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西学的“体”不能用——“李约瑟难题”引发若干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七）

（接上）“李约瑟难题”引发若干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六)

【作者按】本文系根据作者2005年1月31日完稿于夏威夷檀香山，之后发表于《孔子研究》2005年第五期“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文稿整理。

【摘要】当今自媒体在谈论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大气候中又重新翻出“李约瑟难题”议论起来。李约瑟当年问的是：为何古代中国科技领先，近代科学却没有中国诞生。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议论是一个必然，原因是“李约瑟难题”引发了近代以来若干关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其实李约瑟和一些西方学者早已切中要害地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回答，但是我们国内主流可以说仍基于西方殖民思想影响的错愕认识，将近代科学视为只是欧洲的发展，没在中国文明中产生。

其实这只是中国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之一。其他如“科学本质是什么”、“儒家传统没有科学吗”、“什么是西方现代性”、“现代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科学是狭义思维”、“为什么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为什么不假设二元即没有科学”、“儒家的是什么科学”、“为什么汉语具有精准性”、“杨振宁观点为什么不对”、“天人合一阻碍科学了吗”、“为什么古代文化促进科学的辉煌”、“美国学生为什么惊叹不已”、“西方现代化了什么”、“为什么现代科技与资本侵略、殖民分不开”、“马克思怎样痛斥现代科技”、“科技如何把人类成批灭绝作为任务”、“现代科技值得羡慕吗”、“毛泽东为什么肯定‘中体西用’”。本文一一作出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历史解答。

八、结论：“中体西用”

综上所述，科学是概念思考的工具，是手段。启蒙运动之后，科学、理性、计划成为服务个人目的的手段，导致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割裂乃至背道而驰。儒家没有科学概念，但有“观念”思考。“观念”不同于“概念”。观念是经验的抽象，概念是虚构抽象。儒家不脱离目的去崇尚手段，主张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在学理上，“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相隔多重范畴，之间不存在简单、直线逻辑。“儒家思想不产生现代科技”的说法不成逻辑。西方所谓的现代性，是以启蒙运动为转折点的思想传统转变。科学不再是寻求知识，而是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的工具。科学思维其实是狭义、单一的。科学的一般方法包括归纳法、推演法。在狭义、单一意义上，一切科学都进行假设，它是发现真理的过程，而非本身是真理。它所发现的知识也非绝对真理。科学思维的特点包括：手段性、假设性、绝对真理性、分割性、封闭性、二元性。儒学是包含科学思维的，但相对于科学思维，又至少在六个方面有博大性、开放性特点：1)不假设超绝本体;2)互系抽象思维;3)包含归纳法、推演法;4)多重逻辑性(多重次序性);5)互系语言准确性;6)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性。李约瑟认为，中国曾取得辉煌成就的古代科技成果是由于发明的动力是来自中央集权式体制的非常合理意图;没有哪种文明像中国对发明和技术革新那样的尊重。西方“近现代”科技的特殊性，在于它与私有资本的相结合。

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实际是儒家对科技作为一种手段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正是这种态度与中国古代产生科技的辉煌有关，与近代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也有关，与今天我们对西方现代科技怎么看还有关。这方面，不能不说“中体西用”的思想准确表达了儒家对西方近代科技的态度。它刚好相对于西方近代科技包含的“科技发展”和“思想停滞不前”两个方面。我们不能不赞叹这种准确。张之洞著《劝学篇》中有外篇《设学》，一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以持身，西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过去人们曾认为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只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反动口号。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8页。] 现在看起来，应该说仍然现实意义很大。

还有严复，堪称受西方思想影响成为的中国近现代史第一自由主义者。他反对“中体西用”的提法。然而，“在《天演论》中他即批评赫胥黎所谓‘屈己为群为无可乐’的看法，以为此语‘于理荒矣’。”[ 黄克武：《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62页。] 他翻译、推崇西方启蒙自由功利主义者约翰• 弥尔的《群己权界论》，却反对遗世独立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严复自己或许不太明白，他反对的正是“西体”[ 同上。]。不管怎么说，他这种态度，与他“自幼研读中国的经典，11岁开始跟随同邑宿儒黄少岩求学，奠定了扎实的旧学底子”是分不开的。[ 同上，第40页。]

更有，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讲话提到：“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 毛泽东：《毛主席在建国后的重要讲话》第624页。(本书没有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日期，现在夏威夷大学哈米尔顿图书馆收藏)]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能用大儒称呼，但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继承了儒家传统。可见儒家传统之深;它在毛泽东这里，已经获得了现代化的语言表述。

其实，将“儒家思想”和“科技”用简单逻辑的相连，只是一种话语结构。这个话语结构避而不谈西方产生近代科技的众多其他，甚至是关键的因素。“儒家思想”没有西方意义的科技是明摆着的，是用不着多加思索的事情。而这里的问题正是产生于对“有”和“没有”的差别对话之中。首先，具有强烈价值观的东西、被崇尚的东西(“现代科技”)一旦被确立，然后问：你有吗?这就像小女孩比花衣服一样，回答“有”，自然就有了地位和骄傲;回答“没有”，必然没有了地位，有了自卑。地位出来了，权力关系就出来了：“没有”的一方需要听“有”的一方说话。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儒家思想”和“科技”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简单得就像一道“1+1=2”的算术题。答案只是一个“没有”。任何人的思维只要陷入这个话语结构，得出的必然是同一个答案。所以首先审视问题的本身结构，看是否存在准确逻辑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语结构，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到处都能发现。一些人特别会用西方有而中国没有建立这种话语结构。比如艾铁尼• 巴拉兹就说：“最终阻碍资本主义花蕾在中国开放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是中国在地理上的不可分隔和缺少一种建立分裂的‘民族国家’的机制。”[ 艾铁尼• 巴拉兹(Etienne Balazs):《中国文明与官僚制》(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Tr. H.M. Wright. Ed. Authur F. Wrigh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1.] 好了，如果我们陷入这个结构，不去思索地理与资本主义究竟有多少联系，所得结论必然与这位学者先生一样。那该如何?为发展资本主义将中国分成许多国家?其实不正是有不少人在唱这个结论，有的还提出“邦联制”?资本主义是好是坏还在其次，问题首先是，国家分裂了，资本主义恐怕就更建立不了了。使用巴拉兹的话语结构，鲍迪扩大了它的单一结论。他说：“要是中国长期保持是一个公元前221年前那种六、七个国家争雄的局面，不变成一个统一帝国……如果这种政治分裂是延续的，相伴随就会是思想多元化……那么，我会大胆认为，那种情况之下学术环境将会比中华帝国儒家一统天下局面更有利于科学发展。”[德克•鲍迪 (Derk Bodde)：《中国思想、社会和科学》(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我们不妨用鲍迪的话语结构当作对自己的一个测验，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陷进去。我知道，不少逃亡海外的“民运”分子是陷在这个结构之中的。

儒家不抹煞中西差别。但按儒家思维方式承认差别，意思是从两个传统的整体角度比，而不是将概念从两个体系中抽出来，最简单省事地去比较。比如，从整个体系看儒学讲的都可以说是“民为本”的民主，但是就没讲那个“三权鼎立”的“民主”。看看“三权鼎立”在它本体系中是怎么回事。形式上“三权鼎立”这个东西，并不一定不是独裁本质。人们为什么常常看不到?原因就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是不从整个体系角度比。所以，了解西方的话语结构是很关键的，了解不是盲目附会西方语言及其结构，跟在它的命题后面凑热闹。他们的体和我们的体，不是一个语言、一个结构。我们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要发展出中华民族自己的科学语言。

科学在西方是手段，在儒学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它既是宇宙观也是方法论，尤其是在实现的目的上与西方具有根本区别。儒家赞同将科学用于社会范畴，用于以民为本的项目，因为民为天。与西方接触之前，如果说中国人没有发展“现代科学”那种目的，如今在手段上差远了，那么现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就有了目的。儒家精神是自强不息，我们民族要平等，要昂着头生存，不要人踩在脚下。为着这个目的，就要发扬长处，迎头赶上，不跟在别人后面爬。中国要研究现有科技成果，补我不足，更要着眼创新，全面发展。

作者 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