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民营资本的前世今生

第七章 民营资本的前世今生

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不同于洋务派，他们与外国资本关系不大，不同于官僚资本，他们与官方没有密切的联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三中的窦乂，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太平广记》是奉宋太宗之命编纂的类书，从大约四百多种书籍中选摘分类而成。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说，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其中著名的有《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古镜记》、《李章武传》、《离魂记》、《柳毅传》、《任氏传》、《南柯太守传》等。以至于要全面了解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就必须通读《太平广记》。

7.1窦乂--唐朝的“民营资本家”

窦乂是唐朝扶风人。十三岁时，亲戚从任所安州带回来十几车的当地丝鞋，分送孩子们。大家都争抢挑拣，唯窦乂不动。等大家挑完，剩下一车，窦乂竞拜谢全收，将其拉到集市上换回五百钱，再去铁匠辅打制了两把小铲。

这两把工具就是窦乂发财的起点。

他购买蜀郡青麻布，雇人缝成小布袋。又购买新麻鞋几百双。他每天不离宗祠，召来各条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发给这些小孩三张饼，十五文钱。再发给他们每人一只小布袋，让他们拣拾槐树籽。月余，收集槐树籽两车。又让小孩们拣拾破旧的麻鞋。每三双破旧麻鞋换一双新麻鞋。前来用旧麻鞋换取新麻鞋的人不计其数。几天后，就收换得旧麻鞋一千多双。西市买油靛几石，雇用厨役煮熬。又在坊门外买下几堆遗弃的碎瓦片，雇人在流水涧将泥滓洗去。

不知当时的纪委（御史台：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为何没查此事。其实在窦乂的眼里，重要的是太尉李晟背后的利润，这利润不但高官背后有，贫如乞丐者背后也有。

窦义经商，到此实际已是在经营人。发现各人背后的潜在利润，乃至令人自动为你寻找利润。以人为本，此乃真商人也。窦义从种植业起步，历经制造业、房地产业直至经营人，走完了从顽童到民营资本家的历程。

《太平广记》中的窦乂这个角色，是实录还是艺术创造并不重要。没有相关的事实，如何能写得这样栩栩如生？可见宋以前一定存在类似的人物与案例。

窦义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当今许多民营资本家的影子，在他身上集中了民营资本家的几乎所有特征。

其一，起家主要不是靠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劳动（当然不排除用点机诈，蹭点便宜）

其三，对利润源高度敏感，不受制于地域、行业、身份。由于摆脱了这些限制，他的创造性相当强，而这创造性集中指向一个目标----以钱生钱。这导致其跨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其四，由于全社会的主要财富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他们必然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与官僚勾兑、合谋。

当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华大地后，官僚集团出于其本能，逐渐向官僚资产阶级演化，而商人集团则逐渐演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近代史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面前，始终是软弱受气的小媳妇儿。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游移与国、共之间，有的甚至偏向共产党。但无论是维护国民党政权，还是打到国民党政权，他们的作用都相当有限。其发言权也相当小。

历史上市场经济从秦汉到清末民国的多次兴衰，则提示我们这个群体对社会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其宿命。然而这些时段毕竟距今遥远，且论者总会将这个群体的衰落归结为外在因素。

7.2“温州模式”

事实上，浙江（尤其是浙南）、福建地区，过去30年走的就是温州道路，其经济发展之迅速、民间财富之巨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主流学者希望能将温州模式改良、推广，以解决全国的发展问题。

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工业。当时，温州的特点是：

、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为浙江之最，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力须寻找出路。这导致历史上温州人除务农外，兼营家庭手工业或外出经商做手艺。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巩固，而家庭经济和自发经济则一直在顽强发展。

、长期处于对台前线、国家投入少，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资只有5.95亿元。导致非农产业吸纳劳力的能力极弱。

、交通条件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接。距城市较远，难以接收城市工业辐射。

据2001年丰、枯水期2次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温州全市内河河网没有发现优于Ⅲ类水的河段，其中劣V类水河段占80%以上。主要污染特征因子为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亚硝酸盐氮等（见温州市水文站刘捷等《温州市河道水环境污染状况与防治对策》浙江水利科技第4期总第152期 2OO7年7月）。论文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温州河道污染情况：其一废污水直排入河；其二垃圾入河；其三河道管理范围内，违章搭建工棚、畜禽栏舍、茅坑。这些都表现出为了挣钱而不惜破坏环境的特征。

牛彧文等人分析浙江11个地级城市的灰霾记录，临海的温州，年均灰霾天数为24天，仅比内陆的杭州少1天，与之对比，相邻的台州为6天，丽水为2天。（见牛或文等《浙江城市区域灰霾天气的长期变化》热带气象学报第26卷第6期 2010年12月）

年的污染指望用三、四年治好，谈何容易？

全年财政收入的6.97%。而温州人口不过占全国的0.605%。就是温州模式的底气所在，有了钱，什么问题摆不平？

7.3 资本积累的来源

那这6000亿流动的民间资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于1990年出版《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他这样描述温州的道路：

温州经验与热那亚、荷兰、英格兰经验一致，都建立在外部利润源的基础上，四川是温州外部利润源的一个明显例子：

其一，在其扩张所及的范围内，表现为利润的净流出；

其二，一旦扩张因故停止，整个系统就无以为继。

高利贷成慢性毒药七成温州游资涌向房地产》中国证券报 2011年09月28日）

7.4 扩张的极限

年6月，温州人贷款余额5050.21亿元，比年初新增656.48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8%。一位温州银行业管理人士纳闷，按理说，如此信贷规模足以满足需求，但企业把钱贷过去之后，并未见到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设施更新等（见陈周锡《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18日）。

高晨《银监会否认3万亿贷款流入高利贷市场》京华时报2011-8-11）

（以上见沈锡权《债务危机暴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 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3日）。

高利贷本质上就是炒钱。它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

温州一位银行负责人说，他周边1/3以上的朋友都在放高利贷，尤其是在一些温州工业经济强镇，比如柳市、永强、瓯北等，参与高利贷的人数更多、金额更大。一位温州市公务员说，他周边也有一些朋友在放高利贷，大的和别人合伙开担保公司放高利贷，小的拿出几万元放贷赚点家庭生活费。（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18日）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已连续5个月上升，其中11月为23.08%，比上个月上升了0.25个百分点。（陈周锡《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18日）

基本年利润仅在3%至5%之间的实体经济，如何能支撑如此之高的贷款利息？2011年4月份开始，温州部分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因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相关的信贷规模达到了200亿元。从网上查到的不完全信息看：

月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外逃；

月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范某、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建乐出外逃；

月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和霞外逃；

月锦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志雄、部落之神鞋业公司董事长吴伟华、唐鹰服饰董事长胡绪儿外逃；

月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百乐家电董事长郑珠菊、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负责人、新耐宝鞋业董事长、唐风制鞋董事长黄伯鹤、星际鞋业董事长、欧霸标准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吴保忠、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湾蓝天大药房董事长、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龙湾泰尔铜业老板、五洲轧钢厂老板、综艺鞋业老板外逃。

温州目前民间高利贷中介已经出现系统性风险，全市公安系统受理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件共7400多户，涉案金额50亿元，8月份以后趋势更加突出，当月立案超11亿元。截至9月20日，今年当地银行上报倒闭企业32家，其中7月份以来发生23家，温州市委、市政府不排除年底前出现更多的倒闭事件。

。（见蒋卓颖《4月至今温州29家企业老板欠高利贷逃跑1人跳楼》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9-29）

）

，不知是否注意到，所谓金融其实就是高利贷，而高利贷之所以产生，正源于逐利资金的胃口之大，已远非消费资金提供的利润可以填满。

7.5 理论与现实

、（杨海鹏《为温州模式卸妆》中欧商业评论 2008年9月号）

使我们看到宗族社会遗产对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回顾第二章对宗族的观察，这个特征并不出人意外，令人意外的倒是，主流学界总用舶来的理论硬套中国的现实，而不知从本土的现实出发，提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胡星斗《希望与期盼——为‹助动温州›作序》）。腐败案遍及全国，温州也有，不足为奇，不过证明了当地政商关系之密切。但这里提到的“阿太案”却令人错愕。“阿太”在当地话中就是跳大神的。一个装神弄鬼的懒汉，居然成了温州的“地下组织部长”。而他的另一身份无疑是“民营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