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红果AI短剧：百花齐放，还是算法围城？

三论红果AI短剧：百花齐放，还是算法围城?

——从人民看戏，到人民造戏，再到谁来决定人民能看什么

01 引子：人人都能拍电影，为什么人人未必都有观众?

假如有一天，十亿人都能拍短剧，却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的算法决定谁能被看见——那么，我们究竟迎来了人民文艺的春天，还是走进了一座更加华丽的围城？

这是我写完前两篇文章之后，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

2026年的中国短剧江湖，已经越来越魔幻了。

昨天，一个短剧剧组还在横店租场地、找演员、搭摄影棚，为拍一场皇帝登基的戏忙得人仰马翻。

今天，一个懂得使用AI的创作者，坐在出租屋里敲敲键盘，就有可能生成金銮殿、文武百官、千军万马。

皇帝不必真人来演，江山也不必花钱去建。

昨日还要靠资本堆出来的场面，今日已有机会借助算力来实现。

从前，拍电影要先有钱；如今，拍短剧至少可以先有一个梦。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我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据DataEye研究院2026年上半年的统计，仅抖音端原生AI剧、漫剧，新上线数量就达到了22.19万部。

22万多部啊!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如果把这些作品想象成22万多家新开张的戏院，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得很。

可是，同一统计口径下，播放量突破一亿的作品，只有1055部。

占比约0.48%。

这里必须说明，这组数据包含AI剧、漫剧等不同形态，统计的是抖音端，而非红果平台独立上新数量。

但它揭示的矛盾，已经足够令人深思：

生产短剧的能力，正在迅速普及；获得观众注意力的机会，却依然十分稀缺。

从前，许多人没有机会走进摄影棚。

如今，他们终于有机会拿起自己的摄影机。

可是，当摄影机人手一台时，谁又掌握了放映厅的大门?

我在第一篇《论红果短剧的人民史观》里，谈的是人民为什么爱看短剧。

第二篇《再论红果AI短剧的人民史观》，谈的是AI如何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参与文艺创作。

到了今天，这第三篇，也该收尾了。

但收尾之前，我想把问题再往深处挖一挖。

既然我们一直在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就不能只看到生产工具的变化，而看不到生产关系中的矛盾。

不能只赞美技术带来的效率，而忽视效率背后的人。

更不能因为街头巷尾开满了戏院，就急着宣布人民已经拥有了整个舞台。

技术能让百花生长，但百花能不能开放，终究还要看它们生长在怎样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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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百花齐放?一万部霸总短剧，算不算一万朵花?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先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

假如明天，AI一天生产十万部短剧。

十万部啊!

其中三万部讲霸道总裁爱上保洁阿姨。

三万部讲废柴少年觉醒战神血脉。

剩下四万部，讲穿越、重生、复仇、修仙，以及各种版本的“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热闹不热闹?

热闹。

丰富不丰富?

至少数量上丰富。

但这就叫百花齐放吗?

我看未必。

十万朵一模一样的塑料花，即便铺满整个广场，也未必称得上春天。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变化，也可能表现为性质上的变化。

数量的积累，可以为质变创造条件。

但数量多了，并不意味着优秀的作品就会自动诞生。

过去，影视生产受资金、设备、人才、发行等因素制约。

作品数量相对有限。

现在，AI显著降低了部分制作环节的成本，影像内容的供给能力迅速扩大。

这是生产力的进步。

可生产力提高之后，内容创作会不会变得更加多样?

未必。

为什么?

因为创作者也是要吃饭的。

如果平台数据显示，霸总题材容易获得点击，那么就有人不断生产霸总。

如果战神逆袭容易产生完播，那么战神便会一批批地从AI模型里走出来。

如果某种剧情结构特别容易赚钱，那么这个结构就可能被不断复制。

资本追逐收益，创作者追逐流量，这本身并不奇怪。

可当所有人都围着同一种公式打转，内容便容易陷入另一种困境：

生产效率越高，作品反而越相似；影像数量越多，文化表达反而越单调。

这便是AI时代值得警惕的辩证矛盾。

我们当然不能因此瞧不起霸总，也不能剥夺普通人喜欢爽剧的权利。

在第一篇里，我已经说过，普通劳动者辛苦一天，晚上看一会儿爽剧，何罪之有?

问题不在于霸总能不能拍。

问题在于，除了霸总，我们还能不能看到别的故事?

能不能看到一个农民工，如何在城市里度过自己的二十年?

能不能看到一个农村妇女，如何从年轻媳妇熬成满头白发的母亲?

能不能看到一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风雨中，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能不能看到那些不靠富豪救赎、不靠战神附体，也依然努力生活的人?

当然，还可以拍科幻、奇幻、历史、悬疑、动画，乃至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新艺术形式。

真正的百花齐放，不是大家都不准拍霸总，而是拍霸总的人有观众，拍普通人生活的人，也有机会获得观众。

不是所有花都必须开成牡丹。

野菊有野菊的颜色，山茶有山茶的气韵。

文艺亦然。

夫百花之美，不在其同，而在其异。

如果AI能够让更多原本被忽视的生活经验进入影像，那么它所带来的，就不仅是影视工业的技术升级。

它还有可能成为大众文化创造力的一次释放。

但前提是：

我们不能只让机器学会生产故事，还应当让更多人有机会讲述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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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百家争鸣：人民喜欢的东西，就不许别人批评吗?

这一章，我想先跟自己辩论一番。

在第一篇文章里，我写过一句比较锋利的话：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这话，写起来痛快。

读起来也痛快。

它针对的是某些脱离群众生活、习惯居高临下评判大众文化的傲慢。

但如果有人反过来问我：

既然人民喜欢，就一定是好作品吗?

既然一部短剧有几亿播放量，就不允许别人批评了吗?

我得承认：

当然不是。

人民拥有欣赏文艺的权利，别人也拥有批评文艺的权利。

我们反对文化精英对普通观众的傲慢，并不意味着要用另一种傲慢取而代之。

因为人民群众也不是一个审美趣味完全相同的整体。

有人喜欢爽剧。

有人喜欢现实主义。

有人爱看仙侠，有人偏爱悬疑。

有人下班后只想看一部轻松的小甜剧。

也有人愿意花三个小时，看一部探讨命运与时代的严肃电影。

这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本来就应当容纳多样的审美需求。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当这些不同的需求同时存在时，社会能不能为它们提供相应的文化空间?

这里，便涉及“百家争鸣”。

我理解的百家争鸣，放在AI短剧领域，不是让所有作品都必须争论宏大的哲学问题。

而是让不同的创作理念、艺术手法和审美观点，在合理的规则下拥有交流、比较和接受批评的机会。

比如：

AI生成的影像，算不算艺术?

AI编剧，会不会让剧本变得千篇一律?

真人演员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

一部好短剧，究竟应该追求播放量，还是追求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普通观众喜欢的作品，与评论家认可的作品，为什么有时完全不同?

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讨论吗?

当然值得。

如果一种文艺必须靠禁止批评才能维持自己的尊严，那么它的生命力恐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同样，如果一种艺术批评，除了骂观众低俗、骂短剧垃圾，便讲不出任何具体道理，那么这种批评也没有多少价值。

真正的文艺繁荣，不应该是评论家对观众的训话。

也不应该是观众对一切批评的拒绝。

它应该是创作者、观众、评论者之间持续的交流。

以人民为中心，不代表人民的每一次选择都永远正确。

尊重大众审美，也不代表取消艺术评价的标准。

人民史观最重要的，不是宣布人民永远不会犯错，而是承认人民有能力在实践中创造、判断、学习和发展。

如果未来的AI短剧，既有通俗娱乐，也有严肃表达;既有成熟类型，也有创新实验;既能让人放松，也能让人思考——

那才更接近我们期待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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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监管来了：是给野草修枝，还是给百花画框?

写到这里，便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

监管。

很多人谈到AI短剧的未来，第一反应便是：

国家会不会出手?

AI短剧会不会受到限制?

未来还能不能随便拍?

但到了2026年11月，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完全是假设。

因为监管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2025年9月1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施行，对AI生成合成内容的标识提出了要求。

2026年7月1日，广电总局发布的AI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开始施行。

同年9月1日，《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办法》一方面明确鼓励广大群众参与微短剧创作，支持技术应用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求AI生成制作的微短剧依据相关规定添加提示标识，并要求播出单位对推荐算法进行定期审核、评估和验证。

这说明什么?

说明监管者已经意识到，AI微短剧不再只是少数人的技术实验，而正在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新型文化产品。

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应该怎么看?

我认为，不能一听监管就害怕，也不能一听监管就鼓掌。

还是得讲辩证法。

先说为什么需要监管。

假如一个人未经授权，用AI复制某位演员的脸和声音，拍出一部所谓的“新剧”，还拿去赚钱。

这合理吗?

显然不合理。

假如有人大量盗用别人的原创小说，稍作修改便生成AI短剧，再利用平台流量变现。

这叫创作自由吗?

恐怕不能这么说。

假如有人利用AI制作足以误导公众的虚假影像，冒充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

难道不应该受到约束?

当然应该。

技术越强大，越需要重视使用技术的人所承担的责任。

否则，所谓创作自由，就可能变成侵犯他人权利的借口。

从这个角度看，版权保护、人格权保护、AI内容标识以及必要的内容管理，不仅是在维护行业秩序，也是在保护创作者与公众。

没有规则的野蛮生长，不一定能长出森林；有时长出来的，只是一片互相缠绕、争抢阳光的荆棘。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

监管同样存在如何合理实施的问题。

一家成熟影视公司，有专业法务、有备案人员、有技术团队，可以较从容地承担相应的合规成本。

而一个刚开始学习AI制作的普通人，可能只有一台电脑，甚至还没有稳定收入。

如果规则过于复杂，操作流程不够清晰，信息获取成本过高，小创作者便可能遇到较大的实际困难。

那么，本来用于维护行业秩序的制度，在执行中会不会无意间形成新的门槛?

这个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

这不是反对监管。

恰恰相反。

正因为我们希望监管真正发挥作用，才更应该关心规则的明确性、执行的合理性，以及普通创作者能否负担得起合规成本。

该保护的权益要保护。

该禁止的侵权行为要禁止。

该说明的标准应当说清楚。

而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创作者，也应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尽可能提供清晰、便利的合规路径。

监管不仅要让行业有序，更要让合法的创新能够持续生长。

夫治园者，当去害木之虫，除伤根之草。

但若只许一花独艳，纵满园锦绣，又何来万紫千红?

好的文化治理，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明确的规则之下，为多样化创作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

真正的春天，需要阳光，也需要土壤。

还需要让每一株有生命力的植物，拥有合理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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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算法围城：旧时代有影视寡头，新时代会不会有数字地主?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问题。

当人人都能拍短剧时，谁决定这些短剧能不能被看见？

表面上看，答案很简单。

观众喜欢，就能火。

观众不喜欢，就没人看。

但现实中的文化传播，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观众首先得有机会看到一部作品，才能决定自己喜不喜欢。

而在互联网平台上，这个“有没有机会看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推荐机制有关。

今天，短剧平台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它们提供内容分发渠道，聚集大量用户，通过技术手段将作品推荐给可能感兴趣的人。

这是一种有效率的组织方式。

没有平台，很多普通创作者即使制作出了作品，也未必有机会触达如此庞大的观众群体。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平台没有价值。

平台有价值。

算法也有价值。

但我们必须继续追问：

当一种技术既能帮助作品找到观众，又能决定哪些作品更容易进入观众视野时，它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生产的方向？

答案值得警惕。

比如，一个普通创作者，精心制作了一部反映城市务工者生活的AI短剧。

故事并不狗血。

没有三秒钟一次反转，也没有五分钟一个巴掌。

它只是慢慢讲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另一边，一家公司运用成熟的生产流程，大量制作节奏紧凑、不断反转的爽剧。

如果推荐机制更容易奖励前几秒的点击表现、完播表现和短期互动，那么哪一种作品更容易迅速获得流量?

未必每次都有相同答案。

因为算法机制并非单一，平台也可能主动扶持优质内容。

但我们确实需要警惕一种可能：

创作者为了被看见，不断迎合既有的流量偏好。

于是，故事越来越像。

人物越来越像。

冲突越来越像。

到最后，看似是创作者在决定内容，实际上，流量反馈正在反过来塑造创作者。

这便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生产资料的变化，不会自动带来生产关系的平等。

过去，想拍电影，可能需要掌握摄影棚、资金与发行渠道。

今天，AI让摄影棚的部分功能变得更加容易获得。

但算力、模型、版权资源、平台入口和流量分配，依然是重要的生产与传播条件。

谁掌握这些条件，谁便可能在产业链中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不太文雅、却很形象的比喻：

过去的文化地主掌握摄影棚，未来的数字地主，或许只需要掌握推荐算法。

当然，这里的“数字地主”只是比喻，并不是严格的经济学分类。

我们不能因为平台拥有算法，就把所有平台一概视作垄断者。

更不能忽视平台之间的竞争，以及算法帮助小众作品寻找受众的积极作用。

但这个比喻提醒了我们：

技术普及以后，权力并不一定消失。

它可能只是换了一种存在形式。

从设备，转移到了算力。

从摄影棚，转移到了平台。

从发行许可证和院线排片，部分转移到了流量推荐机制。

这是一种值得持续研究的变化。

而且，AI时代还有一个新的矛盾。

过去稀缺的是内容生产能力，现在越来越稀缺的是人的注意力。

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可以降低。

但观众一天仍然只有二十四小时。

你可以让AI一天生产一千部作品，却不能让一个人一天拥有一千个小时。

于是，当内容大量增加，争夺观众注意力的竞争，反而可能更加激烈。

这时候，平台的推荐规则、创作者的议价能力、商业收益分配机制，就不再只是企业内部的经营问题。

它们也会影响整个文化生态的面貌。

我们应该追问：

创作者是否拥有清晰的收益规则?

作品是否存在合理的申诉渠道?

平台能否为优质但暂时缺少流量的作品，提供更多被发现的机会?

不同规模的创作者，是否拥有公平参与竞争的基本条件?

这些问题，看起来没有“战神归来”那么刺激。

却可能决定未来十年，究竟还有多少普通人愿意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因为人民文艺真正的进步，不只是人民可以生产作品，还应该包括人民拥有合理的传播机会，并能够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应有的回报。

摄影机可以普及。

可放映厅的大门，不能永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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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未来十年：AI短剧会迎来怎样的三种命运?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

照你这么说，AI短剧的未来到底是好是坏?

我的回答是：

不能简单地说好，也不能简单地说坏。

因为历史从来不是沿着某一条预先写好的剧本前进的。

技术发展、市场竞争、制度安排、社会需求和创作者的实践，会共同影响行业的走向。

未来究竟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给出确定答案。

不过，我们不妨做三个设想。

第一种未来：机器日夜生产，人类疲于观看

这是一个内容极度丰富，却未必真正繁荣的时代。

AI生产成本继续下降。

各个平台上的短剧数量不断增长。

今天十万部。

明天二十万部。

后天呢?

只要有算力、有模板，就能继续生产。

观众刚看完一个战神，马上出现十个战神。

刚看完一个千金复仇，转眼又来一百个千金复仇。

作品数量越来越庞大，故事却越来越相似。

观众甚至不必主动寻找内容。

算法便根据已有的偏好，不断推送类似作品。

看得越多，推荐越相似。

推荐越相似，人的选择又可能越来越局限。

结果是什么?

我们拥有了无限的文化商品，却未必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

这不一定是技术的失败。

更可能是技术效率与文化质量之间出现了失衡。

机器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内容。

但真正的艺术创造，仍然需要观察生活、理解人性、积累经验和进行判断。

这些东西，不会因为生成速度提高，就自动变得更加深刻。

第二种未来：平台越来越大，创作者越来越小

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产业集中化情景。

AI制作工具不断进步，但优质模型、算力资源、成熟IP与流量渠道，可能进一步向实力较强的机构集中。

大型机构能够持续投资，批量测试作品，迅速调整生产流程。

普通创作者虽然也能制作短剧，却可能越来越难获得稳定收入。

为了竞争，他们不得不更加依赖平台激励和商业合作。

最后，一个看似人人都能参与的行业，可能形成新的分工：

少数企业掌握关键资源与发行渠道。

大量小团队负责快速制作。

创作者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却未必拥有相应的议价能力。

这种局面如果发展到极端，便会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

AI原本被期待用来降低创作门槛，结果却可能让一部分创作者陷入新的依附关系。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

技术竞争、开放工具的发展、多平台分发和合理的行业规则，也可能抑制这种集中趋势。

历史并非只有一条道路。

第三种未来：人民真正走向镜头，百花终于有机会盛开

这是我最愿意期待的一种未来。

AI工具继续普及，普通创作者获得更加方便、更加低成本的制作条件。

版权保护和行业规范逐步完善。

平台之间形成更健康的竞争。

优质作品获得合理的传播机会。

创作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可持续的收入。

而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过去没有机会参与影像生产的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想象一下。

一个生活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退休工人，利用AI，把自己经历过的工厂生活拍成一部时代短剧。

一个在广东打拼多年的普通家庭，把三代人的迁徙与奋斗，拍成一部属于自己的家庭史。

一个乡村教师，把几十年的教学经历和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拍成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个年轻创作者，不必拥有巨额投资，也能尝试此前难以实现的奇幻世界。

一个小城市的编剧，可以凭借扎实的剧本与独特的审美，找到真正喜欢自己作品的观众。

这些都只是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会发生。

但我希望，技术进步能够为这样的创作提供更多现实条件。

到了那一天，AI短剧或许不再只是廉价的爽剧生产方式。

它可能成为记录社会生活、保存地方记忆、表现普通人命运的一种新的文艺形式。

而真人影视、传统动画与AI影像，也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

它们可以各有优势，各自发展。

有人坚持真实摄影的质感。

有人喜欢真人表演的细腻。

有人偏爱动画的自由。

也有人愿意探索AI影像独特的表现方式。

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实践中竞争，也在竞争中相互借鉴。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或许才真正有资格谈论：一个属于新时代的大众文艺春天，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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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终章：文艺的春天，不在机器里，而在人民中间

写到这里，这个系列也该结束了。

从《论红果短剧的人民史观》，到《再论红果AI短剧的人民史观》，再到今天这篇文章，我始终想回答一个问题：

当技术不断改变文化生产的方式，普通人究竟能够从中获得什么？

第一篇，我为那些被嘲笑的短剧观众说话。

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在生活中辛勤奔波的普通人，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

他不必先读懂康德，才能打开手机。

也不必先研究电影美学，才配获得二十分钟的快乐。

第二篇，我讨论AI给普通创作者带来的可能性。

因为我相信，故事不只存在于专业编剧的书房里。

工厂里有故事。

田野里有故事。

出租屋里有故事。

医院走廊里有故事。

千万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同样蕴藏着值得书写的悲欢离合。

而到了第三篇，我想说的其实更简单。

人民不仅应该有权看故事、有机会讲故事，也应该有机会让自己的故事被别人看见。

这三个层次，构成了我对AI短剧人民史观的一种理解。

但我要再次强调：

人民史观，不是给所有流行文化贴上一张高尚的标签。

更不是因为某种作品拥有几亿播放量，就认定它天然具有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历史。

而文化生产，本身也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

因此，判断一项技术有没有推动文艺进步，不能只看它生产了多少内容。

还要看它是否扩大了人的创造能力。

看它是否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看它是否使更多普通人能够参与文化创造，并合理分享文化生产的成果。

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替人做多少事情，更在于它能帮助人实现多少过去难以实现的创造。

回望历史。

从古代的说书人，到乡间的皮影戏。

从戏台上的锣鼓，到电影院里的银幕。

从广播电台，到电视机。

再到今天，每个人口袋里的手机。

讲故事的工具，一直在变化。

讲故事的人，也一直在变化。

可人为什么需要故事?

因为人不仅需要吃饭、穿衣、劳动，也需要理解世界、表达情感、保存记忆和想象未来。

人们在故事里寻找慰藉。

在故事里理解他人。

也在故事里认识自己。

这就是文艺在人类生活中长久存在的原因。

而AI，不过是这条漫长道路上出现的一种新工具。

我们当然不必把它妖魔化。

但也不必把它神圣化。

机器终究是机器。

它可以模仿人的声音，可以生成逼真的面孔，可以在虚拟空间里搭建恢宏的宫殿。

可它不能代替真实的人，去经历真实的社会生活。

一个农民，知道土地为什么沉重。

一个工人，知道机器为什么轰鸣。

一个母亲，知道孩子深夜发烧时，等待天亮的时间有多么漫长。

一个在异乡漂泊二十年的人，知道故乡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经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

技术可以帮助他们表达。

却不能取消他们作为生活主体的意义。

人间的悲欢，终究要从人间寻找。

我常常想，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坐在自家院子里。

夕阳照着院墙，树影落在石桌上。

他的孙女打开电脑，问他：

“爷爷，你年轻的时候，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老人想了想。

说起第一次离开家乡。

说起第一次进工厂。

说起年轻时认识的朋友。

说起那些已经远去的亲人。

孙女把这些故事整理下来，借助AI生成一幕幕画面。

于是，几十年前的街道重新出现。

早已拆除的老厂房重新出现。

记忆中的自行车、老式收音机、拥挤的宿舍，又一次出现在屏幕上。

老人看着看着，忽然沉默了。

过了许久，他轻轻说了一句：

“那时候，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没有千军万马。

没有帝王将相。

甚至可能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剧情。

但它记录了一个普通人真实走过的一生。

这当然只是我的想象。

可如果AI真能让越来越多这样的故事被保存下来、被讲述出来、被更多人看见，那么我愿意相信，它确实有可能为大众文艺的发展打开一扇新的门。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被写进教科书的人。

也属于那些默默劳动、生活、奋斗，却很少留下名字的普通人。

历史由人民创造，文艺也不应忘记创造历史的人民。

所以，我们究竟应该期待一个怎样的AI短剧时代?

我想，不是一个机器日夜不停生产同一种故事的时代。

不是一个创作者只能围着流量公式打转的时代。

也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思想与经历，只能充当廉价素材的时代。

我们期待的，是技术有活力、创作有空间、市场有秩序、劳动有尊严、作品有差异的文化生态。

有通俗娱乐，也有严肃思考。

有商业成功，也有艺术探索。

有成熟公司的精品制作，也有普通创作者的大胆尝试。

有令人热血沸腾的幻想，也有令人久久难忘的现实。

所谓百花齐放，不是机器开出千万朵相同的花，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终于有机会种下属于自己的那一朵。

至于这些花能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不能只靠技术专家，也不能只靠某一家平台。

它需要创作者的实践，需要观众的选择，需要市场机制的完善，也需要合理的制度保障。

更需要我们始终把人的创造力、人的尊严与人的文化需求，放在技术发展的中心。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第一篇文章里的那句话：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如今看来，这话虽然痛快，却还可以往前走一步。

因为真正值得追求的，不只是人民喜欢什么，我们就让人民看什么。

更是让人民有机会创造，让不同的作品有机会接受实践的检验，让文化生活在丰富多样的表达中不断发展。

人民不应只是文艺的消费者，也应当有机会成为文艺的生产者、创造者与受益者。

这才是我理解的人民文艺。

夫文艺之道，根在生民;器虽日新，道不离人。

昔日人民观戏，今朝人民造戏。

他日百花齐放，愿不独有帝王将相之华章，亦有市井巷陌之悲欢。

机器能造万千影像，不能替人民创造历史。

算法能算亿万人之喜好，不能替亿万人决定何为值得讲述的人生。

愿技术不负创造者，愿文艺不忘来时路。

愿每一个认真生活过的人，都有机会留下自己的故事。

愿每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都有机会被世界看见。

——《红果短剧的人民史观》三部曲，至此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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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与说明

1. DataEye研究院《2026上半年AI剧漫剧数据报告》，2026年7月27日发布。文中22.19万部、1055部及0.48%为抖音端原生AI剧漫剧统计数据，不代表红果平台独立上新数量。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管理提示(AI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2026年6月25日发布，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6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2026年7月30日公布，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4.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本文系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视角，对AI短剧产业、文艺创作与大众文化发展所作的个人观察与思考。文中未来场景属于假设性畅想，不作为现实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