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德厚行广 忠上惠下—晏子的春秋大义考略

摘 要：作为春秋时期富有无穷人格魅力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学问家和廉政先驱，晏子其人、其学、其行、其政治主张和思想品格，尽显春秋大义。在54年的辅政过程中，晏子辅弼三朝，佐佑三公，德厚行广，忠上惠下，仁爱无边，躬行不怠，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太史公司马迁高度赞叹晏子的博学多才、政治谋略、高德品行和人格魅力，将他与管仲的事功合写成《史记·管晏列传》。从以礼治国、以民为本、戒色戒得、尚俭恶奢、宠辱不惊、德厚行广、知行合一、智慧劝谏、和而不同、利在社稷、简约家风、豁达人生等十二个方面，探赜了晏子的春秋大义，厘清了大义晏子的宗师形象，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德厚行广;忠上惠下;晏子;春秋大义;百代师范

阅读导引

一、以礼治国 大礼至简

二、以民为本 忠上惠下

三、戒骄戒躁 戒色戒得

四、尚俭恶奢 清廉如水

五、宠辱不惊 进退无忧

六、德厚行广 百代之师

七、智慧劝谏 匡正君失

八、和同之辩 和而不同

九、晏子大义 利在社稷

十、晏子家风 文化瑰宝

十一、身相齐国 名显诸侯

十二、豁达人生 坦荡心胸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公元前595—前500年)，字仲，谥号平，世称晏子，又称晏平仲。在54年的辅政过程中，晏子辅弼三朝，佐佑三公，德厚行广，忠上惠下，仁爱无边，躬行不怠，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作为春秋时期富有无穷人格魅力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学问家和廉政先驱，晏子其人、其学、其行、其政治主张和思想品格，尽显春秋大义。大哉晏子，宠辱不惊，进则补天而退不失行，口能言之而身必行之，薄身厚民而约身广世，学富五车堪为天下人师，行补三君可谓后世师范。走近集仁者、智者和行者于一身的晏子，探赜晏子的春秋大义，厘清大义晏子的当世楷模和百代师范之宗师形象，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史学价值和毋庸置疑的时代意义!

一、以礼治国 大礼至简

晏子崇尚礼治，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主张以礼治国。他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他力推礼主法辅的治国方略，用礼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在以礼治国的基础上，辅之以法治。晏子认为，既重视未然之时礼的根本性预防作用，又不放松已然之后法的惩罚性辅助作用，是确保社稷长治久安、基业长青之道。

晏子之礼，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第一，饰法修礼，安定国家。针对僭越礼法、天下无道、“国运靡常”的乱局，晏婴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认为礼禁于已然之前，而法只禁于已然之后，故提出“饬法修礼以治国政”的方针;“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对无礼行为，晏子猛烈抨击，即使国君也不能例外。史载：“景公登射，晏子修礼而侍。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曰：‘善。’乃饰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晏子常常规劝景公要带头守礼，史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第二，大礼至简，润物无声。晏子重礼，但对周礼的繁琐芜杂有深刻认识。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所以，礼多仪繁并不一定能正风俗，必须灵活运用，对礼进行必要的简化，适可而止，能够起到规范作用即可。晏子严厉批评儒者“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等困于繁文缛节的行为，认为此类“繁饰邪术”的芜杂名目，使人“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不可以导民”“不可以教下”“不可以示世”“不可使亲治”。晏子之礼简单易行：“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在此基础上，晏子强调当权者要带头维护礼：“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晏子认为，重礼应从大处着眼，而不应整日沉迷于小节。晏子使鲁，某些活动就显然不合儒者津津乐道的繁杂无序的周礼，因而遭到孔门师徒说三道四：孔子谓其“反礼”，子贡责其“不习于礼”。此事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使鲁，仲尼命门弟子往观。子贡反，报曰：‘孰谓晏子习于礼乎?夫《礼》曰：登阶不历，堂上不趋，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谓晏子习于礼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鲁君，退见仲尼，仲尼曰：‘夫礼，登阶不历，堂上不趋，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婴闻两槛之间，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来速，是以登阶历堂上趋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闻之，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终日拘泥于小节的儒者哪里明白“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的处世哲学!

大礼至简，至道不烦，在简化礼仪方面，晏子走在了时代前面。公元前556年，晏子之父、齐国大夫晏弱辞世。按当时习俗，卿大夫的丧礼隆重繁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为矫正时弊，年轻的晏婴顶住世俗的压力，简化丧仪，以实际行动去繁就简，力倡简约之风。对这种违背“常礼”的做法，时人大惑不解，许多儒者也冷嘲热讽。秉承简约精神，晏子对祭祀制度也进行了大胆改革。遵照等级森严的礼制，大夫一级贵族祭祀时采用“少牢”之礼，以羊、猪为祭品，晏子却因陋就简，主动降格为士级祭礼，即仅仅用猪以为牺牲，而且所用皆为病瘦小豚。对此，旧礼的卫道士们又一如既往地进行嘲讽，指责晏子过于小气。同简化丧仪一样，晏婴改革原有费时、费力、费财的祭祀制度的目的，在于“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第三，御民为民，民高于礼。晏子认为，“事因于民必成”，民高于礼，礼以御民，礼以为民。他说：“夫礼，先王之所以临天下也，以为其民，是故尚之。”在晏子看来，礼是御民的工具，也是为民的手段，因此，利于民、便于民的至简之礼为礼之至要。本着御民为民的宗旨，必须对礼进行改革，改革的思路是“便事利民”，“制礼不羡于便事……制乐不羡于和民”，走出“饰礼烦事，羡乐淫民，崇死以害生”的误区。羡，滥也，过也。意思是说，礼乐要维持，但不能烦事扰民。晏子深知，礼本为民，然而，过必成害。

第四，谦谦君子，心口如一。与口是心非者不同的是，晏子重礼，如是说，也如是做，用行动诠释言辞。晏子获知崔杼弑庄公的消息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亲率随从赶赴崔杼家，凭吊齐庄公，不失人臣之节。史载：“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记载的是崔杼弑庄公后，与另一贵族庆封合谋，将齐庄公的异母兄弟杵臼拥立为国君，此即齐景公。出于立威和巩固权势的目的，崔杼、庆封实行类似于现在的“军管”，在太公庙胁迫满朝文武歃血为盟，对所立新君宣誓效忠。面对大开杀戒的崔、庆，晏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用行动诠释了礼治之大义。

二、以民为本 忠上惠下

管子首倡“以人为本”，晏子继承了管子的“先富民后治国、与民同利”等民本思想，并加以升华，最早明确提出“以民为本”命题。晏子一生，上报君王下恤百姓，忠君为民，救民水火而不自彰，守职不怠。一部《晏子春秋》，表现出主人公可贵的先民、重民、爱民思想。

第一，度义因民，大道不遗。晏子把“以民为本”作为谋划大事而取得成功的关键，“度义因民”一词，就出自《晏子春秋》之《景公问谋必得事必成何术晏子对以度义因民》章节：“景公问晏子曰：‘谋必得，事必成，有术乎?’晏子对曰：‘有。’公曰：‘其术如何?’晏子曰：‘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谓也?’对曰：‘其谋也，左右无所系，上下无所縻，其声不悖，其实不逆，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以此谋者必得矣。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劳，民有如利，以此举事者必成矣……傲民举事，虽成不荣。故臣闻义谋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义而谋，信民而动，未闻不存者也。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其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谋不及义，兴事伤民。故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就是说，做事要从民众的利益出发，想民众之所想，才能得到民众支持，凡事必成;否则，虽成则必败。晏子认为，民众利益是思想、行动的最高准则，“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即认为没有比爱护民众更高明的想法，没有比让民众快乐更宽厚的做法，万事应以民众为先。基于这样的认知，晏子明确提出“以民为本”思想：“叔向问晏子曰：‘世乱不遵道，上辟不用义。正行则民遗，曲行则道废。正行而遗民乎?与持民而遗道乎?此二者之于行如何?’晏子对曰：‘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

第二，心系百姓，扶危救困。晏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在他心系百姓的拳拳之心和具体行动上，如“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于是晏子愤而回家，把自己家的粮食分给了百姓。当齐景公看到有人冻死在路边而不闻不问时，晏子劝谏道：“今君游于寒途，据四十里之氓，殚财不足以奉敛，尽力不能周役，民氓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史载：“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陛。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与饥寒。”景公沉湎酒色，喜好奢侈，对此，晏婴劝谏景公“与民同乐”：“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百姓之乐为乐，才能赢得百姓拥戴。

第三，先民后身，共同富裕。晏子的以民为本，是以先民、抚民、富民、爱民为基础的。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面对贫富悬殊、两极断裂、社会失衡的现实，晏子明确提出“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他警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社会断裂，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因此，他建议景公：“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晏子认识到，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才能“贤者处上而不华，不肖者处下而不怨，四海之内，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晏子的“均贫富”思想，尽管只是基于“以民为本”观点的粗糙构想，却“闪烁着共同富裕的思想光芒，反映了劳动人民消灭差别、追求平等的理想”。今天，“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缓解相对贫困”依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晏子出使吴国，吴王“闻夫子久矣，今乃得见，愿终其问”。在回答吴王怎样持久保持“威强之道”时，晏子明确提出了“先民而后身”的理念：“晏子聘于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以民为先，自然政通人和，民富国强。晏子勾画的，正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形态。

第四，一心三君，忠道一贯。晏子为相，辅佐三君如一，历时半个多世纪。他虽然未遇英主，却忠义事君，用高超的智慧修补君失，为国为民尽忠尽义。“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问个中缘由，孔子“是而非之，非而是之”，“未见婴之行，而非其顺”，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意思是晏子先后侍奉过三个国君，颇受重用，皆很顺利，故而不以为然，并据此想当然地怀疑晏子的人品和做派。晏子闻听此事后感叹曰：“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孔氏之非，可谓“非人不得其故”，犹如“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出之其口， 不知其困也”。孔子自知“失言于夫子”，悔“吾罪几矣”，故“因宰我而谢焉”，继而登门道歉。在事实面前，孔子很快改变了成见。晏子心迹，苍天可鉴：一心可事三君而三心不可事一君!正因如此，史称管子毕生事一明主而成霸，晏子一生事三庸君而称贤。

三、戒骄戒躁 戒色戒得

晏子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史载，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意思是说，不懈努力的人常常可以成功，坚持前行的人总能到达目的地。晏婴并没有超乎常人的才能，只是永不言弃，每每常为不停，常行不止，怎么会赶不上呢。到齐景公后期，晏婴已是年迈的老臣，其言行已成为时人的楷模、列国的标杆，在各诸侯国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却没有任何沾沾自喜之色，内敛如故。史载：“晏子为齐相，出，其御者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损抑。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从晏子车夫之妻口中，旁证了晏子的谦谦君子形象。

晏子严于修心，洁身自律，淡泊物欲，以义御利，不困于外物。晏子警示世人：“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寸之管无当，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一寸粗的竹管如果没有底，普天之下米粮都装不满它。五尺高的孩童，如果拿着火苗，天下的柴草都不够他烧。正因如此，晏子戒色戒得。

晏子戒得，拒金辞邑，安守旧宅，从不接受礼物。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的俸禄分享给亲朋好友和穷苦百姓。史载：“晏子相齐，三年，政平民说。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将封晏子，晏子辞不受，曰：‘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善为师也。今封，易婴之师，师已轻，封以重矣，请辞。’”以善为师，就是晏子的真实写照。史家记载过晏子三辞千金的故事：“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侍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过也。’使吏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子辞，三致之，终再拜而辞曰：‘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进取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财迁于它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婴之家不贫”的表白，对“筐箧之藏”者的鄙视，彰显了晏子旷达的人生观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晏子年迈，辞官去职，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退还食邑。

晏子戒色，心无邪念，不见色忘义，不因妻老而“纳少”娶“姣”。景公见晏子“妻老且恶”，为表示对忠臣的爱戴，欲以爱女“请嫁与晏子”。晏子不为所动，晓之以大义，坚辞不纳，“再拜而辞”。东郭一女子因报恩愿以身相许，晏子婉拒。在回答田无宇“位为中卿，田七十万，何以老为妻”之问时，晏子曰：“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婴可以有淫乱之行，不顾于伦，逆古之道乎?”晏婴虽然官居相位，却坚守一夫一妻制，对糟糠之妻忠贞不贰，拒绝纳妾，“死生契阔”，与妻偕老，这种不背叛老妻的行为与品德，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殊为难能可贵，堪为世人楷模，传为千古美谈。

四、尚俭恶奢 清廉如水

一代廉相晏子，位高权重，生活却非常俭朴，平日清茶淡饭，粗衣陋室，弊车驽马，甘守清贫，以清廉俭朴著称。贵为一国之相，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之类的简餐，可谓“食菲薄”;穿的是低廉的粗布——“缁布之衣”，以蔽体保暖为度，每每“布衣鹿裘以朝”，妻妾也鲜有丝质的衣裳;上朝“乘弊车，驾驽马”;住的是“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的陋室。堂堂相国，吃饭从来不吃两份肉，只吃一个荤菜。他曾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多次谏诤，当齐景公赏赐他车马时，他乘机进谏道：“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这就是说，在上者必须成为节俭的表率，否则，会上行下效，导致百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纷乱争夺，道德败坏。晏子居室之陋，有目共睹，齐景公多次要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晋国时替他修建了一座豪宅，他都坚辞不受。晏婴一狐裘，缝缝补补三十年，别人讥笑他，他却泰然处之，后人因此用“晏子裘”来寓意素朴节俭的品行。正如陆游在《闲昧》中歌咏的，“晏子一裘何恨贫”?晏子尚俭，但却不吝。叔向问晏子曰：“啬、吝、爱之于行何如?”晏子对曰：“啬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谓也?”晏子曰：“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啬;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啬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当其他王公贵族在名利场上追名逐利的时候，晏婴却不改初心，犹如一股清流，一直安于生活之清贫淡泊。曹操在《善哉行》中由衷地赞叹：“晏子平仲，积德兼仁。”弥留之际，仍然担心自己的俭朴传统遭到破坏，特意谆谆告诫：身后丧事务必从简，切不可厚葬。节俭了一生的“晏子病，将死，凿楹纳书焉，谓其妻曰：‘楹语也，子壮而示之。’及壮，发书之言曰：‘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国不可穷，穷不可窃也’”。说的是晏子在临终前凿开楹柱放进一封信，留待将来孩子长大后拆阅。子壮，看到晏子的四句遗言：布匹、丝绸不能浪费，浪费了就没有穿的;牛马不能缺少，缺少了就没有拉犁种地的牲畜;士人不可以缺少，缺少了就无人可用;国家要开源节流，发展经济，勤俭治国，否则，物资匮乏，会有亡国之虞。这既是晏子对其血缘子孙的遗言，也是对华夏子孙的嘱托，它注定同晏子一样万古流芳!至哉，晏子之嘱!

作为廉政先驱，晏子力倡廉政俭约，首提“廉政”一词，最早阐发“廉为政本”、以“廉”治国思想。他说：“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齐景公热衷声色犬马，“好治公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齐国上下侈糜之风盛行。为国祚之长远计，晏子多次进谏景公法圣王之节俭，止奢侈，行廉政。好大喜功的景公颇有野心，对晏子说：“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晏子对曰：“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诸侯也。”史载，齐景公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答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这里，晏子把官员廉洁的品德比作能洗涤万物的水，提出了“清廉如水”的思想，堪称史上对“廉政”一词的精辟而又通俗易懂的解读。经过晏子的以身示范和极力倡导，基本扫除了弥漫在齐国上下的奢侈风气。

五、宠辱不惊 进退无忧

清心寡欲的晏子，宠辱不惊，以德抑欲，进则补天，退则修身，“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从知与行两个维度彰明了“君子之大义”，可谓知“道”知“穷”两君子，赢得了天下士人的交口称赞。

太史公赞曰：“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意思是说，在朝廷上，国君说话涉及他，就正直地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国君的话不涉及他，就尽心履职。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旨意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错误的指令酌情处理，有选择性地往好处办。因此，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声显扬于各诸侯国。《晏子春秋》之《叔向问齐德衰子若何晏子对以进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一文，再现了一个进退有道、得失无忧、心静如水的晏子形象。叔向问晏子曰：“齐国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对曰：“婴闻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持禄;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且婴闻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晏子说得明明白白，居庙堂之高就要有忠心，引退也不失德行。在回答景公“为臣，事治身荣，难乎，易乎”之问时，晏子再次阐释进退之道：“故察士不比周而进，不为苟而求，言无阴阳，行无内外，顺则进，否则退，不与上行邪，是以进不失廉，退不失行也。”大哉晏子，可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每日三省其身的典范，其在朝为官尽心忠于职守，退朝回家不忘反省自己的过失，进退皆在自然而然之间，学而不厌，波澜不惊。

必须指出的是，晏子的“退不失行”并非隐居逃避，鼓励人们做隐士，而是时时不忘修身养性。对“上不谏上，下不顾民，退处山谷，以成行义者”的曾子之问，晏子明确质疑，对上不劝谏国君之失、对下不顾及黎民生死、只是为了洁身自好而隐居山林者，“婴不识其何以为成行义者也”?!晏子历来鄙视明明在逃避现实，毫无担当，背弃大义，却又时时标榜自己为“成行义者”之类的沽名钓誉之徒。

“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这正是晏子的心迹。有道是“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抛却得失、去除“物累”的晏子，在“为政于天下”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同时，不断升华自己的精神世界，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了完美统一。

六、德厚行广 百代之师

严于律己的晏子，行为世范，德厚行广，表现出近乎完美无瑕的君子操守，堪为百代之师。晏子用自己的说教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化成天下、感化世人。在晏子看来，“厚德”必须辅之以“广行”。史载，齐景公宠信来自楚国的巫师微，“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谏曰：“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诸侯戴之，以为君长;百姓归之，以为父母。是故天地四时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顺而不乱。德厚行广，配天象时，然后为帝王之君，明神之主。”厚德载物，持守正道，求诸心而付诸行，自然会海纳百川，天下归服，又何必依赖巫师。

见多识广的晏子，学为人师，通于古今，可谓风华绝代的智慧化身。在其谏议和对答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敛藏的智慧和学识。有关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军事、农业、占卜等方面的知识，晏子可谓无所不晓、无所不通。晏子不仅有学问，而且还深谙治学之道。他认为获取知识，就像看华山一样，“尽目力不知厌”。多么像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对知识之山乐而忘返的欣赏，以及“静处远虑，见岁若月，学问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史载，“曾子将行，晏子送之而赠以善言”。品味晏子赠言，仿佛看到了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对后学的谆谆教诲。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晏子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今夫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贾匹马矣。非兰本美也，所湛然也。愿子之必求所湛。婴闻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婴闻汩常移质，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的高深哲理和博学广识，令曾子五体投地。

那么，博大精深的晏子之学究竟属于哪一家呢?要准确界定晏子之学的流派归属，首先必须精研《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述历史人物言行轶事的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可信度极高。经刘向整理的共8卷、计215章的《晏子春秋》，全部由相互关联和互为补充的短篇故事组成，通过晏子的言行、思想、轶事等，勾画出栩栩如生的大义晏子一生修齐治平的完整形象，突出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品格。这些生动活泼、史料性很强的故事，尽管不能视为毋庸置疑的信史，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历史典籍相互印证，经得起历史推敲，有可靠、充分的根据。作为一部史料性极强的史传体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毫无疑问，晏子是《晏子春秋》作者群最重要的作者，或者说，是首席撰稿人。《隋书·经籍志》载：《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极大的可能是，晏子著有未命名的《晏子春秋》底稿，为最终成书提供了基本的材料，晏子后学根据这些宝贵的素材加以完善整理而成。《晏子春秋》看似以人物为中心，一事一记，各个故事之间既彼此独立又有机联系，但仔细研读，就不难发现隐含在215个故事背后的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用历史故事喻示深邃思想，将系统思想隐含在事理中，思想脉线一以贯之，正是《晏子春秋》的高深价值。如果非要归属，那么，《晏子春秋》属于晏家，晏学。纵观晏子思想体系，非道、非法、非儒亦非墨，然而，道法儒墨，皆宗法晏子之学，得其要旨：晏学非道，但晏子宠辱不惊、无身之患、静如止水、大道观复的行为范式，深得道家之要;晏学非法，但晏子的“礼治”之礼，是界于礼、法之间的范畴，蕴含着显而易见的法治意蕴;晏学非儒，但远早于儒家的晏子之礼的精要，被儒家所宗法、吸纳;晏学非墨，但晏子的节俭思想无疑是墨家的滥觞。品读晏子之学，不难发现诸子百家的源头活水。从某种意义上说，晏学称得上百家之学，或者说，是百家之宗。

七、智慧劝谏 匡正君失

晏子既是仁人，也是智者。匡正君失、智慧进谏是晏子政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晏子春秋》近一半章节属晏子成功正君之过的内容，涉及廉洁奉公、与民同乐、内政外交、慎用刀兵等方方面面。在这些章节中，我们看到了晏子高超的劝谏艺术和玄奥的语言魅力。

善用比喻的晏子，之所以能屡屡成功进谏，主要在于他善于根据具体的语境和对象巧妙设喻，随时间、地点、事件和当事人的不同有的放矢地采用不同的方式。譬如，在说明“廉政如水”后，回答景公“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之问时，晏子对曰：“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晏子用水之柔与石之刚喻示廉政长久与速亡两种截然相反后果的原因，不但在两相对比中凸显透彻深刻之理，而且语言生动形象。史载，景公要为晏子更换住宅，他以靠近市场便于体察民情而婉拒。景公问：“子近市，识贵贱乎……何贵何贱?”晏婴趁机答曰：“踊贵而屦贱。”一句随机而又机智的“踊贵而屦贱”答词，使景公“愀然改容”，幡然醒悟，为之省刑，随后下令废止刖刑。时人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章节，针对自己衣狐白之裘却诧异“雨雪三日而天不寒”的景公，晏子没有正面劝谏，指责其不体察民情的失德行为，而是以“知人之饥”“知人之寒”“知人之劳”的“古之贤君”为榜样，鞭策景公亲民爱民。景公欣然接受晏子之谏，矫正自己之失。史载：“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对此，“公患之”，因向晏子请教“古之圣王，其行若何”?晏子趁机指出“古之圣王”“公正而无邪”“不阿党，不私色”“薄身厚民”“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的必然结果是：“谗人不得入”;“群徒之卒不得容”;“聚敛之人不得行”;“诸侯皆欲其尊”;“天下皆欲其强”;“海内归之若流水。”反之，“衰世君人”“辟邪阿党”“厚身养，薄视民”“威人以众强”“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的危害则是：“谗谄群徒之卒繁”;“聚敛之人行”;“诸侯不欲其尊”;“天下不欲其强”;“天下不救，贵戚离散，百姓不兴。”公曰：“然则何若?”对曰：“请卑辞重币，以说于诸侯，轻罪省功，以谢于百姓。”景公欣然应允，“于是卑辞重币，而诸侯附，轻罪省功，而百姓亲。故小国入朝，燕鲁共贡”。史载：“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对景公的善意，晏子及时褒奖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趁“公笑，有喜色”，晏子择机进谏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景公欣然接受，“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

《晏子春秋》记载了近百条晏婴劝谏齐景公的故事，仅仅是晏子省刑之谏就有多处，尤其是千方百计劝谏景公不要“刑杀不辜”，譬如：“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止;“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晏子谏止;“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将加诛”，晏子谏止;“景公欲诛羽人晏子以为法不宜杀”;“景公春夏游猎兴役”，晏子谏止;“景公欲诛断所爱梯者”，晏子谏止;“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止。智慧晏子直而不迂，或直谏，或曲谏，或诱谏，每一次成功进谏，就是一次智慧的盛宴，一次仁政的彰显。譬如，《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章节，就显示了晏子高超的劝谏艺术。史载：“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右右执刀而进。”此时，晏子装作不解，故意问曰：“尧舜支解人，从何躯始?”此属明知故问，尧、舜为道德之君，从不枉杀无罪之人，景公羞愧，“遂不支解”。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公曰：“以属狱。”晏子因而继续顺水推舟：“此不知其罪而死，臣为君数之，使知其罪，然后致之狱。”公曰：“可。”晏子佯装数落圉人之罪曰：“尔罪有三，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公喟然叹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在不动声色间，晏子成功谏止。晏子为相，朝夕不怠，一日三谏，因势利导，与齐景公基本保持着和谐的君臣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晏子善谏，但与其他谏臣所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劝谏效果。为达此目的，晏子往往不是犯颜直谏，而是因势利导，给君王留足面子，委婉地曲谏或诱谏，显示了高超的劝谏智慧。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6回中，借贾宝玉之口，揭示了“文死谏”的用心，在于置君王于不仁不义之地，损伤君上的颜面，逼迫他变成昏君。可见，有昏君，方有“死谏”;有刀兵，方有“死战”。晏子绝不是《红楼梦》里嘲笑的那种不顾效果的死谏者。这个绝代奇才，常常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去谏诤，譬如，玩笑、讽喻、反问、妙比、反语等，都是他进行有效进谏的利器，而这些出其不意的方法，总是能够收到正语和直谏无法企及的效果。在智慧劝谏时，晏子诙谐的风格，巧妙的迂回，委婉的语言，得体的比喻，时机的把握，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化境。晏子语言极富特色，或锋芒毕露，或含蓄内敛;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言;或单刀直入，或迂回曲折;或严肃庄重，或滑稽幽默;或以古喻今，或古今会通……他总能根据不同场合适时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作为忠臣、直臣、正臣，他是一个勇敢的进谏者;作为灵活、机敏、适变的化身，他是一个智慧的进谏者。正因如此，晏子劝谏的效果之好、之奇，史上无出其右者。透过历史的烟云，从无数次“晏子谏止”的成功进谏案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善于捕捉时机、随机应变、语言诙谐的智慧谏者，一个虽然好大喜功、生活奢靡但却可堪救药因而基本上能够接受谏言的君主。

八、和同之辩 和而不同

晏子最早提出了“和而不同”“六顺”等和谐观念，其和谐思想至简至易，又与时偕行。他通俗易懂的“和同”思想，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晏子的和同之辩寓理于事，事理自彰。史载：“梁丘据御六马而来，公曰：‘是谁也?’晏子曰：‘据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驰，甚者马死，薄者马伤，非据孰敢为之!’公曰：‘据与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谓同也。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甘君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梁丘据是齐景公时的一个佞臣，长于阿谀奉迎之事，深得齐景公赏识，认为只有他才与自己相和，晏子的答词即有感而发，属于哲理性谏言。说的是梁丘据策马驾车疾驰而来，晏子一眼便认定是他，齐景公大惑不解，自以为同梁丘据最为协和的自己，竟然没有认出来。晏子解释道，酷暑天竟然如此策马狂奔，根本不顾马的死活，除了梁丘据，其他人不会这样做。君上与梁丘据所谓的“和”，绝非和谐，而是相同——确切地说是苟合。

晏子还以烹饪和奏乐为范例，释疑了景公的“和”“同”之问。晏子解释说，和谐就如同调制羹汤，欲要烹制出色香味美俱全的鲜美肉羹，就必须使各种调料合理搭配，味道浓了就添加水，味道淡了就再加点调料。正是“不同”，才可烹饪出“和”美的食物。美妙的乐曲也是各种音律和声调协奏的结果，这样谐和的乐曲，可令君子涵养出平静的内心、和谐的德行。像梁丘据似的无条件附和，君王说美他也必定说美，这哪里是和谐?!针对景公“维据与我和”的偏见，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晏子明确回答：“异。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说得很清楚，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就叫作和谐，如果追求上下一致，就像往清水里兑清水，将味一如初;如果用琴、瑟只奏一个声音，绝不能奏响美声。

晏子一日三谏，留下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之辩。通过五味之和与五声之和，晏子给出了“和”与“同”泾渭分明的界限：其一，“和”指的是不同事物相互之间的协和，是若干并存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同”则只是强调事物的一致性，否认对立物的存在;其二，“和”是众多的统一，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是单一的重复;其三，“和”的统一是化合，各种参与“和”的元素并不消失，如盐放进汤中，盐味仍在，原有的形态消解，以新的形态参与共同体，而“同”的统一是混合，事物原有的性质与形态均一如从前;其四，“和”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合效应，如荀子指出的，“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而“同”则不会产生新的力量;其五，“和”具有创造性，“和”的统一是和成，结果是新事物产生，而“同”只是同一事物的叠加，新事物无以产生。万类和而不同，才有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人类和而不同，才有文化的日新而日日新。

九、晏子大义 利在社稷

晏子重视礼，更崇尚义。晏子所行之义，是国家人民之义，是天地之大义。作为司马迁心中“义”与“利”完美结合的典范，晏子之义，在于天下社稷和黎民百姓之大利大义。晏子谋事在公，总是以国家社稷及社稷之民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宠辱不惊、心静如水的晏子，也有爱有憎，而且爱憎分明——晏子之爱与憎皆以国家人民利益为标准。他说：“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晏子如是说，也如是做。晏子总是在国家社稷的大视野下看待君臣关系，严格区分国君和社稷。晏子认为，国君不等于社稷，国君的利益可能和社稷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因此，晏子之为臣，为的是社稷之公臣，而不是君主的个人之私臣。君子之忠，在忠于社稷，而不是君王个人。如果国君的意志与国家利益一致，人臣应听其令行之;如果国君意志有悖于国家利益，应当择机谏止。至于忠于国家社稷的方式，晏子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对此，孔子如是评价：“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君子也!”可见，晏子之忠，绝非愚忠，而是对国家社稷的大义之忠。“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晏子所开显的大写“忠义”二字，为后来变本加厉、是非不分的忠君思想望尘莫及。千年来对无道昏君的愚忠，不过是助纣为虐的代名词。

从社稷大义出发，对“外傲诸侯”动辄用刀兵的齐景公，晏子屡次进谏，对外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不事挞伐。晏子尝曰：“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禄仕者，不能正其君。”史载，景公欲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景公“遂不果伐鲁”。后来，齐景公伐鲁，晏子劝景公“请礼鲁以息吾怨，遣其执，以明吾德”，景公“乃不伐鲁”。

晏子完备的选贤任能思想，彰显了利在社稷的人才标准。史载，“景公问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对曰：“善人不能戚，恶人不能疏者危。”戚，亲近;疏：疏远。这一论述，无疑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阐发的“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人才观之滥觞。史载，“景公之时，荧惑守于虚，期年不去。公异之”，因而问晏子，晏子对曰：“贤人使远，谗人反昌……有贤不用，安得不亡!”在晏子看来，吉凶不在天象，而在人事。有一次，“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晏子对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对贤人要做到知之、用之、任之，否则便是国家之大不祥。在此基础上，晏子还总结出一系列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那就是“举之以语，考之以事”“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不取”。尤为可贵的是，晏子对人才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认为人才各有所长，不能求全责备。在回答景公“古之莅国治民者，其任人何如”之问时，他说：“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有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有不能赡也。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正因为人各有所长，不能求全责备，强求人才样样精通，不能过分纠缠其短，扬长避短，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着眼于社稷大义，晏子遇贤则举之，遇不屑则谏止。当是时，晋国举兵攻伐阿、鄄，燕国乘机袭扰河上，齐国军队两面受敌，节节败退。晏子向景公献退敌之策，并力荐田穰苴。田穰苴文能附众，武可威敌，大胜晋国，收复全部失地。景公欲封孔子，享誉列国、阅人无数的晏子谏止，一眼看穿其“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的芜杂套路，无益于社稷，“非所以导众存民”。目光如炬的晏子，认为巧言伪行之辈，不堪大用。如此谏言，并非出于嫉贤妒能和一己私利，而是基于国之大计的总体考量。

十、晏子家风 文化瑰宝

晏子一生恪守致虚守静之道，清廉节俭，言传身教，家人耳濡目染，由此形成了优良家风。晏子之妻虽“衣缁布之衣而无里裘”，却也毫无怨言，甘愿与晏子共守清贫，同过简朴生活。晏子遗训，忠厚传家。晏子弥留之际，再三嘱托妻子要保持勤俭家风，切莫丢掉晏家的这一传家宝。史载：“晏子病，将死，其妻曰：‘夫子无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变，谨视尔家，毋变尔俗也。’”他留给儿子的仅有四句话的遗书，字里行间都是对儿孙传承勤俭家风的殷切期望。在当时的世袭世禄制度下，封妻荫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贵为三朝元老却视荣华富贵如浮云的晏子，时时处处以国家为重，一心为公，保持晚节，减禄辞邑，并要求后代勤俭如故，不改初衷。

晏子要求家人既要秉持简朴大义，还要有所作为，并为此制订了三条家法。晏子的家臣高纠，管理家务三年，非但没有提拔重用，反而被辞退。高纠不得其解，晏子明示：“婴之家俗有三，而子无一焉。”接着，晏子详细说明了晏家的三条“家俗”：“婴之家俗，闲处从容不谈议，则疏;出不相扬美，入不相削行，则不与;通国事无论，骄士慢知者，则不朝也。此三者，婴之家俗，今子是无一焉。故婴非特食馈之长也，是以辞。”由此可见晏子的三条家法：即闲暇时从容相处、自得其乐而不相谈论，不管正事，无视他人“瓦上霜”，就疏远他;出门不宣扬家人的美德，不相互关照，家内不积极提出建议和批评，不相互切磋、相亲相爱，就不与他过往甚密，交往时保持一定距离;只顾一己之私，两眼盯着自己的小算盘，漠视国家大事，怠慢贤人，就不与之交往。对“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的高纠，晏子断然辞退。晏子认为，高纠看起来勤勉办事，但对身外之事却很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而不能匡救自己的过失，说明他只是个“禄仕之臣”，仅仅为稻粱谋，于家于国毫无裨益，以致景公想见他，晏子也以“不能正其君”为理由加以推辞。晏家的三条家风表明，勇于担当，敢于践履使命，是晏子对家人和后世子孙的基本要求。

晏子的良好家风，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晏子的高风亮节及其良好家风，不仅影响了整个齐国的社会风气，赢得了列国侯王及百姓的盛赞，而且矗立起千年家风文化的丰碑，以至于“陶朱事业，晏子家风”，成为许多老字号商家情有独钟的对联。

十一、身相齐国 名显诸侯

晏子辅政时，齐国霸业不再，积弱不振，日渐走向衰世。当是时，内积国君昏聩、权臣把持朝政之弊;外有秦、晋、楚之患，致使天怒人怨。晏子夙夜在公，恪尽职守，全力补天，以为国为民之“一心”专“事三君”，针对他们的个性特点进行相应补救，使齐国出现短暂的复兴景象，乱世中保持了大国地位，捍卫了齐国尊严。管仲相齐，辅佐齐桓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富国强兵，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使大一统思想重归主流意识形态，规避了中华文明分崩离析的危机，成就了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百余年后，晏婴相齐，秉承以礼治国、礼以为民、“以民为本”的要旨，再次辅佐齐景公实行有限度的改良，阻遏了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从而使齐国达到某种程度的“中兴”。作为齐国的两位著名贤相，“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就是说，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使天下重归一统的相国管仲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名相”，而鼎助齐景公实现复兴的相国晏子，则被认为是齐国历史上唯一与管仲并称的一代贤相，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晏子的政绩，主要表现在齐景公时代。与晏子辅佐的灵公和庄公相比，景公算得上有为之君，这也是晏子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方略得以付诸实践的基本条件。景公虽然好奢侈，喜宫室，政治昏暗，但也能够听得进谏言，尚可救药。在晏子的智慧进谏下，景公进行了一定限度的改良，收效明显。史载，景公欲令祝史求福，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晏子乘机以“政必合乎民，行必顺乎神”才可“神民俱顺，而山川纳禄”进谏，批评景公奢侈无度，“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以致“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禄”。在晏子的影响下，景公惕然而觉，“革心易行”，齐国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国力大为提升，内政外交焕然一新，整个齐国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邻国忌之，百姓亲之”的局面。可惜的是，这种向好的局面没有持久维持，“晏子没而后衰”。

晏子辅政半个多世纪，立足于安邦定国、先民爱民的立场，反对动辄兵戎相见，殚精竭虑，不辞辛苦，奔走于诸侯列国之间，游说于王宫大殿之上，多次制止了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化干戈为玉帛，解决争端无数。作为一个卓越的外交家，晏子出使各诸侯国，不辱使命，雄辩四方，以自己过人的智慧、庄重的举止、得体的语言与寓刚于柔的分寸，谈笑之间成功止战、不辱使命的故事，在诸侯国中传为佳话，倾倒了列国诸侯，并世代永流传。晏子的高超外交智慧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特别是面对西方列强，“中国首先不主动发起挑衅，但面对无端进攻要敢于有效还击。面对美国强势打压中国要敢于反击，同时要讲究斗争方法，注重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必须指出的是，与战国时期那些朝秦暮楚的纵横家有着本质区别的是，晏子的所有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捍卫齐国和天下苍生的利益。对晏子的赫赫事功，鲁昭公称赞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国，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灭贼乱之徒，不获名焉……晏子可谓仁人矣。”

十二、豁达人生 坦荡心胸

晏子身高不满六尺，心胸波涌万丈。集仁者、智者、行者于一身的晏子，生性乐观，始终保持豁达大度的心态，参悟了世间万象，对生死更是淡然视之，以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令人高山仰止的绚丽画卷。

鉴于晏子卓著的功绩，齐景公欲封赏食邑六十，心胸坦荡、视钱财如浮云的晏子坚辞不受。子尾百思不得其解，问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晏子解释说：“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慢，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寥寥数语，晏子的坦荡心胸清晰可见。在晏子看来，对任何利益，需取之有道、获之有度。如同布帛有一定幅度并用矩尺规定这种幅度一样，人生之取利求富、获取福报的边际限度，应当以道德来节制。晏子认为，道德是福报的尺度。正所谓福祸自招，如果无德而贵，无异于自取祸患，虽暂时得之，终必失之。获取福利，必须合规中矩，不超出道德规定的边界。即使是看起来合情、合理、合法的取利行为，晏子也要求用道德尺度进行取舍，节而不贪，取之有度。符合道德之度，乃获得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规则。以德度福、以义御利的认知，折射的是晏子谦逊、简约、睿智、豁达的崇高人格魅力。合乎道德之福，不超出天道所许可的边际之福，谓之人生的真正福报——这种对人生福报的认知，为后世仁人志士所师法。

晏子，这位旷达哲人的豁达人生、圣贤气象和高尚道德情操，为历代史家所称道。心怀百姓、“以民为本”的晏子，也得到了天下苍生的衷心爱戴。常言道：万人称誉，多寿去病。正所谓仁者长寿，这位参透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大哲，这位以德度福的仁人，享年95岁。仁爱百姓，是晏子施政所秉承的基本原则，也是晏子自身的行为范式。晏子用自己的食禄，长期接济许多亲朋好友并供养五百余户贫穷孤寡，离别这个世界时却脚穿一双破旧的布鞋。目睹此情此景，齐景公抚尸痛哭，齐国百姓闻之动容，列国侯王肃穆遥祭。德高寿自长，德厚福自多。晏子用毕生的德、功、言书写了寿长、福多的大道人生之历史范式!

综上所述，不难勾勒出一个胸有韬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学贯古今、博闻强记的智者，“上德不德”、谦卑处下的仁者和谐统一的晏子形象：作为政治家的晏子，经纶天下，忠君爱民，兢兢业业;作为智者的晏子，学富五车，大辩若讷，辞锋锐利，机智幽默;作为仁者的晏子，先民后身，博爱苍生，“以百姓心为心”。管仲之后复有晏子，实乃齐国之大幸。晏子辅佐齐国三公，内政和其民，外交归其义，使齐国“外无诸侯之忧，内无国家之患”，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桓、管霸业的余威，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末期依然保持了大国的地位和尊严，出现了继姜太公、齐桓公之后的第三次兴盛。公元前500年，一代名相晏子辞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晏子堪当。这位风华绝代、相师合一的三朝元老，这位第三条历史隆起带上的璀璨明珠，在当时，德被四方，如泰山高耸;于万世，垂范恒久，似北辰星耀!史家评说：“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为也，所以见于前信于后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万民之心。”此说一如民间所传：无晏婴，政不清。孔丘盛赞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叹晏子的博学多才、政治谋略、高德品行和人格魅力，将他与管仲的事功合写成《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笔下的上下三千年历史风云，传帝王将相无数，记英雄豪杰如云，唯独对晏子推崇有加，敬佩得五体投地，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百代师范，万世师表，舍晏子其谁!苏轼诗云：“晏婴不满六尺长，高节万仞陵首阳。”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岁月洗礼，晏子墓碑上的碑文已日渐模糊，但晏子的辅佐三朝之功、盖世绝伦之华和高山仰止之德，携日月同辉，与时光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