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哲学三板斧下的“经济”逐“利”

田辰山：哲学三板斧下的“经济”逐“利”

——逐“利”的“经济”是人类文明走向吗?

2021年10月某日，某经济类报以《“经世济民”乃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为题刊文指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戴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与实证方法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多颁给了实证经济学家，说明诺奖评选委员会更多地关注到经济学如何解释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这也许就是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应有之义。从学术叙事的严谨性角度而言，这是很蠢的一种话语建构。“经济”是 “经世济民”吗?这种主流“经济学”叙事等于是一笔话语性糊涂账!

我们现在采用这样一个哲学论点，可毫无疑问明显地，像是一层窗户纸的道理，需要时可以立即捅破：“经济”逐利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是逆生命存活与健康之势而为的!是逆人类文明的反动!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国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国家合作形式相结合的，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合作方式本身即是本质性关系，它确确实实地规定着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后他集中研究资本主义。他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与市民的二分叉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问题。只是由于此，才让人容易想到经济是作为基础的，诸如国家等因素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是分离的，是由它所决定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言以蔽之，是攫取个人财富的“科学”(手段)。

对斯密写《国富论》具有直接影响的，无疑是霍布斯和洛克二人的自由主义哲学。有理由说，斯密是在他二人的“哲学”基础上，又继续编织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霍布斯的“哲学”是什么?它大言不惭虚构的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出于自私自利本性驱使，互相必然产生利益的冲突;所以，人的环境，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这样要有一个超乎社会之上巨大力量，国家是这种力量的化身。斯密写道，霍布斯告诉我们，财富即是力量(“Wealth, as Mr. Hobbes says, is power.”)

财富是谋取政治和军事权力开始

斯密明确表示，财富是谋取国民统治和军事权力的开始。有了巨大财富可以二者兼得。这种直接转化成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可以购买使所有劳动服从的特定命令，或者说是对在市场上所有劳动生产成果的获得。一个人财富变成更大还是更小，准确地说取决于他的拥有权力的程度，或者说与别的人们的劳动力的数量比例，还可以说取决于其他人们的劳动力数量;同样的，也是取决于其他人们的劳力生产成果的数量。这一程度给予他具有购买或者使得它们服从的命令。斯密编织的《国富论》本身即是关于如何将“私有财富转化成统治和军事权力力量”的“科学”，也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 political power, either civil or military. His fortune may, perhaps, afford him the means of acquiring both; ……The power which that possession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conveys to him, i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a certain command over all the labour, or over all the produce of labour which is then in the market. His fortune is greater or less, precise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is power, or to the quantity either of other men’s labour, or, what is the same thing,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which it enables hi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 经济和经济学，是只有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的概念。经济就是竞争，就是赚钱，就是钱本主义，“利”就是利润主义，就是寄生在商品经济上的词汇。此外，必须纠正!“文明”不是“civilization”这一概念意义的高楼大厦，不是铁路桥梁，不是物质丰富;“文明”是贵生、利生、惠生、护生的意志、行为和人与人交流!

什么是“哲学三板斧”?

“哲学”不是形而上学的“philosophy”，换句话说，西方的“菲乐索菲”根本不是“哲学”。中华思想才是“哲学”;“哲学”这两个汉字结合而成的是一个“文明词汇”。什么是哲学“三板斧”?一是生命观——观出的生命的意义;二是“一多不分”观——观出的生命体系与过程的有机组织状态;三是“正常观”——观出的生命体和生生过程的正常状态与反常状态;亦可说“中庸”为正常，偏颇乃至动乱为反常。“中庸”是哲学态度的维护生命体和生生过程的“一多不分”关系状态，是纠正“一多二元”的反常偏颇，是治乱以消除伤害生命的行为现象。

这“三板斧”是透析一切人类现象、判断形势吉凶的望眼镜与显微镜!这“三板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结晶。人类的健康生存与茁壮活力，依赖于以哲学三板斧砍向一切对生命观、一多不分观和生命肌体正常观的逆向奇想话语及其意义建构，砍向将反生命观、反一多不分观建构为“文明”、建构为“正常”!“人性恶”、“丛林法则”、“个人主义”等等一系列所谓“哲学”都是属于这种逆向生命观的奇想话语及意义建构，引导人类向着自己生命加以伤害的路上奔跑。

哲学三板斧首当其冲要砍向的即是亚当斯密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为它们是一整套哲学谣言、伪哲学;它们的作用是将“死亡观”、“反一多不分观”和“反常观”，人为(“AI”)地建构为“正常观”，以人性恶为正常，以人与人斗争为正常，以商品经济为正常，以资本主义为正常，以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为正常，等等。这其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议题，将“经济”逐“利”人为(“AI”)地建构为“正常”、为“普世价值”、“普世真理”。而哲学三板斧，是把它彻底解构，把它在哲学上彻底解构，保障生命观和一多不分的正常观状态，才不会走向逆反的道路，才不会走向反文明的邪路，才会获得人类生存的健康和生命的茁壮生长状态。

中华文化的“经济”是不以利为利

完全是另一套话语体系，中华文化的经济是“经世济民”，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小人喻于利，货不私藏;是马克思喻意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公有制。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2014年7月4日，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出自《大学》，大意是说，治理国家不应以财富为利益出发点，应该以仁义为着眼点。

有点中华哲学意识的人们都耳熟能详记得中华大同思想的内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再看看“经济”是怎样被“建构”(“AI”)为反生命观、反生命秩序观、反正常状态观的，是如何将反生命、反生命秩序、反正常“建构”为“正常”、“合理”、“标准”和“规范”的，引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到处乱窜，为反生命、反一多不分、反生命正常状态的所谓“经济学”呼喊叫卖。

“经济”一词的出处本是“经世济民”(整治天下，拯救民众)，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对英文economy一词的翻译。 《抱朴子·审举》谓：“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晋书·殷浩传简文(司马昱)答书》：“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4%B8%96%E6%B5%8E%E6%B0%91/1611581?fr=aladdin(百度百科)。] 可见，“经邦济世，强国富民”是历代中国有志向、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境界。在中华文化话语和叙事体系，经济之学问，本应该是“经世济民”学问，需充分体现中华“经济”关怀的厚生、惠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经世济民”是一个家国情怀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目标，是将自己担当的学问、能力奉献社会，将个人抱负与幸福融入为最广大人民造福之中，这是社会在共生关系文明意义之上人的素质的完善与人格信念的升华。这绝不是亚当斯密式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个体性意识。

资产阶级“AI”了一系列反优化生命哲学的话语

资产阶级虚构(“AI”)了“经济”，“文明”，“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人性恶”，“竞争”，“商品经济”，“经济逐利”，“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线性历史观”，“末日论”等等一系列反生命观、反生命组织观、反常观的话语及其定义的“正常”!把非正常人为(“AI”)地用忽悠人的话语建构为正常，将其内化于社会以至每一个单子个体，实现一个走向反人类生命的社会结构!将其虚构为正常建立为“规范”!

“经济”，“文明”，“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人性恶”，“竞争”，“商品经济”，“经济逐利”，“价值规律”，“资本主义”，“历史观”，“末日论”等等，是一套寄生在生命观体系之上的反生命、反一多不分、反正常的“寄生害生”病患癌患体系。“经济”逐“利”是一个附在这个反生命体系的“寄生话语”而已。所以，用哲学“三板斧”去看，“经济”逐“利”显然是反生命观的，因为“经济”的应有之义，是经世济民、是生命观的、“一多不分”观的、正常观的、反映与符合生命体和生生过程健康状态的。而“经济”逐“利”是寄生在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合法性而虚构建立的一整套反生命观体系的一个虚构叙事言说而已。

“文明”是人类贵生、利生、惠生、护生的意志、行为、人与人交流!是人类生命的应有之义，是生命生存健康与茁壮成长的必需条件。“文明”不是今天被建构的那个理性、发达、城市化的意义!而“经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建构的意义，是基于言语之外而在场，秘而不宣的，在人类经验中不存在的一套话语与意义：人是超绝派生的、单子个体的、人性恶的、自私自利的、争斗的、自由的;“经济”只有在释放每个人为一己私利而发挥出的毫无保留力量，才会获得最充分发展;所以“经济”是一个角逐决斗机制赛场，专门为个人角逐最大利益而设置。其结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零和游戏，是少数人实现对多数人的利益与政治压迫。它的反生命观在于少数人为一己私利牺牲多数人的自由和生命，构成从肉体到精神的生命生存与健康成长的负条件。

“经济”在反“一多不分观”上，它正是破坏同气连枝的生命有机组织关系的，在反正常观上，它是破坏正常秩序、破坏自然社会和人生命运行稳定状态，反正常状态的。它创造的，不是文明，而是反文明，反人类生命为一体，反人类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反社会生命与自然生命为一体的，是这样的所谓“意志、行为和言说”。所以逐“利”的“经济”只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了一己之私统治权力建构的术语和意义，而不是贵生利生的“经世济民”、“一多不分”观与生命健康正常状态的“经济”，正是反“文明”的，不可能是人类的文明走向!

今天世界乱局，都是“经济”逐“利”引起的，根子不在于表面的武力之争，不在于肤浅的利益之争，而是说到底，是在于文明与反文明之争，文化与反文化之争，生命与反生命之争，“一多不分”与反“一多不分”之争，是正常与反常之争。这正是美西话语所反映的，它们要保卫它们的“价值观”，它们的“价值观”。它正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文明观、反生命观、反人类一家观;正是制造人类社会生命正常秩序的动乱的反正常。人类今天面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面临能否持续下去的生存危机，正是“经济”逐利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文明的全球化造成的。人类到了被倒逼惊醒的时候了。这是一层窗户纸的问题，该是将它捅破的时候了!

要把资产阶级将反生命观反生生关系的反正常观建构成的所谓“科学”、“规律”、“正统”、“正常”、“规范”等等的“经济”逐利话语及其意义彻底颠倒过来，还原其反生命、制造大生命体系紊乱、反生命秩序的本来面目!挽救人类大生命体的大生命运行正常秩序，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类美好家园。

*[“中国哲学专业英语课”整理文稿]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