样，近代历史讲太平天国的时候还是要给予肯定的。因为它和历次的农民起义是一样的，是被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逼迫引发的。人民是在受压迫，没有活路，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起义的。现在指出的是，它信仰是西洋教，但只是用这个教，作为政治手段。看看它的结果很值得思考，它结果是被谁镇压下去的?是西方列强的军队参与的镇压。

为什么西方列强军队参与镇压?因为太平天国主张禁止鸦片贸易,平等通商,禁止贩卖华人,取消外国人特权,取消租界,提倡民族工业等政策，严重威胁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1862年,英国,法国,美国海军开始进入长江,同时由美国牵头组成洋枪队进攻上海,英国和法国更是直接派出海军路战队参战镇压太平天国。西方列强并没有因为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这一点上与它们一致而不去镇压它。所以，要搞懂政治和宗教两者之间关系。不管信什么宗教，在一定条件下可会变成一种纯粹政治手段。对宗教态度也会是政治的;有镇压，也会有支持，也是一定条件下和出于政治的。

3)义和团的命运显示的“文明冲突”：

义和团起因是为什么?起因是德国教会在山东的一个村庄建教堂。在德国传教士朗神父的指使下，教民把村中玉皇庙内的神像打坏，将庙宇拆毁，并在那里改建教堂，从而引起村民愤怒。那时清政府是仰洋人鼻息的。后来以至现在，人们对义和团说法很多，讲义和团排外。其实追究其原因，也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是很厉害的斗争，是文化信仰差别问题，是民族矛盾问题;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安全问题。

4)近代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略列：

①　东方文明西渐 融合现象：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莱布尼兹、黑格尔、马克思、伏尔泰、官僚制度、火药、指南针、造纸、亚当斯密、洛克、中国辩证法、等等;

②　东方文明西渐 冲突：无。

③　西方文明东渐 中国融入：

赫利克里特、黑格尔、马克主义、科学技术、民主、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基督教、太平天国、大批人物等;

④　西方文明东渐 冲突：

基督教、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历次不平等条约、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侵朝战争、围堵、霸权、和平演变、颠覆、阻挠发展、人权谩骂、文化侵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腐蚀等。

⑤　“互鉴”作为比照中西哲学文化的阐释：

中国近现代史，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部分改革开放事业，都可以说是中西文明交流、融合互鉴的产物，没有中西的近现代接触，没有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就没有中国和世界的今天。

中西文明交流、融合和互鉴，都是大概念，都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产生积极结果。所谓积极结果，是带来有利于人类生生不已地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结果，促进人类的大团结和互助，而不是人类之间竞争和相互伤害乃至战争和走向人类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窘境。

十、“改革开放”的中西文明交流和融合

改革开放的积极结果是中西文明交流、融合和互鉴的典型历史现象。同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逻辑的纠缠交杂，与中国哲学文化和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矛盾的理念。伴随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利益驱动的竞争，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既造成惊人的经济结果和也发生令人唏嘘不已的负面社会矛盾。这一过程中实际贯穿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两种社会经济活动复杂交织的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的不断互相转化过程。简洁地可用以为西方人士“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模式的说法。

“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模式的说法。其中，胶着不已的是到底政府应该是什么角色，市场机制到底彻底自由，到底应该有多少看得见的政府的手和看不见的上帝的手。到底要不要宏观控制，是由政府控制还是由私人资本控制，是法不禁止即可为，还是市场经济不能离开道德约束，经济运行产生的“红利”是完全倾向于私人资本一方，还是倾向于全体社会，也能让人民充分享受。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取得惊人成果而社会依然保持一般稳定的积极结果，而也正是用“华盛顿共识”彻底的西方标准衡量，总成为西方将中国不作为所谓“政府完全不作为”的“放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以歧视的原因。

今天中西文明融合与否的本质问题，是要不要共产党放弃对经济的领导问题。放弃领导就是华盛顿共识，不放弃领导就是北京共识;放弃共产党领导就是西方“文明”，不放弃共产党领导就是中国文明主导;放弃共产党领导就是前苏联和东欧的结局，不放弃领导就是我们今天的结局。一个是带来动乱的、让社会爆发大矛盾大动荡的，一个社会一般性整体稳定的，经济效益上升的。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展现积极效果的地方，都是共产党和政府主动积极领导的结果，中国四十年频发的大量出乎人们意料的负面社会现象，都是党和政府发生不作为倾向造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教训，是今后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纵论改革开放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2026年7月5日北京海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