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私有制的形成（之二）

1.2“大道既隐”之途

知识资源的私有化

知识资源何时开始私有化，已难觅踪迹。萨满教是原始人类的知识库，它没有教派、教会、道门之类的信仰组织，不需要寺院、教堂之类的宗教设施，更没有经典和教主。它的多神论本质上是民间的大自然崇拜，源于人们在生态系统中体验到的共生关系。人人可以通过祭祀仪式与所需的某个神沟通。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资源是公有、共享的。

《史记·历书》）。《尚书•尧典》记载：尧“

月22日冬至实地模拟观测证明，其中的东2号缝为冬至日出观测缝；同年1月21日大寒实地模拟观测证明，东3号缝为大寒日出观测缝。（见何努，严志斌，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迹》[N].中国文物报，2004-02-20.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J].考古，2004，(2)）

图2：陶寺古观象台的复原图

这一发现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在那个时代制定历法是公权力的有组织行为。获得天文和历法知识需要持续的观测和相当艰深的计算。这一方面需要天赋，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闲暇时间以投入研究。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只有掌握了公权力的精英群体，有可能获此条件。所以天文、历法知识很可能较早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可见历法既关系到经济基础，使“

）公盨（xǔ）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朱凤瀚《公盨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6。）

图3：燹公盨

图4：燹公盨铭文

朱渊清详考有关此事的考古发现和史籍，指出：

朱渊清《禹画九州论》2005）

《大戴礼记·五帝德》）。测量、计算需要大量的数学知识，据说勾股定理即由此发现：

汉 赵君卿注《周髀算经》卷上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力、物力分别由九州提供。九州各有利益诉求，协调这些利益，保障其对工程的人力、物力支撑，需要社会学、政治学层面的知识。

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官府藏书，编成《七略 》。其中的《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根据整理的古籍，他们提出了诸子之说出自王官之学的推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名家，出于礼官、法家，出于理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小说家，出于稗官。

吕思勉《国学知识大全》）

官僚集团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根据他整理的数据，画出的比重演化如下图：

图5：官僚集团占全国人口比重的演变

（据金观涛《兴盛与危机》提供的数据绘制）

除了唐朝达到0.7%以外，其它时期均在0.5%以下，最低的元朝，竟只有0.03%。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下受教育人口之少。

距孔夫子的时代两千多年后，直到人民共和国建国，依然有多半国民不识字。据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提供的数据，1949年全国有文盲3.2亿（《知识关乎国运》2009年10月1日的《光明日报》），而《中国统计年鉴》告诉我们这一年全国人口为5.4167亿，可知此时文盲率高达59.08%。对广大国民而言，识字尚不可得，遑论学术？

公权力的私有化

天文、历法、治水导致的知识，高度集中在社会精英集团手中，考古发现表明，那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化。对历法的作用，太史公的评价是：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

同上）

））

）

前述治水实践积累的大量知识，无疑从另一方面强化了精英集团对公权力的控制力。所以大禹之子在公权力私有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可见，从黄帝到禹，帝位都是在黄帝家族内部传承，所谓尧舜禅让，不过是因为直系子弟太不成器，不得已在旁系子侄中寻找继承者罢了。即便如此，舜、禹也在先帝去世后等了三年，看到大势归己，方敢践帝位。由此可知，在司马迁获得的史料中，帝位沿父系遗传已经是惯例了。

《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虞书·尚书》）。据称皋陶已制定了法律：“《左传．昭公十四年》）对其中的“昏﹑墨﹑贼”，《左传》解释道：“可见不迟于尧、舜时代，已经建立了司法系统，这是社会中维持等级秩序的必要建置。

而当代史学家是如何复原那个遥远时代的社会的呢？钱穆认为：

钱穆《国史大纲》第一编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古代文明的王震中先生描述得更具体：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室贵族富辰的话：

与此同时，周王的地位更加强大。对此王国维分析道：

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事实上，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仍是宗族，社会矛盾显出明显的双重性：即有宗族内部的等级分化，更有宗族间的征伐。

在宗族内部，何兹全认为，在西周时期，自上而下，存在五个明显的等级：贵族、国人、众/庶/民、私徒属、隶臣妾。而此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刚萌芽。

周王室显贵的贵族首先是周、召两家。从成王、康王时起，周、召两家就世为王朝的卿士。见诸史籍的有：

周公家族：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

召公家族：召穆公虎、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

此外，著名的鲁之三桓，齐之国、高，都是世袭的大贵族。

《左传》文公十七年）

所以何兹全指出：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顾炎武道出了其后隐含的思想：

对此何兹全评论道：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韩非子•扬权》），对君主而言，达到这一境界必需倚仗法、术、势。

（注：臣，甲骨文像一只眼睛向下看。造字本义：俯首下视，屈服听命。《説文解字》：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自此公权力归于皇帝一人之手。权力自上而下委任，各级官员均必须、且只需向上负责，而这棵权力之树的总根则是君主。

以后两千多年间，公权力基本上都在这个体制下运行，社会上最高的政治抱负，就是夺取郡县制形态下的公权力。

公权力私有化导致了清晰的等级分划，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燕山长城地区的红山文化，在墓葬中都显示出了巨大的贫富分化。但这分化并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权力私有制基础之上。

古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公权力私有化的问题。

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到了西汉，刚直高节，志在奉公，为人敬佩的盖宽饶，就对皇帝提起了这个话题，汉书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注：北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臣子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之处）

这时，谈这个话题已经有性命之忧了。

到了宋朝，这个话题居然演变成拍马屁的工具。

有趣的是，盖宽饶引证的《韩氏易传》和李仲容引证的《万机论》均已失传，可见对公权力是公有还是私有这个问题，历代精英集团之忌惮。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

生产资料的私有化

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在族长或家长的率领下劳动的场面：

何兹全认为：

同上）

这两首诗描写的是在公有大田上劳动的场面。

商代甲骨文出现了大量的田字，仅被Oracle编码的就有173个，均类图7所示形象：

何兹全认为：

同上）

同上）

马克思观察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历史经验，发现：

《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5—906页）。

徐中舒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中说：

《国语•晋语（一）》）可证春秋时代，“隶农”已是广泛存在的现象，所以在人们议论问题时，可用作比喻。

在西周，周王曾多次把土地赐给别人，他已经有了土地支配权，西周铜器铭文中，多有赐田的记载。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同上）

（见 赵俪生 《中国土地制度史》 第二章）

与启动公权力私有化的“绝地天通”相比，“井田制”晚了整整千年以上，与夏启的“家天下”相比，也晚了数百年。

精英集团首先关注的是“收益权”。此后在追求“收益权”效率的过程中，“使用权”、“处分权”问题逐步浮现，才产生了“产权”的概念。

不但井田制生成源于公权力的私有化，井田制的瓦解，也源于攫取公权力的精英集团保障自己获取收益的努力。

韦昭的注释）即建议朝廷以土地为征敛的依据。

见李剑农著《先秦两汉经济史稿》）。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此后所有拥有耕地者，都向按面积国家交税，不但小自耕农如此，贵如平原君者亦不例外。《史记•赵奢列传》就记载了作为“田部吏”的赵奢，为收租税而与平原君发生冲突的事件。

钱穆《国史大纲》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对此，宋人苏洵有形象而深刻的描述：

苏洵：《嘉祜集》卷5《田制》）

韩德强《国有企业与中国模式》在“2011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发表的演讲）；后者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前者虽然位高权重，却敌不过后者的人多势众。到中唐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弛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行杨炎的两税法，均田制正式消亡。“葛金芳《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小结

基于当时欧美文化学者、人类学者的研究（尤其注重摩尔根的研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绘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早期的氏族、部落是以血亲为纽带的公有制社会，随着分工的发展，先是出现了两性间的分工，由此出现了私有财产，逐渐形成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此同时，社会发生了阶级分化，在此基础上才诞生了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

恩格斯没能接触到中国的史料，而中国在人类社会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分量。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研究这些恩格斯没能接触到的资料，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与衰落更提供给我们多个不同的研究视角。上述对早期中华文明的观察，揭示出的历史演化轨迹显然异于恩格斯的描述。

图8：三类资源私有化进程示意图

在知识资源、公权力、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分工。下面我们就从分工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