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马德里的法西斯底色

体育从来不是无关政治的纯粹游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早已揭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体育作为文化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必然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之中。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把这个比喻挪到足球竞技并不纯粹的那一面上恐怕并不算离谱——足球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群众性的麻醉剂之一，正是因为它以竞技的偶然性掩盖了阶级压迫的必然性，用短暂的热血沸腾置换了工人阶级对现实剥削关系的政治认知。皇家马德里，就是这样一种阶级工具的典型：这家被资产阶级体育工业包装为“20世纪最佳俱乐部”的球队，从波旁王朝的“皇家”敕封，到佛朗哥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大使馆”，再到当代极端球迷组织中公然飘扬的新纳粹符号，始终是西班牙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机器中一件精心打磨的道具。

皇家马德里的“皇家”头衔本身就是其阶级属性的代表。

1920年，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将“Real”(皇家的)称号授予这家首都俱乐部，使其从诞生之初便与君主制、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绑定在一起。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君主制被废除后，俱乐部摘下队徽上的王冠，加了一道代表共和国三色旗的紫色斜带(这道紫色至今仍留在队徽上)，并改称马德里足球俱乐部。1941年，佛朗哥在内战中获胜两年之后，这一君主制符号被重新恢复——看来无论政体如何更迭，我们的皇马似乎始终忘不了其代表旧秩序的底色。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马德里俱乐部曾被接管。1936年8月4日~5日，一个工人联合会性质的委员会查封了俱乐部——委员会主席胡安·何塞·巴列霍同时接管了西班牙足协与卡斯蒂利亚足协，其后由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接任。俱乐部在雷科莱托斯街4号的办公室成了“体育营”(Batallón Deportivo)的总部，查马丁球场则成了这支由卡斯蒂利亚足球联合会、体育文化联合会与人民阵线共同组建的志愿体育部队的训练场。但这必须被准确地理解：这并非俱乐部自身的政治选择——巴列霍与后来被佛朗哥枪决的奥尔特加，两人都不被俱乐部承认为正式主席。这一段短暂的红色时代发生在共和国合法政府抵御军事叛乱的历史条件下，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的局部现象，并未改变俱乐部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结社在阶级归属上的性质。恰恰相反，正是这种随政体风向而变的“适应性”——在君主制下是君主主义的，在共和国下是共和主义的，在佛朗哥下是佛朗哥主义的——暴露了它作为统治阶级附属物的本质。

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建立，为皇家马德里提供了最符合其阶级属性的舞台。

1939年之后，西班牙陷入以长枪党(FET y de las JONS)为唯一合法政党的极权统治，地方性民族被压制，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在行政、教育、出版与大众媒体等公共场域遭到系统性压制。而首都马德里的俱乐部则被法西斯国家选中，充当“统一西班牙”的象征载体。俱乐部主席圣地亚哥·伯纳乌在内战中加入了佛朗哥一方的军队，在加泰罗尼亚前线作战，战后供职于财政部，是一名与新法西斯政权的国家机器深度嵌合的人物。佛朗哥政权的外交部长费尔南多·玛丽亚·卡斯蒂耶拉在1957年至1969年任职期间，留下了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皇家马德里是我们有过的最好的大使馆。”这是对俱乐部在法西斯国家机器中所发挥功能的精确描述。马德里理工大学学者胡安·安东尼奥·西蒙2024年在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的研究中，依据外交部档案进一步证实：外交部将皇家马德里用于特定的外交目的，而俱乐部则利用其与佛朗哥政权政治当局的接触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阶级交换：法西斯国家需要一个体面的文化面具，而俱乐部的资产阶级管理层则需要国家权力来加速资本积累与竞技垄断。1957年5月30日，欧洲冠军杯决赛在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举行，皇马2比0击败佛罗伦萨，佛朗哥亲手把奖杯交到皇马队长米格尔·穆尼奥斯手中——一场由法西斯独裁者亲手完成的颁奖仪式。

佛朗哥1975年的死亡并没有使皇家马德里的意识形态功能随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物理消亡而终结。资产阶级国家在“民主化”的外壳下保留了旧统治阶级的全部经济与符号权力，而俱乐部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也随之完成了形态转换。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近十余年来不断表现出的极右翼符号。而2013年至2014年对“南看台”(Ultras Sur)的“驱逐”，是其集中体现。资产阶级体育史学把这一事件叙述为弗洛伦蒂诺·佩雷斯与法西斯球迷的决裂，但这一叙述掩盖了事实。

Ultras Sur自1980年成立起就以伯纳乌南看台为基地，公开行纳粹礼、展示佛朗哥徽记、演唱长枪党党歌《面向太阳》(Cara al Sol)，西班牙反暴力委员会对其有长期处罚记录，但是这种法西斯行为为何能被皇马长期默许呢?值得寻味。2013年11月9日皇马对皇家社会赛前，Ultras Sur内部“老资格”成员与“更激进的年轻一代”在球场外酒吧爆发械斗，后者被指与新纳粹运动、毒品贩运乃至命案有牵连。弗洛伦蒂诺对此的应对并非清算，而是做了一次精准的派系切割：他与自己的亲信曼努埃尔·雷东多一起，依靠“某些前Ultras Sur的重量级人物”驱逐了不听话的激进派，同时将愿意合作的老成员收编进新的“球迷看台”(Grada Fans)。显然，这不是与法西斯主义的决裂，而是与法西斯主义中不受资本控制的那个部分的决裂——被清除的是拒绝将暴力潜能收入俱乐部管理逻辑的派系，被保留的是愿意在品牌纪律下继续生产极端氛围的派系。用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分析，这是资产阶级在对抗性矛盾尚未激化时对非对抗性形式的选择性利用：只与极右翼中威胁到资本积累秩序的那种组织形态——而不是极右翼意识形态本身——作战，构成看台政治生态的结构性极右翼土壤仍被皇马保留了下来。

2026年2月，欧冠淘汰赛附加赛次回合皇马主场对本菲卡，开球前伯纳乌南看台悬挂出巨大的“反对种族主义”和“尊重”标语，声援首回合疑似遭遇种族歧视的维尼修斯，但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电视转播镜头捕捉到看台上另一名皇马会员行纳粹礼。这种行为绝不是偶然，而是来源于皇马对极右翼球迷的纵容。极右翼的符号从来不是皇马俱乐部需要清楚的故障，而是它随时可以调用的器官，问题只在于这个器官是否在镜头前过于醒目，是否在商业谈判中成为负资产，只要大胆是否，那他对于皇马来说就是符合其文化底色的好用器官。

弗洛伦蒂诺·佩雷斯本人的政治履历起点就在佛朗哥国家的官僚体系内部：其1976年被佛朗哥体制出身的市长阿雷斯帕科查加拉入马德里市政厅任卫生与环境代表，1979年当选市议员。西班牙记者丰西·洛艾萨在《弗洛伦蒂诺·佩雷斯：包厢的权力》一书中梳理的谱系显示，这位皇马主席与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的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保持着公开或半公开的往来，并且是右翼保守派媒体生态系统的重要出资人。

在国际层面，这种阶级功能以“中立”之名执行着高度选择性的政治行为。2025年9月欧冠皇马主场对马赛，伯纳乌安全人员禁止马赛球迷携带巴勒斯坦旗帜入场，俱乐部事后将这一政策解释为严格中立。然而同一时期，伯纳乌并未对声援乌克兰的标语采取对等的禁止措施，西班牙媒体因此直接以双重道德为题提出质疑。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体育是否应当政治化”这一伪问题，而在于资产阶级俱乐部以何种标准把哪些政治符号判定为可展示的和必须被排除的。巴勒斯坦旗帜之所以在伯纳乌构成对“中立”的威胁，是因为它所指向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皇马管理层所嵌入的全球资本复合体——包括弗洛伦蒂诺与以色列方面被西班牙批评者反复追究的商业与政治往来——处于对抗性的位置，要知道资产阶级的“中立”从来不是没有立场的。禁止巴勒斯坦旗帜与允许纳粹礼在同一个看台上间歇性出现，这两件事情对于皇马来说显然并不矛盾：前者是对被压迫民族政治表达的系统性排除，后者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过剩暴力的一种可管控的宽容。它们共同展示了伯纳乌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空间的法西斯底色。

把这些线索放回无产阶级体育路线的框架中，结论是清楚的。毛主席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句话讲的是文艺，但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体育——甚至更适用于体育，因为体育比文艺更直接地组织着身体、时间和群众的注意力。若把它移用到球场上，“为谁服务”就是区分两条体育路线的分水岭：为广大劳动者服务，还是为少数资本所有者服务。以这一标准衡量，皇家马德里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份资产阶级体育路线的反面教材。它的“皇家”封号服务于君主制国家的符号再生产。它在佛朗哥时期的“大使馆”功能服务于法西斯政权的国际合法性建构。它在当代把极右翼从国家工具改造为品牌风险管理的对象，以所谓“中立”的规则把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表达排除在外，同时以政治献金和媒体资助把极右翼政党与保守权力集团焊接在同一个阶级阵线之中。它的全球商业帝国则服务于金融资本对工人阶级文化需求的商品化和榨取。那件白色球衣上所绣的，从来不只是队徽，而是君主制的王冠、独裁政权的阴影和资本权力的纹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