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仁”学祛魅：一段思想史的澄清

近几十年来思想学术界关于孔子的研究和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对孔子“仁”学的理解。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看待孔子的“仁”。

许慎《说文》：“仁，亲也，从人二。”《孟子》、《中庸》也给孔子的“仁”下了抽象的形式的定义。(《孟子》：“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中庸》：“仁者，人也。”)从抽象的形式的定义来说，孔子的“仁”的学说，就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学说，但孔子的“仁”有他自己所规定的具体内容。

从上节关于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论述中我们已知道，孔子仁学的根本是复礼，在孔子看来礼是目的，仁是手段。礼和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但后者从属于前者。有些人不同意上述论断，他们认为孔子的仁是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反映时代的进步，“礼”是从属于“仁”的。这是没有根据的，孔子的“仁”并不是这样的。

《论语》中“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共出现过一百零九次。讲“仁”的章节也不少，但多是一章一句或一章两句，不构成句群，因此难以从中分析出“仁”的基本含义。有些虽由好多个语法句组成的但并非严格意义的句群的章节，从它分析“仁”的基本含义，也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争论不已。为了准确地把握孔子的“仁”的含义，我们只能从《论语》中两个讲“仁”的严格意义的句群入手。它们是孔子自己给“仁”下的定义或阐述“仁”的基本内容。而以它解释孔子在别的地方所说的“仁”，都可以贯通无碍。

第一个句群，是给“仁”下定义的，即前面反复引述过的《颜渊》篇第一章以“克己复礼为仁”为核心的论述。这个句群的意义，是意义非常明确、不容歧解的句子，在上一节已经作了详细分析。

第二个句群，是阐述“仁”的基本内容的，即《颜渊》篇第二章：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这里孔子表述“仁”的基本内容。它有三个组成部分：(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是指的为政者处理政务要像接待贵宾那样严肃;役使民众要像承祭大祀大典那样小心谨慎。这显然是春秋以来“民溃”和民众暴动事件在孔子头脑中的反映。这是孔子的“仁”的一个基本内容。(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说国君、各级大夫，包括各级奴隶主互相之间、奴隶主和已经转化地主阶级的原奴隶之间要推己及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于别人，也就是要他们各自限制的自己的私欲，这显然是调和“人”的内部矛盾的。这是孔子“仁”的又一个基本内容，它当然不包括“民”，“民”属于上一条，所谓“使民如承大祭”，“民”是被“使”的对象。(三)“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对臣与下级官吏说的：在邦不要怨恨邦君(即国君)，在“家”不要怨恨大夫(所谓“诸侯有国，大夫有家”)。而且，这是无条件的，即必须“无怨”。这是给各级官僚一个紧箍咒。这三个互相联系的内容，充分显示了孔子“仁”的学说的实质。

孔子还特别反对争，“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君子无所争”(《八佾》。当时对西周制度挑战，起来“争”的，主要的，威胁最大的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孔子反对争的矛头就是针对同奴隶主争夺权力的地主阶级。套用孔子关于推己及人的“仁”的公式就是：你不愿意被人家推翻(“己所不欲”)，也就不要去推翻别人(“勿施于人”)。

“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中还有类似的两条：

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这些也就是极力推崇孔子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儒家的“忠恕”之道。其实，孔子的这些说法是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他所说的“人”并不包括“民”(已经解放了奴隶和还未解放的奴隶)，而是指奴隶主以及地主阶级;他的意思是在人的内部大家都要推己及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于别人;自己愿意立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立得住，自己愿意办事办得通，也要帮助别人办得通。总之是要爱别人，而爱的对象并不包括“民”。检《论语》全书可知：在孔子的言论中，爱的对象只限于“人”，而“民”只是“使”(使用)的对象。其具体用意，只要不抱成见，客观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本来是很容易弄清楚的。

孔子用他这一套“仁”的学说，来调和阶级矛盾，一方面主张“和”即调和，一方面反对争，反对在下者、贫者起来斗争。“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就是说，以“仁”复“礼”，其最大的用处就是“和”(即调和阶级矛盾)，“和”的前提是“礼之用”，绝不是为“和”而“和”。为“和”而“和”是从来没有，也不会有的。

根据以上所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的学说是站在奴隶主立场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和挽救奴隶制的。

近现代有些学者对孔子的“仁”的观点作超阶级的分析，说孔子主张“爱一切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人”，就是和自己相对待的一切人。他们还说这是孔子学说的“普遍性形式”。所谓“普遍性形式”，即“超阶级形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第107～113页)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照孔子自己的说法，他的“仁”也不是超阶级的，绝没有爱一切人的意思。孔子公开、明确地说出了君和臣、君子和小人、人和民的等级分野。他把种庄稼、种菜的老农、老圃看作小人，公开地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以致其道”(《子张》)，这是界限分明的。民、百工、老农、老圃是使的对象，哪里能是爱的对象呢?孔子还说：“惟仁人能好人，能恶人”(《里人》)。“仁人”有他所爱的人，也有他所恶的人，否则就不成其为“仁”了。严格说来，在孔子思想中，“小人”也不是“爱”的对象，而是“恶”的对象，也是“使”的对象。据《论语》所载，孔子对于“小人”之“恶”是溢于言表的。由此可见，孔子自己公开说的就不是爱一切人，更不是真正主张和实行爱一切人。

或者说：《论语》上不是有句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吗?那不是爱民，爱一切人吗?不对，那是子贡的假设之辞，而孔子是不同意的。其全文如下：“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孔子对子贡的假设之问的回答，其精神是清楚的：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捧得很高，说它不止是仁，而是圣了;听话要听音，孔子这句话的基本精神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连尧舜都是做不到的，是不现实的，所以仁只能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与子贡所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相对待、相区别而言的。从这里倒可以看出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人”是不包括“民”的。孔子从来没有说要实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或者把它作为最高目标促其在今后实现。严肃的研究，不能把子贡的假设之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割取下来，不顾前言、后语，把它当作孔子的思想。

一般说来，以超阶级的外观作为阶级性的表现形式(即所谓“普遍性形式”)这种特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自由，在他们看来，拥有巨万商品的资本家和只有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交易、自由契约。当然这是虚伪的。但确有平等、自由的外观，因为它与奴隶制、农奴制都不同，工人的劳动力归自己所有，按照资本主义法律他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自由地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当然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为了活命，是不可能不出卖劳动力的，他们最怕的是失业，即劳动力卖不出去)，谁也不能用超经济的力量强制他们。正是这种平等、自由的外观，使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能够标榜自己的学说是超阶级的，亦即具有了“普遍性形式”。在资本主义以前的赤裸裸的等级制度(无论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如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抽象分析也可得出这样的观念：“人”“己”相对待，所谓人“就是除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就是自己所不愿意的，绝不加于任何人。但这就不是孔子的思想。字不离句，句不离章，章不离篇，不应孤立地断章取义地作抽象分析。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超阶级的抽象分析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就没有发生这种抽象分析。这种分析是由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的。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者费尔巴哈，就曾按照他的理解引用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证明他的人本主义。在《幸福论》一文里，他写道：“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凡是一个人的心地诚实，他保持对他人如同对自己一样的思想方式，他不离开人的理性本性所赋予人的那种义务的道德规律，所以他就不把自己不愿别人向他做的事施诸别人。’(译者注：“见《礼记·中庸篇》，原文为：‘忠恕之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有了你所希望的东西，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把你不愿意的事施诸于你，即不要对你做坏事和恶事，那么你也不要把这些事施诸于他们。当你不幸时，你希望别人做你所希望的事，即希望他们帮助你，当你无法自助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做善事，那末当他们需要你时，当他们不幸时，你也同样对他们做。”费尔巴哈说，这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77～578页)很显然，费尔巴哈是对孔子思想作了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解释，把它资产阶级化了。这种解释，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代不可能产生，在西方的中世纪也不可能产生。现在有的研究者对孔子的“仁”作超阶级的分析，和费尔巴哈一样，也是把孔子资产阶级化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古人资产阶级化，对当时的革命起过积极作用。现在这样做，把古人现代化、资产阶级化，就只能是有害的了。

对于古代的抽象的理论命题，绝不能脱离它的历史背景;如果脱离历史背景而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后人或自己附会的或推论出来的东西强加到古人的身上。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成是超阶级的，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是对所有的人实行自己所不欲的，不要加诸别人，自己愿意站得住，就要帮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愿意通达就要帮助别人也通达，从理论分析方法上说，这是脱离历史背景，作超阶级、超时代的分析，从训诂学上说则是断章取义，主观武断，结果是把孔子本人没有的东西强加给孔子，也就是歪曲了孔子(实质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学者所美化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强加在孔子身上，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说成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作为方法论，这是做学问、研究思想史之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