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105天——一名监狱民警的指定地方监视居住纪实
我叫李豪年,原浙江省监狱民警。2021年2月8日,因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被杭州市临平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然而,经过两年多的司法程序,因没有“捏造事实,伪造材料”,且报送的证据材料都是真实的,2023年8月4日,临平区法院以(2022)浙0113刑初1号刑事判决书枉法判处“滥用职权罪”三年。回首这段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的,不仅判决结果本身,还有那105天非人般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一、从希望到绝望:走出看守所,步入“黑屋”
2021年3月8日,在被逮捕整整一个月后,上午9点左右,管教民警通知我整理个人物品,说可以“出去”了。
那一刻,内心涌起一丝惊喜,以为将被取保候审。毕竟在韩某龙减刑案中,我作为监狱刑罚执行科负责人,没有任何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的行为,仅仅是根据科室民警的审查意见签署了“建议报请减刑”,既非决定报请,更非最终裁定。若论法律责任,依法应由裁定减刑的法官承担。
于是,什么都没带,就随管教走出了监室。 然而,希望很快破灭。在办公区,临平地区检察院的王慰、王健两名办案人员已在等候。他们告知我被批准监视居住了。当时,虽有些意外,但心想监视居住虽比取保候审措施严格,总好过看守所,至少在家吧!
老花的双眼未及细看文书内容,我便签了字,戴上手铐,被带离看守所。 警车一路行驶,我渐渐发觉路线不对,并非回家的方向。内心升起不祥的预感,急切询问是去哪里,得到的却是“到了就知道了”的敷衍。
经过约三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个宾馆——后来得知是淳安千岛湖摄影宾馆。宾馆门前广场停着多辆检察院警车,法警和保安林立。车刚停稳,两名保安立即上前,左右架住我的双臂,将我强行带至宾馆三楼。 穿过一道加装的铁门,我被推进一个小房间。这里,便是未来105天的“家”。
房间约10平方米,原是宾馆客房,经过专门改造:无窗、密不透风、不见阳光,墙壁全覆盖软体包装,室内仅有一张1米宽的软体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是看守值班座)。天花板上裸露着两段水管,分别为洗漱和淋浴之用,阀门设在室外,由看守控制。房间内无死角电子监控全覆盖,一个电子钟显示着时间和日期,名副其实的监管场所。这哪里是“监视居住”?分明是一个非法拘禁的黑屋。
二、制度化的折磨:24小时监控与精神摧残
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我失去了所有自由。被强制要求坐在指定的椅子上,连喝水、小便等基本生理需求,都必须先请示报告,获准后方可进行。6名看守24小时三班倒,实行“贴身”监控,他们来自劳务派遣公司,有纪律禁止与我交谈。
每日流程高度固化,早上7点起床,立即安排洗漱(提供特制牙刷);8点前,被架至审讯室静坐,既是体罚,也是等待随时的审讯;每天在晚上11点前被架回房间;睡觉时不准遮脸、蒙被,不准面墙侧睡,否则会遭看守阻止。
饮食方面,早餐是一碗粥加少许咸菜;中晚餐是米饭配两个素菜,偶见零星肉沫。除了吃饭、洗衣、洗漱外,都由看守“服务”,享受着“皇帝般的待遇”,过着非人的生活。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长时间静坐和精神折磨。每天在凳上静坐十几个小时,腰酸背痛,屁股生疼甚至溃烂(据说很多人如此)。多次晕倒在地,换来的是冷嘲热讽,“不死人”才是他们的底线,每天的起床便是噩梦的开始。
深夜,无形压力加持亮如白昼的灯光,难以入睡,平均每晚只能入眠一个多小时。看着电子钟的数字无情翻动,精神几近崩溃,而这,或许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通过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摧毁你的意志。
对回看守所的强烈要求,得到的回应是狡黠的奸笑。
三、审讯“艺术”:指供、诱供与笔录陷阱
审讯主要由专案组长、杭州市检察院职务侦查处处长杜文斌等人主导。指供、诱供是家常便饭,他们善于设置语言陷阱,歪曲事实。
例如,他们拿出韩某龙减刑的材料,指着《病犯鉴定表》的日期(确在考核期后),强调其享受了病犯减刑优惠政策。待我确认这一“客观事实”后,他们便以此为由,去法院撤销了原审减刑裁定,进而指控我“明知病犯鉴定不在考核期内,仍违法报请减刑”(根据法律规定,没有伪造材料的报请并不违法,法官裁定错误才违法,有时他们挺草包的,也许是故意为之)。
再如,他们会在讲解某个问题后问:“你明白了吗?”我若回答“明白了”,他们会在笔录中故意省略讲解过程,使“现在的明白”变成“当时就已明白”的意思。一次签字时,我发现此诡计,将笔录改为“现在才明白”。他们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会拍桌、瞪眼、摔东西,甚至以家人相威胁。
还善于运用“奖惩”手段。他们深知,处于极限时,丝毫的“奖励”都是“皇恩浩荡”。配合则给予“奖励”,如提前回房静坐(房间椅子稍舒适)、伙食加点荤菜、打开房间那个被封住的20x100cm小窗口;不配合则面临威胁、恐吓,甚至逼人下跪。
在笔录上动手脚更是惯用伎俩。他们利用身处绝境、无力反抗的处境,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我曾尝试在签字时写下“以上笔录我看过,跟我说的不一样”,结果遭到“狠狠修理”,自此再不敢“造次”。
他们手段的下线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尤其那种极端环境下,中招就在所难免了!
四、生死边缘:身体崩溃与未遂的决绝
5月,我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众人已穿短袖,我仍裹冬衣,时冷时热,生命感殆尽,轻生念头萌生。然而,在这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密闭空间,求死亦难。 我构思了一个计划:以后倒方式,使后脑猛烈撞击地面,以求一击致命。为此,我开始进行“身体保护机制解除训练”(克服本能抬头的自我保护),准备在6月底实施。
命不该绝。或许他们察觉到我身体状况恶化,担心闹出人命,自古人命关天,6月23日,被突然解除监视居住,送回看守所关押。计三个半月、105天,体重从150余斤骤降至112斤。
五、法律觉醒与控告无门
重回看守所,像到了天堂。我得以学习《刑法》、《刑诉法》,终于明白:监狱民警只要没有伪造材料,无论何种意见报请减刑,行为并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检察机关所有指控的材料,恰恰是我无罪的证据!然而,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还是隐匿了监视居住期间的审讯笔录,因为那是他们犯罪的铁证。虽在庭前会议和开庭时要求全案移送,均被无理拒绝。
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监视居住应由公安机关执行。杭州市检察院自行执行,在专门的监管、审讯场所,雇佣保安24小时看守,已涉嫌非法拘禁。出狱后,多次向淳安县检察院、杭州市检察院、浙江省检察院提起控告,要么相互推诿,要么石沉大海。

法律觉醒而非阶级觉醒,只觉醒了第一步
结语:时代的悲歌与个体的挣扎
这105天的“监视居住”经历,留给我的不仅是身心的创伤,更是对法治环境的深刻反思。当司法措施异化为逼供工具,当法定程序被肆意扭曲,个体的权利与尊严何在?
谁让咱生不逢时呢!
谁让咱生不逢地呢!
谁让咱生在这个伟大时代呢!
——这沉痛的诘问,并非仅仅是个人的哀鸣,更是一个时代背景下,无数类似遭遇者的共同悲歌。我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据保安透露,杭州市检察院长期与劳务公司合作,每年以此方式“监视居住”十余人。这105天的惊魂,但愿能成为推动法治进步的一丝微光,照亮那些仍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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