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产生疑问

【摘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中国社会文化的立场的哲学限度是什么?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应该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哲学限度是什么?无论如何，以理性方法确认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应下的结论都应当是：二者之间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合的;二者是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态度与立场是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发生的分歧是属于表象的，是在不同焦点的，却都是来自同一高端哲学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指导地位，是不应该产生疑问的。

【关键词】理性方法 反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一多二元 一多不分

今天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强调理性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好、处理好、阐释好，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是同一个“一多不分生生论”哲学体系，是一脉相承的，都讲究脚踏实地、接地气、实践。不像虚构性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天上的、空中楼阁的，是“乌托邦”;因为其根本哲学谬误是：它基于的前提，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单体孤立的“原子个体人”。我们必须以理性方法，确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什么是理性方法?

“理性”是汉语语言在现代引进的西方概念，英语为“rationality”。它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工具性思考，比如计算成本和营利，是典型的理性。另一种是世界观问题的思考，比如“上帝创造万物”说法，原初属于一个假设，后来变成一个信仰，变成宗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称它为非理性，走到以“科学理性”为旗帜，摒弃宗教信仰，靠“科学理性”寻找真理。

“理性”与逻辑是密切联系的，是一种单向单线因果关系，被认为是从宇宙的一个超绝本体开始。按照单线单向因果想事、办事就是理性。

最简单理性，作为人区别于禽兽本能，是人思考和做事因果程序;比如你想喝咖啡，先想好，到咖啡店里去喝，还是买咖啡豆磨成粉，自己煮了冲水喝;或者买来速溶咖啡冲来喝。这些都是通常西方意义对“理性”方法的理解。

但我们这里说的人应有的理性态度和方法，是避免仅出于感情色彩对问题去判断、思考或做事情。中国文化传统讲“理性”是指冷静、全面、历史地思考、判断和处理事情，其实即是辩证唯物方法。这种理性，不是引进西方概念的工具或技术理性那种含义。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以理性方法确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指不受个人主义狭隘心理因素的影响，不把表面感觉当事实，不仅仅根据表面感觉作判断。我们进行学术研究要讲“三无”，即无私地对待道理逻辑问题，避免用偏颇情感语言、简单判断语言和模糊描述性语言;而是要讲道理，要对问题进行域境化分析，也即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循其事物内在联系，历史、全面看问题。

尤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要有比照中西哲学文化语义环境的视野。非常重要的，是避免学术道理探讨过程之外原因的干扰。在不受这样干扰之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作为一个视点，将此视点置入场域，实行从森林看树木式的考察。

这要求分别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置入它们本身所处的中西各自文化语义环境，看它们分别在本身所处文化语义环境里获得的含义是什么。这是说，不以任何个人情感、好恶，无成见、偏见地设定“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它们之间“关系”三个概念。必须根据二者在各自本身所处文化语义环境所获得含义为起点，发现二者内在的联系。

二、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关系的一些步骤

从内在联系的逻辑考虑问题，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关系，有四个基本步骤：

第一步确定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什么;

第二步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是什么;

第三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理性关系产生的特殊域场(如中国与世界、中西各自本身政治、思想、历史之间关系状态与变化);

第四步是阐述二者关系今天呈现状况及预示今后可能走向。

操作起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有七步具体作法：

第一步比较中、西思想传统特质(或结构)，或者说弄明白各自体系是什么;

第二步是确定西方语义环境是什么;

第三步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其文化语义环境的产生、发展、形态、地位，找到它的特质，或者它是什么、什么含义;

第四步对比西方文化语义环境、确定中国语义环境;

第五步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特质是什么，也有了中国文化体系特质，立刻看到二者之间表象的差异与潜在相通性;

第六步展开中国与世界大域场，找到二者产生关系的特殊中国与世界背景是什么;

第七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其具体过程与状况。

三、确认马克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关系的实际运作过程

1)需要一个必须首先建立的意识，也即要问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应该怎么看，这是第一步。这实际是在做比照中西传统特质(结构)，找出是什么可称为是各自的特质、哲学文化体系、精髓内涵、高端哲学内核?这可着眼在五个方面：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是非观和语言载体的结构。

2)确认西方语义环境是什么;是要叙述西方文化语义环境的“一多二元”概念传统结构。对这个问题，我们用不着自己做这种属于比较中西哲学文化专门学术领域研究工作，而是可以直接运用这一领域已经得出的结论性成果。西方学术传统阐述自己已有共识，是一种称为“一多二元”文化语义环境(interpretive context of transcendentalism and dualism)或马克思主义称之的“形而上学”传统。“一”是指“God上帝”;“多”是指一切皆为互不联系原子式单体;这样，“一、多”的关系是对立的、冲突的。

3)实行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多二元”文化语义环境的产生、发展、形态、地位，找到它的特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产生于中国文化热推动之下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

当时出现反对唯心主义、涌现无神论、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工人运动理论中之杰出体系。必须认识的是，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印欧传统为文化语义大环境的经验性的第一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的特质就是它不是第二问题思维。

第二问题思维虚构假设存在一个单一秩序宇宙;这个秩序规定下有一个开始和一个末日重点的宇宙规律，它成为印欧西方从一开始一直延续至现代的文化语义环境。

第一问题思维恰是否认这样宇宙论，摒弃“God上帝”及其一个单一秩序、一多二元宇宙论，而是承认一切运动、内在联系宇宙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一多二元”文化语义向中国传统“一多不分观”的转变倾向，提倡改造主流社会思想，鲜明提出非个人的、关系联合的人的观念，鼓励工人阶级劳苦大众不信上帝、相信自己为自己权益斗争的而力量。

4)确定中华文化体系。对比西方语义环境，确定中华文化的传统结构(或特质)是“一多不分”;“一”是指万物构成一整体性的浑然而一;这个“一”，是道生一的一，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它强调万物之间的互相内在联系。“多”是指一切事物相互内在关系的多样性，“多”不是互不联系的原子单体。“一、多”关系，是不分性、互系延续性。中国文化语义环境的“一多不分”，含义是“一”在“多”之中，同时是“多”在“一”之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有了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转变，其转变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致。当确认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多不分”结构之后，就立刻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潜力。在此意义上，可以比喻为在二者关系的理性探索上，等于是立即见到了曙光。

6)现在我们面前是展开的、开阔的一个中国与世界大域场，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产生关系的中国与世界特殊背景是什么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其实，通过理性方法确认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在无数实际运作与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层次背后，发生的是两个哲学传统体系的相遇;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实是哲学层次实现的中国化。它就是发生于五大哲学文化元素——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是非观、语言结构——的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的转变。

在“一多二元”文化语义环境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的转变启动。也正是这样一个启动，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所有思想流派当中唯一能与中国哲学文化对话，能在中国土壤落地生根开花的独特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的中国化，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翻译阶段、阐释阶段、在中国传统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寻找辩证唯物论的阶段及其通俗化运动。没有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辩证法同中国传统《易经》为源头活水的互系通变的“道”哲学的“一多不分”观认同，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哲学文化与中国百年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成就。

7)我们归根结底可以用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阶段统在一起，这样就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关系。

可以得出，二者的理性关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五大元素——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是非观、语言结构——的“一多不分观”的潜在相互认同。

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则是共同的人民性、斗争性。是不能忽略的，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鲜明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精神的，它的温故知新、革故鼎新蕴含着坚韧的邪不压正斗争精神。

二者具有相合的道德观;都不是宗教“唯一真神”派生的“道德”，而是领袖高超的贤德、先锋团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人民的同心同德，都无不是民本问题和社会平等问题，都无不坚决反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卵翼下的拜金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

此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相遇的历史契机关系，即欧洲风起云涌的大规模工人运动，共产主义思想流行，传教士将欧洲形式介绍到中国，日本翻译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西方思潮，后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等等。

二者的是非观倾向也无不是都对人民至上、向恶势力斗争、社会阶层之间平等的共同立场、提倡共同福祉和反对个人竞争的关系。

语言是宇宙、认知观、思维方式、是非观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语言之间发生“一多不分”结构的转换调整关系。大量中国传统语汇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量马克思主义翻译为汉语的语汇成为表述中国传统哲学含义的话语。一个明显的中国现代和传统哲学标志，都是“一多不分”结构的，是其哲学意义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式，其实就是中国哲学文化的现代形式。

结论

理性方法确认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也包含马克思主义语言与中国传统语言之间实现的成功转换、同时还有转换之中遗留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还遗留一些由于中西两个不同结构的文化语义环境造成的我们还需要充分阐释的问题。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线性单向决定关系，还是二者互相决定关系?“现代性”是否是线性进步性的?科技发展是否即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是循环上升还是线性单向的?“自由人”是原子单体人还是社会(关系构成的)人?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和人的高度自觉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中国社会文化的立场的哲学限度是什么?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应该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哲学限度是什么?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对理性方法确认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应下的结论都应当是：二者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合的;二者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差别是共同的，在深层次是与之逻辑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发生的分歧是属于表象的、焦点不同的，但都是来自同一区别于西方的“第一哲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产生疑问的。

(2026年7月2日海淀整理)

作者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