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地为牢”读懂马克思：人不是被困住的，是被塑造的

最近，一个两千多年的老成语忽然成了全网热词。在芒果TV的友情综艺《后会友期》里，歌手许飞面对断联多年的旧友厉娜，哽咽着说出那句“我是被宣判的人，我能去哪儿啊，我画地为牢，厉娜”。镜头一转，厉娜回到房间，打开手机问AI“画地为牢是什么意思”，然后点了一份麦当劳。一边是十几年解不开的心结，一边是一份热乎乎的汉堡，这种错位让无数网友笑出了声，也让“我画地为牢，某某”迅速变成了人人可用的造句模板。有人写“我刻舟求剑，厉娜”，有人写“我不想上班了，厉娜”，明星在直播里接梗，粉丝把它改成告白，一场热热闹闹的“画地为牢文学”就这样诞生了。

玩梗是轻松的，可一个梗能火到这种程度，背后往往藏着某种集体情绪。许多人在这句话里看见了自己：困在一段走不出的关系里，困在一份不敢辞也不想干的工作里，困在别人的评价和自己的执念里。大家笑着说“我画地为牢”，其实是在用自嘲的方式承认，自己确实被什么东西圈住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圈到底是谁画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回到成语的源头。“画地为牢”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原句是“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相传上古时期，人犯了错，只需在地上画一个圈，令其站在里面，便算是受了囚禁。司马迁借此说明，有气节的士人哪怕面对一个画在地上的圈，也耻于踏进去，因为踏进去就意味着受辱。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那个圈本身没有墙，没有锁，也没有看守，一阵风、一只脚就能把它抹平，可它偏偏能困住人，也偏偏能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它的力量从哪里来?显然不是来自泥土上的那道线，而是来自那个时代人们共同认可的礼法、刑罚和荣辱观念。换句话说，牢不在地上，牢在社会关系里，在被这种关系塑造出来的头脑里。

今天我们使用这个词，意思几乎完全倒了过来。古人是“势不可入”，今人是“自愿走入”;古人的圈是外在的惩戒，今人的圈似乎成了内心的执念。于是很多解读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心理层面：你之所以出不去，是因为你自己不肯出去，只要想开一点，放下一点，脚一迈就自由了。这种说法听上去很温暖，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它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把人当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可以脱离一切条件自行决定心境的存在，仿佛那支画圈的笔，从头到尾都只握在自己手里。

马克思恰恰不这样看。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否定了一个抽象的、先天的、与世隔绝的“我”。我们的性格、欲望、恐惧乃至执念，都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在家庭、学校、职场、行业和时代之中一点一点被塑造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更直白：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一个人觉得自己被困住，这种感受当然是真实的，但它首先是现实处境在头脑中的反映，而不是头脑凭空制造的幻觉。

回头再看许飞那句话，分量最重的其实不是“画地为牢”，而是前半句“我是被宣判的人”。宣判来自哪里?来自当年选秀经济的激烈竞争，来自经纪合约对年轻艺人的层层约束，来自一桩至今没有定论的疑云，也来自多年来舆论场上挥之不去的标签。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被卷进这样的结构里，她后来十几年的自我封闭，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那一整套关系在她身上留下的刻痕。圈是她自己站进去的，可画圈的笔，早已被许多只手握过。

普通人的处境也是如此。网友们的造句里，出现最多的是“我不想上班了”“我又加班了”“我被KPI追着跑了”。还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微信状态里自嘲一句“画地为牢”，就被公司以工作态度不积极为由辞退。这件事之所以引发热议，恰恰说明许多打工人对那种无形的约束感同身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过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在劳动之中则感到不自在。当劳动不再是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只是维持生存的手段，人就会觉得自己被一个看不见的圈套住了。这个圈不是哪个人随手画下的，而是由雇佣关系、绩效制度和竞争逻辑共同勾勒出来的。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你自己想不开”，既不公平，也解决不了问题。

不过，说人是被塑造的，绝不等于说人只能认命。如果停在这一步，“画地为牢”就会从自我苛责滑向另一个极端：反正是社会的错，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干脆躺在圈里不动了。这同样是对马克思的误读。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缺一不可。一层是条件，人不能脱离既定的处境凭空获得自由;另一层是创造，人始终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零件。

塑造从来都是双向的。社会关系塑造了人，人也在实践中不断改变着社会关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专门批评了那种只讲环境决定人的旧唯物主义，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也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只能统一于革命的实践。这意味着，走出“画地为牢”既不能靠一句轻飘飘的“想开点”，也不能靠一声叹息式的“认命吧”，而要靠具体的行动去改写那些把人圈住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有意思的是，《后会友期》这档节目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两个断联十几年的人，被安排在同一趟旅程里，面对面坐下来，把当年没说清的话一句句摊开。圈之所以开始松动，不是因为谁在某个清晨突然顿悟，而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真实的改变。后来许飞在机场被粉丝喊“我画地为牢”，她笑着鞠躬，回了一句“我作茧自缚，是我的错”。能把十几年的心结拿来自嘲，本身就说明那个圈已经没有原来那么牢了。个人的困境，往往要在重建关系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化解。

放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道理也是一样。一个年轻人独自对抗内卷，常常只会更加疲惫;可当人们开始一起讨论劳动权益，一起推动更合理的制度安排，一起重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连接，那些看似坚固的圈才有可能被重新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描绘的未来，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一个人跳出圈外，而是大家一起改变画圈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笑着说出“我画地为牢”的时候，或许可以多问一句：这个圈是谁画的，是怎样画的，又该怎样改画?两千年前，士人因为尊严而不肯踏入地上的圈;两千年后，我们不妨因为清醒而看懂身边的圈。看懂它，不是为了怨天尤人，而是为了知道力气该往哪里使。人不是被困住的，人是被塑造的;而被塑造的人，同样拥有塑造世界的力量。这大概就是这个热梗留给我们最值得回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