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中国“自由主义”的“求生或害生”“哲学”——《人类的求生哲学》章节之七

（接上）《人类的求生哲学》章节之六

【摘要】

中国没有西方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只有鹦鹉学舌般、在不知真意之前的、在中国“一多不分”文化语境之中搬弄“一多二元”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十分蹩脚。所以在中国需要给它用引号括起来。它在中国起到的实际话语作用，本是一种表面叙述“一多不分”含义的“求生”，而实质是贩卖“害生”的叙事。它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含义的“意识形态语言”;鉴于它佯装一种“哲学”和“辩证法”姿态登场，严肃的哲学角度不可屈尊而给它括上引号。

【关键词】“中国自由主义” 全球主义 求生/害生 “辩证法”

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我们目睹的是显然不同另一局面：到处可见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这一局面的特点表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它呼唤而来的是“新自由主义”教义及越来越多按照“liberal democracy利伯若儿蒂莫克拉西”(被译为“自由民主”)的话语为中国未来所作的总设计。这种趋势能从许多对中国政治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和人们、国际和国内媒体的密切关注中体现出来。他们不愿遗漏任何一个微小信息，因为哪怕再细小的信息，也可能是中国未来去向的蛛丝马迹、预示着中国将要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其方向自然是所谓liberalization(自由化方向)。

“liberal democracy利伯若儿蒂莫克拉西”概念来到中国,也采取一种“中国化”形式;这是很有意思的。中国“自由主义”的语言扮演的是颇有“辩证法”载体的角色，能发现它似乎是取于《易经》的“阴阳”思维传统，起到表面排除其原始西方形式的固有思维障碍。理解这一点，提一提严复是重要的。严复可被看作中国第一个“自由主义”者。1898年他完成西方“进化论”第一个中文译本。他深深为西方“自由主义”叹为观止，但同时在他手下，西方“自由主义”原始形式产生变异：“个人主义”被他突出为实现集体目的的手段。然而此外，“个人自由”理念在他的知识世界并未获得多少容身之地。[ 周光辉：《新中国的探索：国家、社会和现代中国之命运》。(Zhou Guanghui, “In Search of A New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 见 http://orpheus.ucsd.edu/chinesehistory/pgp/zhou.htm.)]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敏锐地发现，为什么在严复思想中，恰恰是作为组成社会的人的价值概念，“个人”以其本身为目的的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西方主流精神核心的观点，未能被获得接受。[ 本杰明• 史华慈：《追求财富与权力：严复与西方》，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40页。(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p.240.)]

几乎是整整100年之后，当1998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刘嵘教授出版著作，为邓小平将资本主义容纳于社会主义进行解释时，给出的理由，恰恰使用的也是所谓“辩证”语言。他说，“一国两制是相反相成的”，“邓小平的英明在于：运用对立统一辩证方法，不仅看到‘两制’间的对立关系，一再提出要保持头脑清醒;而且敏锐地从‘两制’的‘对立’中，看到统一性，存在着‘同一’、‘共同’、‘一致’的‘共同点’;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合作’等的统一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互补’、‘互利’、‘互荣’的‘互相促进’关系。”[ 刘嵘：《两代伟人哲学思想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406页。] 尽管这一观点在学术上并不能站住，中国语境下新自由主义进行-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运动，在刘嵘笔下变得毫无辛辣味道：“资本主义”不非是跟社会主义截然矛盾，而是为了实现集体目的(大家都过好日子)的一种手段。

目前中国情况的特征是，被推行的是一场数十年踏上商品市场制度的经济改革，这一运动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概念必然推动的体现，是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由民主”话语作为表述政治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会是什么呢?其实，虽然经济改革过程的表象是中国热衷于拥抱财富，“谁发财谁光荣”口号已经成为风行社会的价值格言，可是从考虑到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内涵的“辩证”思维观点看问题，如果整个社会都被无限制追求金钱和利润的目的支配，那么无论对大众还是对领导者都会陷入一种混沌迷茫情势(a foggy situation)之中。这种趋势要比仅仅由“自由主义模式”做出的解释更要自相矛盾。这是说：发财可以，但对以资本主义追求利润为目的而实施的全面统治说OK，尚不可以。[ 邓小平曾警告不能背离传统的价值。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刚刚担任总书记就重访革命圣地西柏坡，给了一个清楚的信号他至少要在表面层次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目前还没有太多迹象可以让人们看清中国将要走的确定方向究竟在哪里。但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有三种可能出现的社会状况直接与中国如何处理“发财”和避免资本主义人生目标的统治问题相关：1、继续发财，但同时避免被资本主义利润目标所统治;2、慎之又慎地处理政治问题;3、让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目的统治社会的情况发生。

西方主流传统来到文艺复兴以及继之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人类求生与牺牲，无不是儒、释、道、墨、马克思主义所共同揭露与鞭挞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实际更恰当汉译是“一己主义”)。其本质在于排斥共生关系的以“一己”为终极绝对目的，其后果必是非求“共生”的、带来“牺牲”之后果的逻辑：自反、自我辩证与自我否定的哲学逻辑。后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在如何对待“求生”与“牺牲”问题，是在误读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一己)主义“求生”情况下的将“为集体”、“为社会”转为接受“个人利益”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又继而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竞争意识，使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作为哲学上逆反逻辑成为理论性口号而导致出实践层次的二元对立，呈现为社会普遍的以攫取“个人利益”为政治正确，同时必然性地脱离社会主义目的，导致大面积的腐败堕落与社会意识形态陷于空前混乱状态。

幸亏中国仍然坚持了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在形式上与华盛顿共识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拉开了距离，拒绝了政府放任“看不见的手”的荒谬，但仍然未能避免出现普遍私有化、大面积反“求生”倾向的“牺牲式”贪污腐败与背叛国家人民根本利益行为的资本主义走向以及西方流行“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的调侃。党和政府虽然也进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大规模扶贫、脱贫举措和改开利益共享的宣传，但仍未能在整体上调正社会主义是基于人类共生关系否定个人利益，与求共生理论背反基础上的方向。

其实回望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可看到很明显的理论误区是：1)没有认清全球化的本质是西方私有资本主义削弱各国政府权力、建立服务于西方资本集团政治与经济统治的全球主义;实际上它是在全球实行完全排斥人类共生关系式的“求生”哲学;2)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误读为单纯经济主义的“发展”与“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及其与之相配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重新实行私有化，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对私有资本制度进行限制与改造;3)在政策领导上充分利用在西方受过“新自由主义”教育“经济学人”而弃用乃至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构成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统治域境的中国哲学既有“一多不分生生论”也体现“一多二元本体论”求生/害生相混合的悲剧性历史现象。这样的历史现象，与其说“全球文化域境的中国哲学”，不如说“中国哲学解读下的全球文化域境”。

*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