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知识哲学与智慧哲学的较量

田辰山：知识哲学与智慧哲学的较量*

——哲学视野里的世界文明与经济发展

【摘要】

哲学，不是哲学家们的专利，每一个关心自己为什么活着，关心自己幸福的人，都可能成为哲学家。

处在全球格局转型的重大时代，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与危机，是警醒，亦是一种启示。文明的走向，关系着生死存亡。

今天最重要的脚步，是精神的脚步。唯有看透中国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本质，才会知道我们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在这个注定觉醒的时代，跳出政治、经济、文化，回到哲学的本质，找回哲学，作出新文明选择。中国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走向?中华文明的优势是什么?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经世济民思想精华结合起来，指引当下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在世界视野下，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田辰山教授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新文明 哲学的本质 中西比较哲学 经世济民 全球格局转型

一、透过哲学看世界：中西思维方式下不同的生命走向

(一)任何人类的行为，都是一定哲学内涵的延伸

访谈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在物质经济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很多人都找不到方向，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

田辰山：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对待人生，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冲锋陷阵。这是“自由”作为绝对概念的恶果。绝对概念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进行过装潢的枷锁。

战争、生态恶化、道德沦丧、核扩散、人类灭绝性武器、向海洋倾倒核废物等骇人听闻坏消息接踵而来。个人失掉了作为“人”的自然性——变为商品、被物化，绝大多数人陷入最大程度地被剥夺的状态，包括剥夺者，都成了金钱的奴隶。我们身边频繁出现莫衷一是、价值与是非的混乱，不知所措乃至走火入魔的异端行为。

人类要走出当今的困境，必须要找回哲学，作出新文明选择。在经济领域里边看问题跟在哲学领域里看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在变化的世界文化秩序，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访谈人：为什么要找回哲学呢?

田辰山：任何人类的行为，都是一定哲学内涵的延伸。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要在根本上谈它的哲学内核。

(二)由精神物化到物质物化，世界都需要再启蒙

访谈人：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也应从世界视野来看，先搞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处于怎样的位置?

田辰山：弄清中西方文化的结构差别，有助于达到文化深层的理解。而只有弄清文化深层的结构差异，才有可能达到切实的理解;有了切实理解，才会有消除误解的可能性，才会有可能为真正逐步实现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并找到切实可行的道路。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汇和概念都是西方的，比如先进文化，发达国家。这是在19世纪出现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接受的，就是这套话语体系。如果我们用这套话语体系，就会把自己搁在一个农业文明落后国家的位置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科学技术上都是领先的。

西方的所谓科学技术在现代完全是服务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服务于个人积累私有财富这个方面。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西方却把火药拿去做枪炮杀人，这个时候跟他们比较起来，好像我们落后了，实际在思想上，我们是先进的。

我们从古到今，可以说秉持的一直就是一个“公”的文化传统。西方主流文化是“私”的文化。只有理解了西方这套逻辑之后，你才知道中国逻辑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才会知道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访谈人：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公”的文化传统呢?

田辰山：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也有“个人主义”，比如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杨朱，他主张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拔下自己的一根毫毛来有利于天下他也不给，而让普天下来奉养他一人他也不同意。杨朱的思想在当时影响虽大，但后来没有发展起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儒释道，基本上都讲一个“公”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是大家的。

如果把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很顺利地就进到中国来，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跟西方主流的东西仍然仍然是冲突的，对立的。

访谈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复兴中华文明吗?

田辰山：不仅中华文明要复兴，世界都需要再启蒙。

因为西方启蒙运动的目的没有达到。西方的第一次文艺复兴，是西方打倒宗教迷信，恢复古希腊的所谓“人文精神”。但是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偏差，开始鼓吹人和人竞争，把落脚点放在单子个体上。就是说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自己。为了生存就要跟别人竞争。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如此，允许为自己的就是合法政府，不允许为自己，鼓吹集体主义的，就要推翻。

可悲的是，启蒙运动已走向自己的反面。它被绝对化以至成为新宗教、新迷信，变为非理性的疯狂，结果是把人类带进一个濒临灭绝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必须选择一个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的前途。

访谈人：为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反作用?

田辰山：文艺复兴本来是一个破除人的精神异化的运动，但是它最终没有破除人的精神异化，反而把人物化了。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理性都用来服务于增加利润，人变成了劳动力，这是由精神物化到物质上的物化。

物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应该把握物而不是跪倒在物面前。文艺复兴本来是要把上帝打倒的，但是一些人为了积累个人财富，需有一个合法的说法，所以他们不反对上帝。

还有一点很重要，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所受到的启发，正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

访谈人：为什么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呢?

田辰山：马可波罗及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从中国回到西方以后，就向西方传递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西方搞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其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其中各种自由主义，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侵略中国，把中国大门打开了，这些东西反而又回到中国了。中国人看到西方反对封建，反对政教合一，批判传统，解放中国也需要啊，所以拿过来以后也批判中国的这套传统。当时如果不做这个工作，革命就做不起来了，所以在革命的时候，就是反传统。到了后来一批人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其中很大的一块就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去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肯定了孔子，肯定了老子，肯定了《易经》。中国共产党在运行当中，慢慢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当下，要充分地认识西方传统，充分地认识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

访谈人：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田辰山：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文化，不坚持自己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是非观的话，我们只有一个前途，被人家灭掉。

(三)这个世界怎么了?人如何能做自己的主?

访谈人：中国传统哲学是怎样的?

田辰山：中国传统哲学着眼于宇宙怎样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世界观落在内在联系性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其源头活水，是《易经》以六十四卦演绎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通变哲学。宇宙万物，当一切都是内在地联系的，哪里会有什么“孤立个体”?中华传统“道”的哲学范畴里的“人”，自始至终处于关系之中，人自己与所处场景，小从家庭、大至宇宙，皆为不可分、脱不开的浑然而一。

访谈人：中国哲学的智慧体现在哪?

田辰山：一切东西给它静止化，概念化以后，就会出问题。道家为什么批判儒家?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孔子见老子时，老子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太强调仁义礼智信，不要把这些当成概念，你什么时候把它概想为概念了，那就走偏了。因为仁义礼智信是活的，是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发生的，会跟着时间地点条件时刻变化的。你在这件事上这么做是对的，那件事你又这么做，可能就不对了。所以不能把它标准化、固化、概念化。

中国的哲学智慧就在于它不是概念。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我们学西方学得有点过头了，我们现在应该回味一下。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访谈人：在现代社会，人的思想观念早已与古人不一样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了吧?

田辰山：中国文化讲天地人，人是天地间最宝贵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了信仰。有一个街头采访的视频，问路人“你有信仰吗?”很多人都说没有。人哪能没有信仰，这个视频我看了特伤心。在我年轻时候的那个时代，没有人说要为自己，都是要为社会服务，要继承革命意志，活着特有劲头。

没有信仰，就等于失掉人的自我了，整天在为钱奔波。家里不安宁，社会不安宁，整个世界都不安宁。这种状态就是人被异化，人做不了自己的主。

访谈人：应该怎么做，人才能做自己的主呢?

田辰山：就是让人都要认识到自己不是单子个体，自己是依靠别人活着的，是依靠整个社会活着的。有些自媒体整天在宣传这世界上没有可信的人，没有可依赖的人，这就是个人主义到了一个最疯狂的地步。一定要把人的思想拉回来。

(四)人活着跟这个世界活着，是同一个问题

访谈人：您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精神迷茫的问题所在。

田辰山：我经历了毛主席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又到了美国生活了20多年，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怎么操作?资本主义学问是什么样的?我都经历过，回来以后看到中国的现实，我有很深刻的感触。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自己活着，也得让别人活着是吧?而且是别人活得好，你自己才活得好。父母活得好，咱们才能活得好。人跟人之间只能是共生的，共运的，你的命运不好，那对我也有影响。

人有时候是很被动的，因为我们解决不了环境问题，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只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人要有主观能动性，要面对这个世界，大家都按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活着就好一点儿，消极地去逃避，其实会越来越糟糕。大家都联合起来，搞清楚人应该怎么活着，人应该怎么做人，我们怎么把关系搞好，慢慢地这个社会才会好起来。所以人活着跟这个世界活着，是同一个问题。

所以安乐哲先生提出了优化共生体系，一多不分生生论。

访谈人：“一多不分”怎么理解呢?

田辰山：“一多不分”原来是唐君毅先生的说法，安乐哲先生经常使用。

一多不分，就是万物都是关系的，我们的天人合一就是这个理念。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所谓“轴心时代”前看待世界都是一样的，看到的都是万物。中国人是聚焦在万物之中，去思考万物之间的关系，用这样一种归纳的步骤，来认识这个宇宙和世界的。这样，中国人所得出来的是“一多不分”;就是说在中国人心里，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是分不开的，谁跟谁都是联系在一块的，缺一不可的，就是《易经》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说的是“道”一以贯之;“道”是宇宙、天地、万物的内在联系、相系不分。

在中国传统中人们对事物进行叙事，不是去界定它，而是对它与它所处于的域境进行阐述。一个中国人介绍自己，是介绍自己与自己所在的场域之间的关系。有个很简单的例子，不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比较形象。中国人写地址的时候，是按照大到小的秩序，先把国家、省份、城市、市区给出来，最后才写寄信人或收信人名字。西方人却先把个人的名字给出来，西方人界定自己，只是当成一个点来介绍;中国人却是要介绍自己所处在的场域，介绍自己在这一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及各种关系。中华文化的“己”是放在它所处的周围环境当中的，是一种实在的东西;也即“心场结构”。

在理解中国哲学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易经》这部经典。

(五)诸子百家之源头活水

访谈人：为什么《易经》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呢?

田辰山：《易经》堪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构成一体，它向人们揭示，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顺天命而不乏主动。《易经》是中华哲学思想、精神文化的源头活水，造就了一颗中国灵魂，这颗灵魂化育于《易经》的中国特征的世界观、认知观、思维方式、是非观，是一颗与西方“上帝结构”灵魂不同的 “道结构”灵魂。

中国历史上有百家争鸣，产生了多个学派，而形形色色思想门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活水，就是《易经》。历代对中国社会有过重大影响的传统思想或学派，儒，道，墨，法，释，宋明理学，近代新儒家，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至上世纪的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无不渗透着《易经》的精神。中国哲学传统所植根于的宇宙观、认知观、思维方式、是非观以及作为载体的汉语语言，其基本结构已在《易经》之中确立。

访谈人：诸子百家，各家学派都能体现出“一多不分”的思想吗?

田辰山：我们先来鉴别一下儒家话语的“一多不分”文化特质。

儒家治国观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等经典话语，表达的都是“一多不分”生生意义的“以德治国”，将人与家国天下作为一个大生命体。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人应修身立德。

访谈人：法家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呢?

田辰山：“法治”观与儒家“德治”是相对辅助性的关系，是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都不可或缺的两翼，当“德治”在大范畴下不奏效时，“法治”能起到纠正、补救作用。

儒家与法家都是出自“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的思想，“仁德”是目的，“法治”是手段，这主次关系是不变的，如果主次变动了，则表明发生了治国理政的“质”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儒法并用，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才能相得益彰。这是因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到位的。正值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国家治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的重要启示。

儒家与法家以及大至整个中国哲学是呈现为一个大生命哲学，堪称利生哲学、贵生哲学、惠生哲学。

访谈人：这样的哲学观念对我们现代社会有什么启发?

田辰山：在深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后，人人都能自觉把握好自己践行的人与人生生关系的道德角色和责任，呵护好、发展好人与人的恰当的相互尊重共生关系。

有极少数人，企图将“一多不分”社会秩序推翻，梦想恢复资本主义“一多二元”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人民大众多数人的制度。如果和谐秩序被破坏，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以争夺一己私利、压迫人口大多数的动乱状态。

儒家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人人都处于同整个社会的联系之中。只有在这种生命互系之中，才会真正得到个人天然性命相连的共生自由，才会真正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追求所谓“独立自我”的自由。

(六)道是直的还是曲的：知识哲学与智慧哲学

访谈人：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哲学有怎样的区别?

田辰山：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不一样。西方是知识哲学，是追求普世性事实(被译为“真理”)的。中国哲学是智慧哲学，是讲道，寻求道的。寻求道就是寻求天地万物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到底是什么关系。到了儒家这儿，就追求社会关系，人和人之间关系。从父母儿女的家庭关系开始延伸出去，跟天地沟通。

中国的“哲”，上边是“折”，下边是“口”，“折”代表道不是直的，不是线性的，而是曲曲折折的，人要把曲曲折折的路，世间万物的关系搞清楚。“口”的意思是你要把道讲出来，解释清楚，儒释道都是解决这个问题。

哲学的观念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要找哲学的范畴问题。哲学有几大范畴：宇宙观、思维观、认知观、社会观、人生观和是非观(现在学西方说成“价值观”)等。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多不分”的，西方人是“一多二元”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人思维方式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中国人从内在关系考虑问题，西方主流没有关系概念。中国人是互系相对性思维，好和坏是非独立互系性相对面。西方人认为好与坏，黑与白是独立分离对立的，是二元对立的。中国人认为黑中有白，白中也有黑。如果以黑为主导，那这个事情基本是黑的，但是如果白到了主导地位，它就变成白的了。中国人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生生的生命关系，人是互相联系的，天下一家。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大家”一词翻译为英语是“everyone”或者“everybody”;“大家好”译为英语是“Hello，Everyone!”或“Hello， Everybody!”。如果不去多想一想，就已接受了一个误判，即“大家”与“everyone”“everybody”是同义词。而我们一旦认真起来，则发现二者不仅不是同义词，而且是意义“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汉语“大家”是表达人与人相系不分、可用家庭亲密性类比的关系，而英语“everyone、everybody”恰是表达“物”的“独立单子个体”性的“每一个一、每一个体”的互无联系的词。令我们震惊的是，汉语“大家”与英语“everyone、everybody”竟然在意义上如此毫不相同，怎么可以将它们附会为同义词呢?社会文化中如果存在这等简单附会现象，人与人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误判，不难想象会有很大的灾难性。语言背后就是哲学。要把这个哲学的四大范畴区别开来，中西哲学就区别开来了。

访谈人：西方人的“一多二元”怎么理解呢?

田辰山：古代哲学家看到世界万物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在琢磨这些万物是从哪来的时候，西方哲学家与中国哲人思维方式不一样。他们要假设有个世界本源或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印欧传统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一个框架，下边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上边这个超绝的“一”无中生有地造出的，是直接受它单线单向地指挥、主宰的，叫做“一多二元”。任何事物包括人，都是单子个体。这个大“一”和单子个体的“多”之间是“一”的主宰，是支配，是二元对立关系。单子个体的万物之间、人和人之间，也是二元对立和冲突关系，对立冲突产生一个“我”占上风的征服。所以“一多二元”，就是两个独立东西之间产生的对立，是“我征服你”这样的模式。

如果把主流西方和主流中国哲学体系弄清了，就能把很多问题看明白。所以我们看待经济，不要在经济里边看经济。不要看那个经济上的运作。经济学家说的经济运作的词，都是在这个体系之内运作的。要从外边看的话，这套体系本身即是有问题的。

访谈人：西方的哪些思想是有问题的，您能举个例子吗?

田辰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西方主流的东西，但也是在西方受到严厉批判的。

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虚构的。这都不用证明，大家一想就知道了，哪里有单子个人呢?我们在关系当中生活，你离得开父母吗?离得开兄弟姐妹吗?离得开供你生活所需的生产吗?社会流行讲个人价值，是在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为地制造隔阂，制造界限。一个假设的东西被大家认为是至上的东西，是很荒唐的。

访谈人：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田辰山：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得出“没有东学西渐，则没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结论，甚至有物理学家预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以及：未来的新世界文化秩序，儒家“以生生关系为本”的哲学要发挥替代的作用。

二、跳出经济看经济：哲学思想何以经世济民?

(一)中国古代经世济民的思想药方

访谈人：既然哲学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田辰山：中国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经世”就是治国理政;“济民”就是帮助老百姓。这就包含着农业应该怎么做?国家税收应该怎么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管子搞得非常清楚。

李学俊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李学俊先生从《管子》《史记》《汉书》和四书五经等大量古典著作中叙述出一个中国古代“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故事，并尝试回答中华文明为何数千年绵延不绝，为何马克思社会主义诞生于西方，却在中国蓬勃发展等重大问题。

我认为这部著作最为令人思考之点有两点，我在这部书的序言中写道：一是他叙述了一个两千多年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二是饶有兴趣且有力地解释了春秋齐国乃至后世中国怎样避免了“资本主义”。由此两点无形之中引出一个不很鲜明却亦确切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原本是有天然联系的。

在春秋时代，管仲辅佐齐国君王齐桓公，继承了中国远古优良的政治传统与思想理论，并根据时代变化进行改革与创新，全面提出与实践了德治与法治并重，贫富有度，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己身心和谐，人与人社会和谐，国与国和谐，文明与文明和谐，人与自然和谐，“道统天下”的道政。

访谈人：管仲是怎么谈经济的?

田辰山：《管子·问》中说：“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这是管仲认为，市场是天地生产的财富积聚交易的地方，万民分工合作，交换获利的场所，这是发展经济的正道。这是一种远非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不择手段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其市场的道德准则是“非吾道，虽利不取”。

管仲也论述“市场价格机制”，他深知齐国大资本操控市场，控制物价，国家也无能为力，市场根本没有根据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决定价格的公平机制，因此他指出“市场机制”不会自动实现均衡，均衡是动态、暂时的。市场也是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形成资本决定分配社会财富根本原则，造成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

访谈人：管仲也关注“共同富裕”吗?

田辰山：《管子·小问》中说“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仲这是指出社会应该“贫富有度……贫富无度则失”，因此，“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作为一个重大原则，国家必须掌握社会财富最终分配权。

管仲的“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均，而是适度差别，即“贫富有度”。当时，贫富严重悬殊，资本财富过度集中，贵族大夫、富豪、高利贷者大量囤积商品，窖藏货币，市场严重供给不足，商品短缺，物价高涨，流通不畅。

访谈人：管仲如何解决财富悬殊的问题呢?

田辰山：管仲实施了以下策略。

一是建议用国家王权权威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罢免富豪们爵位身份，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是使用“缪数”，促使高利贷者散财济贫。三是使用“轻重之术”分散富豪过度集中的财富。总之，需国家掌握“天权、地权、人权”三权主权，以确保人民共同富裕。

所以管仲还提出三种措施：第一，建立国家储备与信贷制度抵御各种风险、保障民生;第二，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第三，救济扶持无助的弱势贫困人群;救济困顿穷人与惩罚懒汉边疆戍边。

管仲的“道政”可谓中国传统特有的治国平天下方略。李学俊在《管子》等大量古典著作研究中叙述的“社会主义”故事，道出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管仲的“道政”思想与国策之间在“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崇尚观上的共同人类经验的天然联系。

(二)搞经济要不要讲道德?

访谈人：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呢?

田辰山：我们要先搞清楚“市场经济”的理论。懂得现代经济理论，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对于理解后现代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有关未来前途命运的种种困惑就不困难了。

“市场经济”就是设定这么一个市场概念，让人在这个市场竞争，进行财富的积累;“市场”就是这样一个让自私本性自由奔放、以获取最大利润作为唯一目的、最大限度展开竞争、产生最大限度私有财富的社会场所。市场原则是自由竞争，受市场本身内在规律(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

最关键的要认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把它拔得太高的话，那就会在中国运行当中，阻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值得理论上思考这一概念。社会主义是目的，市场是手段。比如拆迁，拆迁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但是拆迁能够成功，不是靠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大家相信党，成功靠的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

“市场经济”导致出现的社会乱象，主要原因就在于个人(一己)主义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是不讲道德的。

访谈人：为什么“市场经济”是不讲道德的?

田辰山：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后来又写了《道德情操论》。他写《国富论》是迫不得已的，是为资本服务写出来，他写《道德情操论》是为了他自己的良心。有些人就认为市场经济也是讲道德的。国内的一些学术争论，纠结的焦点就在于我们搞经济，要不要讲道德。

我们要知道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是不讲道德的。因为在批判宗教，否定上帝的时候，已经把道德否定了。“市场经济”本身排斥道德，你讲个人主义就没有道德可讲。

西方人的“道德”(virtue)跟中国人道德不是同一个概念。西方人的“道德”就是，上帝说不让你干的一件事儿，你听话了，这就是道德。把上帝打倒之后，上帝让不让你干，都无所谓了，另外，还虚构出上帝赋予个人追求私利的权利(rights即“没什么不对”)，所以就没有道德了。

中国人的道德是什么?中国人道德是生活当中是按着恰当的关系去做事的，我们做一件事，不符合甚至有害咱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就不道德了。

访谈人：如何通过道德来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展呢?

田辰山：讲道德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知行合一，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对自己有用的。为什么不用是非观，崇尚观?价值观就是告诉你不要谈是非，就谈对自己有利的，现在很多事儿都是不谈是非，回避是非的。

有些人口头讲道德，但是在具体行动当中都是忽视别人的利益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天天讲道德，市场经济却本身排斥道德，那么大家很快就会失掉信仰。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理论上与实践上一定要统一起来。

(三)企业家也应该是政治家，哲学家

访谈人：中国古代的儒商，是否可以说是讲道德呢?

田辰山：古代的儒商是在重农轻商的社会中生存下去是要小心翼翼的，他的产品，他对待员工，都尽量符合儒家的人伦关系。

在发展企业的时候，要考虑企业的产品是为社会服务的，还是破坏自然环境的，还是引导社会走向不好的一方面?企业家要考虑产品，要考虑资源的来源，是不是有利于社会的。

访谈人：一个好的企业家应该做到哪些方面?

田辰山：我们要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还是得大力发挥中华文明思想的根本作用。

西方的企业家纯粹是资本家，为了积累个人财富，就不择手段，法不禁止即可为。中国的企业家，要真想成为人杰的话，就不应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要思考企业怎么样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们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企业家的。企业家也应该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哲学家，要把全世界装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去。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把儒家如何在企业践行的方法推广出去，搞企业还怕不成功吗?把企业治理好了，对全社会有好处，对全世界有好处，就达到了一个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治企业是一个平天下的过程。不能把企业做成只为追求私人财富积累，而应是一个未来的国家企业，未来的世界企业，要从世界人民的福祉出发考虑问题，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中国的企业家有一个特点，到了一定时候，他必然要找中国文化之道。中国文化是有味道的，越做越深，越做越博大。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取得的成就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的力量。向现代企业引进人本哲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后现代问题的举措，具有全球意义。

访谈人：如何向现代企业引进人本哲学呢?

田辰山：向现代企业引进人本哲学，主要表现在人的责任感上。

人只要活着，就有责任，责任是与人在世间存活的角色分不开的。人在哪个角色上，就有哪个角色的责任，如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岗位责任等。人走到哪儿，责任也跟到哪儿。然而，现在人们讲利益、讲权益，太不讲责任、讲义务。当下社会为什么不和谐，就因为相当多的人只讲利益，不讲责任。因此，后现代人性化企业发展，需要讲责任，这是中国实现现时代崛起最基本的一条。

(四)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建立的哲学药方

访谈人：在了解文化与经济是怎么回事的基础上，很多人更关注的是如何运用，我们应该怎么用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的发展?

田辰山：我们有一套思想传统，哲学传统来治国理政，孔子，周公等先贤总结出了一套经验。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必然要用这些理念。但是有些人在用的过程中出问题了，或者是理解得不对，或者是把它当成形式主义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的做法是另外一套。所以我们清朝末年搞革命的时候，以西方话语进批判中国传统，这些社会现实是存在的，批判的也是对的。问题就是在革命的时代，大家就很少有人像郭沫若一样让马克思进文庙与孔子交流，而是一股脑儿地笼统否定中国文化传统。

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一定的市场活动;注意，是市场活动，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和今天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实业家，他们不仅实业做得好，而且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奉行者。他们无论在生意实践上、管理之道上都有一套遵循的行业道德、社会公德，融合着儒家的思想。一些人还将其所得效益回馈于社会，作为道德的实践。儒家思想与市场活动相结合，在中国还产生了许多阐述市场之道的格言和准则。

中国要发展，但不能扔掉道德、失掉平衡。作好这个大文章，就是用中国宇宙观、思维方式和是非观对待西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的概念。确切说，就是转变思维方式，把本来逻辑冲突的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现实中变成可艺术地操作。我们的目标是天下大同，天下一家，人跟人都是互相支撑，互相帮助的，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不是争利的，要使市场活动朝着更健康、成功的道路发展。建立全球新经济秩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三、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孔子与马克思能对话吗?

访谈人：谈到哲学与社会利益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哪些相似之处?

田辰山：这两者在根儿上是类似的，用比较哲学的讲法就是都是“一多不分”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以“一多二元”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条件中，但它是在接受中学西渐“一多不分”哲学文化元素基础上产生的新哲学、新世界观和新方法论。它整体性地对西方哲学文化作了辩证批判与继承。它直接批判的对象是“一多二元”形而上学哲学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残酷阶级压迫现实。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哲学相通的底层逻辑有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同是“一多不分”自然宇宙观。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作为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同《易经》哲学的“观”“遂感而通”及理学的“格物致知”不谋而合。第三，马克思主义探求内在联系，同中国哲学“阴阳之道”、万物变通思维方式，皆可属于“辩证法”范畴。

我们现在要讲中华文化传统跟马克思主义到底什么关系。在西方马克思面对的是资本主义，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概念，他不可能跟中国话语一样的。但是去深挖马克思的哲学层面的东西，深挖中国思想传统哲学层面的东西，这二者就是一套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跟中国文化传统是天然联系的。

那么多西方思想传到了中国，如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为什么我们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呢?郭沫若有篇文章《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一个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子对话的场景。

访谈人：应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天然的联系讲清楚呢?

田辰山：比较哲学阐释的做法，是从哲学上把它们打通。马克思的很多观念，用中国文化传统去解读都是相合的。虽然语言上跟中国不一样，但是他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人生观和社会观，完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另外一套语言。把这些东西讲清楚就把二者结合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我觉得把这个讲清楚是不容易的，需要有系统地，从根上把它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怎么占领人们的思想领域的?就是系统地讲。我们现在处在信息的海洋，很多信息被掩盖住了。西方有很多信息跟中国没关系，比如修昔底德陷阱，把这个东西看透了，就没有必要争了。

访谈人：就是说哲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

田辰山：是的，这样才不会被各种眼花缭乱的概念所忽悠。有些人不理解，认为理论多得不得了，离我们很远，看着模模糊糊，实际上你深入到里边儿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没那么多复杂的概念与词汇，他要骗你，他就要编词儿，造“学问”出来。

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人开着炮舰带进来、强加给中国的，也不是哪个军阀强行推行的，完全是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推广宣传，是人民大众在革命中被自然吸引欣然接受的。正是这些事实，使我们坚信二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我们所应做的就是对这种关联探源究本，进行再认识、再总结，在哲学理论上进行系统性梳理分析和建构，在历史的长河中完成我们应做的重要一环。

(二)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是一回事

访谈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孔子讲的大同社会它是一回事儿吗?

田辰山：是一回事。

走向共产主义、走向大同社会、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三个词汇听起来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是同一个含义。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契合中国哲学“大同”社会，本质上皆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哲学。

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为大多数普通人民服务的道德，是反对少数人奴役、压迫劳动者的道德，这和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同一逻辑。大家共同协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有共同的目标。

访谈人：大同社会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共同富裕是否有着一样的目标?

田辰山：我们为什么赞成共同富裕?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有些人富可敌国，有些人一个月的收入才1000多。我们的恻隐之心不忍，所以提出“共同富裕”。但是富裕跟贫穷，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有富裕就会有贫穷。所以从根本上讲，“富裕”这一概念需要慎提。

中华文化讲“不患寡而患不均”，马克思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说要共同富裕的，而是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照顾。社会主义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不是你吃一个馒头，他也得吃一个馒头;而是像家庭一样来照顾各种各样的差别。但是在中国现实特色国情条件下，作为老百姓，“共同富裕”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这个是我们努力改变两级分化状态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对中国人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是最适合人类以及天地大生命生生不已的生存生活状态。人类是命运相连的。求天下太平，人人各得其所，幼有所依，老有所养，就要善待别人、谨慎处世。

(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众多涌入中国西方思想学派脱颖而出并生根开花?

访谈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当下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

田辰山：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知道西方是什么状况，近代以来发生了什么。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是它的先进性所在。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西方出现了很多批判自己的思潮。它们要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是邪恶、不道德、血腥的、毁灭人类的，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人性，剥削和压迫整个人类。工人劳动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彻底打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才会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天然力量是联合起来，实现共产主义，即无阶级的大同社会或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非常大。就是要从人与人不合理的阶级压迫关系中解放全人类，而且劳动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优秀文化传统在哲学层次上理论的融通、合一，同后现代思潮的对接，是解决今天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必须。

访谈人：所以我们当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田辰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最好的契合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哲学由于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的类似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并通过一场具有强烈中国意识的中国化哲学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大树上，成为不可分割的文化组成部分。

近现代众多西方思想学派涌入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正是由于它与中国哲学有根本融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融通是时代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继儒释道融合之后，再次海纳百川、推陈出新的文化革新过程，具有全球性的历史文化意义。深入研究二者交会渊源、内在联系，才能厘清中国当代主流思想形成的核心与脉络，从而为建立起一套完整自洽的中国道路叙事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物质与精神“一多不分”结合发展

访谈人：当今世界是否需要一种新文明的构建?

田辰山：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二次启蒙，不只是西方的，而是地球所有人类的。这一新文明是以东西方汇合为特征的，它是复兴人类文明传统有利于整个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精神元素，是一种和谐的态势。未来，人类应注重精神的发展，而非单一物质与技术发展，要实现物质与精神“一多不分”的结合发展。

近年来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都非常重要。这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按照老路走了。

这个伟大新文明的新时代，不是以西方价值观系统的一统天下，而是世界各民族文明文化的平等参与与对话。西方与东方，都有一个寻找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和恢复自己传统中优秀精神元素的意识。这个新文明时代的客观条件，是全球化，是整个地球应日益成为人类共同命运的家园，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空前大格局，其中各种各样不可回避的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逼迫人类必须采取非零和游戏的生存方式。

访谈人：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该如何去实施?

田辰山：习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一些新的提法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要做的。这基于我们过去讲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跟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深了一层。在当今世界这样复杂的局面下，如果我们不搞清楚的话，很有可能关系到中华民族还能不能继续生存的问题，中国人不能把自己的文化丢了。

习总书记讲的现代文明不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他讲的是文明的新形态。中华文化可以跟马克思主义，跟世界上一切“一多不分”的生生哲学的人类文化结合起来，找回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

新文化就是克服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束人类竞争打斗的文化，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新形态将彰显中马哲学新形态的最鲜亮的启蒙文明精神，摒弃资产阶级在全球发动的人与人战争和挑动人类冲突的旧形而上学哲学及旧文明形态。这一中西合璧的新哲学体系将启发全人类思想觉悟。只有将自己对待为一个共生体系和命运共同体，人类才有继续生存希望，否则是一个自我毁灭可悲的结局。中华民族的复兴，根本在于文化的复兴，今天正是造就更进一步新觉醒的新新青年的大好历史契机、大好新历史时代。

标题注：[ 本文根据《文化大观》访谈整理。《文化大观》是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山东《新校园》杂志社有限公司编辑出版的季刊。该杂志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思想，宗旨为“开启心灵的智慧宝藏”。内容涵盖人文历史、经典名著、民俗生活等，并关注非遗、书法、文物、美术等文化艺术。主要面向初中生、老师及家长群体。]

作者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