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要使货币系统健康 必须有计划经济

第九章 货币与财富

在市场经济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货币。近30年的统计数据已经证实了，其货币循环的不可持续性。下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货币扮演的角色，和货币系统的宿命。

9.1 货币=财富？

钱穆从古籍中寻找货币起源的线索，他注意到：

《汉书·食货志上》)，但它可以交换任何一种商品，甚至可购买社会地位（有多少腰缠万贯者就购回了“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的头衔，卖官鬻爵之事，更是史不绝书）。于是人们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这种无止境的追逐正是高度“理性”的必然结果。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堂泰斯之所以能快意恩仇，决非因其道义上的地位，而是仰仗用不完的金钱。正是金钱使他能“

我国自1995年到2005年，实施了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见图15），此后则是人民币缓慢的升值。这期间，一方面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上升，一方面积累了巨额的美元。这些美元又被换成美国国债。金融危机和两房退市，引发了对汇率政策的激烈辩论，辩论的焦点是：我国国民在低工资、无保障、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挣来的血汗钱，到底能否保值？

图15：1992年以来，根据进出口总额计算的实际汇率

9.2 “交子”：纸币的起源

上世纪60年代通胀时期，就有人搜集硬币，用来铸勺子之类出售，搞得硬币奇缺。

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武汉)，2008．2））

而民间业者，或者因为道德风险，或者因为经营风险，难免信用破产，导致大范围的危机。

图16：宋.交子

《宋史·食货志》下３会子条）。债务关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从“私交子”到“官交子”，政府信用取代了民间信用。

9.3 “无信不立”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

《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图18：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于安徽东至县的南宋关子钞版
 

图19：南宋关子复原图

纸币无疑是金融领域的重大创新，它很快被宋的敌手金、元效仿。然而无论金、元，纸币的稳定运行时间都不长。

《金史•高汝砺 张行信》）

整一个经济愚民之策。《金史》称高汝砺是清官能臣：“他尚如此对待钞法，通胀焉可避免？章宗在世时，万贯交钞只能买到一个烧饼；章宗1208年去世，后二年，有一次为了发军赏，竟动用了八十四辆大车来装运交钞。这距高汝砺整顿钞法还不到5年！

图20：展出于山西博物院的金代贞祐宝券伍拾贯铜版，

平阳太原府两路通行宝券并同见钱行用不限年月

在钞名上方，有五组两两相交的钱串图案，

以表示面额伍拾贯。

此后金政府果然走向了不断变钞的道路，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变钞为贞祐宝券，后又发行贞祐通宝。

图21：元•中统元宝交钞

《元典章》卷1诏令）可见中统钞稳定运行也就“二十余载”。元政府以改革币制，发行新钞来应对“钞法大坏”的局面，但越改越乱，其结局是：

《元史》食货志·钞法）

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民间转而以物易物，结果是财政崩溃，政府就此垮台。

图22：明.大明通行宝钞模板

图23：明代米价

到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一贯钞（面值铜钱1000文）只值一文钱。到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钞法已实际上废止不行了。此后明政府放弃了纸币发行。

事实上，马可波罗看到的，是已经走向通胀的金融系统。

9.4 信用的基础

这样谨慎的政策，节制了中统钞的发行，培育了其信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钞7.3352万锭，第二年发行3.9139万锭，14年后的至元十一年增加到24万锭。

于是许多人认为纸币的信用基于其背后的贵金属。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希望恢复金本位，这其实就是让纸币与某种贵金属挂钩，成为某种贵金属的兑换券。

可见靠贵金属的稀缺性来保证货币的信用，是不现实的。那货币的信用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同上）

它甚至无法解释当前欧元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关系。欧元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而欧洲的财政却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财政，这被许多学者视为债务危机的症结，认为它甚至有可能危及欧元的存在。可见离开了对政治体系的考察，根本无法理解货币问题。

9.5 “先进”之谜

然而，韩毓海注意到：

。（以上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转引自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如果没有这样的联合体，一个常年财政、外贸双赤字的国家，居然可以成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实在不可思议。考诸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它陷长期于财政赤字，必然靠滥发钞票维持，必然导致钞票贬值和政府信用破产，其结果一定是社会动乱，政府垮台。

9.6 视角：整体与个体

于是要思考文明的可持续性，中华文明是不可回避的对象。

对比当代主流文明与中华文明，可发现两者最鲜明的差别在在价值取向上：

如果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金融系统应建立在那些原则之上？

9.7 何为社会财富？

而整体主义将其视为系统内部的功能安排。

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其实穆斯林社会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它们禁止“以钱生钱”而产生的“利息”。

其实古人早就发现：“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嶙嶙居大厦”(宋·梅尧臣《陶者》)。放在今天，它一语道破了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的差别。战国的商鞅注意到农民“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而工商业者则容易富家。注意到“金生而粟死”。战国是金属货币时期，能随意印发的纸币还未发明出来，商鞅就意识到让货币操控经济对国家的危害：“金生而粟死”，“国好生金于竟（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富。”（见《商君书》）粟在当时就是实体经济，而金则被商鞅视为需高度警惕的虚拟经济。

那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到底什么是财富？马斯洛提出过人的需求层次原理，其实社会整体也与之类似，有自己的需求层次。

其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使社会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最基础的财富，它显然包括但不限于食物、能源、可用的水资源、清洁的空气、适于人居的国土等等，并进而包括整个生态系统。一个社会在这些方面无法得到保障，它的生存必然受到威胁。

其三，在人类尚分化为相互对立的国家之时，强势国家总是力图瓦解、分化弱势国家，以掠夺其资源，奴役其人口。于是抵御外敌的能力是社会生存的必要财富。

经济危机，社会分化，生态危机，大量的事实证明，主流理论主张的货币系统，无助于这三个层面的财富的积累。以为靠西方式的货币体系就可以让千百万人的逐利动机推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幻梦。

9.8 从经济体的全局看货币体系

由此，现行主流理论对货币金融问题的基本主张，必须重新思考。一些被视为普世真理的教条，必须被重新分析。对货币金融系统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必须再掂量。

中国30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地道的神话。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样做必然导致无法克服的困境。传统社会中大家族内部的调查、谋划、协调、调度功能，而今必须在全社会层面上重构。承担这些功能的主体，只能是公权力单位。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政府与社会应该孰大孰小，而是公权力单位姓公还是姓私？

第一章展示的史实告诉我们，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中，公权力的私有化先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可见公权力单位姓公还姓私，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公权力单位姓公，意味着受社会公众的委托与监督，对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负责。

一般而言，越是涉及全局性、远期性的决策，越少考虑利润问题。利润手段，主要用于最终消费品（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之类）的分配，借以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的变化。

由此国家必须有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立场，必须研究、分析、规划真实的国家财富：如生产能力、资源匹配、国民素质、生态环境、国际信用、国防能力等等；由此决定货币体系与货币政策。货币、交易、价格机制，主要用于微观与消费层面，而宏观与生产力配置层面，不能依赖利润极大化机制，社会的公共事务决策，决不能被利润极大化机制牵着鼻子走。

现实告诉我们，“市场”旗号背后是资本家集团的“财富控制权力”之路；而官僚集团的背后，却未必是“计划经济”，早有民谣说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

在中国实行现代意义下的计划经济，还不到30年。在如此广阔而差异巨大的国家，从有数千年历史的小农经济转向计划经济，实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实践中的不完善、失误本来就不可避免。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失败，有其必然性。出人意料的，倒是这不到30年间，一个长期战乱、贫穷、软弱的农业国，居然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居然让列强的军靴再不能踏入一步；居然消灭了长期肆虐的毒品和卖淫业；犯罪率之低，令今人望尘莫及；居然让人口摆脱了自清末百年战乱以来的停滞，从4.5亿上升到10亿。

西方的市场经济，是靠炮舰政策支撑的扩张，才摆脱内部危机的。而计划经济的中国，在西方的封锁下，只能依赖自己有限的资源。两相对比，不能不让人对那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