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好的学不会，坏的一学就会？

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制度，引进外资和技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实力，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然而40多年来过去了，我们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国人一直都很纳闷：为什么人家好的东西我们学不会，学不来，或者说不愿学?坏的东西一学就会，而且学的快，还会“变通”和“创新”?

一、“学坏”的成本低，收益快

首先，“学坏”的短期获利明显。譬如，买楼花和公摊，能快速回笼资金，转移成本，甚至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舆论导向，短期回报极其诱人。在赚快钱、赚大钱和赚昧心钱的诱惑下，很多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自然倾向于选择“学坏”这条路，而且还把这种“残缺的范本”放大了：只要能牟取暴利，企业的社会责任、商业伦理，企业家的良心、操守皆可舍弃。

其次，“学坏”的‌风险可以后置和转嫁。坏做法的代价往往要几年后才能显现，比如烂尾楼、维权潮，贱卖稀有资源、环境污染，40年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特许经营权出让等等，获利是当下的，隐患和遗害却可以“击鼓传花”，所以容易滋生“先学了再说”的思想。

再次，先“学坏”先受益。在监管缺位或滞后的阶段，谁先学谁占便宜，自然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譬如:化公为私。有些所谓的‌“变通”和“创新”，实质就是绕开监管套利，比如开发商套取预售资金，通过虚假发票、虚报工程进度等方式提前支取，零元实收资本皮包公司等等。

最后，“学坏”可以得到“洋大人”的青睐，然后可以“出口转内销”扬名立万，譬如，莫言的争议小说获诺奖效应，以及清华美院的“迷迷眼”表演和绘画艺术等等。

二、“学好”的条件太苛刻

首先，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需要长期的投入、耐心和积累，需要庞大的基础科学、工业体系和人才积累，以及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市场换技术，但历史已证明单纯依靠市场准入换不来，也买不来核心技术。比如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思想主导下的“运十”下马和在独立自主科技攻关下的C919。

其次，好的制度需要合适的土壤，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契约精神、法治精神，比引进先进的设备要难得多。这些“软件”需要健全的市场环境、完善的法律法规、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如果遵守规则就要吃亏，钻空子就能暴富，那么靠人的觉悟去对抗巨大的利益诱惑，显然很不现实，这也就是腐败越反越多，越反金额越大的原因之一。‌

再次，“学好”需要最坚决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官员财产公开制不是“学不好”，也不是“学不来”，更不是技术和立法问题，而是决心问题，是“不愿学”。要冲破统治集团既得利益藩篱，这比触动灵魂还难，更何况当改革的对象本身就是手握政策制定权的人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推进自然而然的步履维艰。

三、要“扬弃”地学习国外科学先进合理的管理经验

对外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到了国外一些好的理念、制度和做法，但我们借鉴得却不够充分，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学过来，譬如：多元参与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大部制与决策执行分离的行政体制、产权界定与境外投资安全审查的法律制度等。

1.多元参与与合作共治：其核心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式关系”，通过协商、合作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向我们的“看得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充分重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的作用。美国有150多万个非营利组织，政府通过补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它们，用以提供大量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做”的社会服务。

充分重视‌社区自治作用。美、加等国形成了“政府指导监控、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企业提供市场服务”的社区治理体系。

充分重视‌社工专业化作用。英国的社会工作覆盖教育、司法、社区、养老等多个领域，从业者都须持有职业资格证书，实现了高度职业化。

2.‌大部制改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通过合并职能相近的部门，减少职能交叉，提升行政效率。例如澳大利亚1987年将中央部委从28个锐减至18个，英国将决策与执行分离，设立独立执行机构。而不向我们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九龙治水，龙多不治水。

3.‌依法行政与配套立法‌：强调所有改革措施均需以法律为依据，同步进行行政组织立法，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们的“放管服”改革、机构改革的方向与之有相通之处，但我们在“决策、执行、监督”适当分离的精细化设计、以及以中立机构设计方案并分阶段实施的“理性改革过程”方面，仍有进一步借鉴的空间。‌‌

4.‌产权界定与科斯定理‌：科斯定理的核心是“只要财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很低，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但在实践中，如何更精准地通过法律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仍然是我们需要持续深化的课题。

5.‌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已建立起更成熟、体系化的母国安全审查机制(如“反向CFIUS”)，用于防范本国资本外流可能带来的技术流失和产业空心化风险。目前中国已有相关制度，但仍存在“立法位阶低”“重审批轻服务”等问题。

多元共治、大部制、产权界定、境外投资安全审查等，更多是我们在“治理技术”层面可以继续深化的方向。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学没学”，而在于如何结合国情消化吸收，形成我们自己的技术、制度和管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