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爱无疆超敌友”的阶级属性——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辨析

“大爱无疆超敌友”一句，出自莫言“献给母亲的礼物”——长篇小说 《丰乳肥臀》——前言中的一首打油诗。

对于这首诗，我已经写过文章进行批判，但那只是从思想性入手，今天，我想从其阶级性入手，展开分析与批判。

很明显，“大爱无疆超敌友”是以超越界限、消弭敌我的普世之爱为内核的。但若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中审视，这一表述作为抽象口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承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用普遍性道德话语遮蔽阶级对立;但作为一种终极人类解放愿景，它又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存在深刻关联。关键在于：真正的“大爱”不能停留于道德宣示，而必须落实为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革命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大爱无疆超敌友”在字面上表达了一种极致宽宏的爱——不分地域、不论敌我。这种表述常被视为高尚的道德境界。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必须追问：在阶级社会里，是否存在超越阶级、超越敌我的“大爱”?它是哪个阶级的思想表达?又服务于谁的利益?

二、“博爱”的历史谱系与意识形态蜕变

“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口号之一。在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成为第三等级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旗帜，彼时确实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它针对的是封建制度下基于血统和等级的隔绝与压迫。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博爱”日益被工具化：它成为掩饰阶级矛盾、调和劳资冲突、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话语。当工人罢工时，资本家呼吁“博爱”;当殖民地人民反抗时，宗主国鼓吹“博爱”;当无产阶级要求改变不合理制度时，统治阶级便以“博爱”之名要求其忍耐与顺从。此时，“博爱”已从革命口号蜕变为统治策略。

但不能简单说它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本质上的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确实承载过进步理想;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对普遍之爱的向往也并非资产阶级专利。问题不在于“爱”本身，而在于“爱”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基础和阶级功能。

三、马克思主义对抽象“博爱”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爱、团结和人类解放。其最终目标就是全人类解放。但马克思主义与一切抽象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真正的团结和博爱，不可能在阶级对立和私有制基础上实现，而必须通过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才能实现。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阶级关系。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是“博爱”的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未被根本改变之前，奢谈“超敌友”的大爱，只能是意识形态幻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私有制导致人的异化——人不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他人相异化，甚至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合和相爱是不可能的。只有当私有制被消灭，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符合人性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博爱”，不是道德劝诫，而是社会变革的产物。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阐明：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被压迫阶级如果相信统治阶级宣扬的“博爱”，就等于放弃阶级立场，解除思想武装。列宁尖锐指出：“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四、“大爱无疆超敌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

第一，从认识论层面看，“超敌友”预设了非阶级的、抽象的人的概念。 它把“人”从具体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变成空洞的、无差别的类存在。这种抽象人道主义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这种抽象人性论，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从价值论层面看，“大爱无疆”容易导向阶级调和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宣扬“超敌友”的爱，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现存秩序。如果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可以被“大爱”超越，那么工人还有什么理由进行阶级斗争?如果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可以“相亲相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就被消解了。

第三，从实践论层面看，“超敌友”的爱在阶级社会中无法真正实现。 当殖民者屠杀殖民地人民时，当资本家压榨工人剩余价值时，当法西斯灭绝犹太人时，“大爱无疆”不过是一句空话。被压迫者如果单方面施予“大爱”，只能遭受更严重的压迫。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友是革命实践的前提，而非可以随意“超越”的。

因此，从主导方面看，“大爱无疆超敌友”作为抽象口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承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以普遍性道德话语遮蔽阶级对立事实，以超阶级的爱消解被压迫者的斗争意志。

五、无产阶级思想中的“爱”与“团结”

然而，无产阶级思想中并非完全没有“大爱”的位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全人类——本身就蕴含着最彻底的“大爱”。它与资产阶级“博爱”有本质区别：

第一，无产阶级的爱是有阶级立场的爱。 它首先爱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不是抽象的“一切人”。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爱，与对压迫者的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无产阶级的爱是通向消灭阶级的爱。 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消灭自己作为阶级的存在。这种“大爱”不是要永远保持“敌友”区分，而是通过对敌斗争，最终消灭产生“敌友”对立的社会条件——私有制和阶级本身。

第三，无产阶级的爱是实践的爱，而非道德宣示。 它不满足于呼吁“大爱无疆”，而是通过革命实践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使真正的团结和博爱成为可能。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因此，从终极目标看，“大爱无疆超敌友”所指向的人类普遍联合愿景，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交集。但关键在于：这种“大爱”不能停留在道德口号层面，不能成为取消阶级斗争的理由，而必须被理解为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之后的必然结果。

六、结论

对“大爱无疆超敌友”的思想归属，不能作简单非此即彼的判断。需区分两种不同的“大爱”：

一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大爱”，抽离了具体社会关系和阶级立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客观上起着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现存秩序的作用。这种“大爱”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体，是“博爱”口号在当代的延续。

另一种是具体的、有阶级立场的、通向人类解放的“大爱”，立足于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为现实路径，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最终目标。这种“大爱”是无产阶级解放意识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真正的团结和博爱。

“大爱无疆超敌友”这一表述，如果停留在抽象道德层面，不触及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那么它体现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但如果把它理解为终极的人类解放愿景，并且认识到这种愿景只有通过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才能实现，那么它就与无产阶级思想相通。

真正的“大爱”，不是无视敌友的存在，而是通过斗争消灭产生“敌友”对立的社会根源;不是用爱来掩盖矛盾，而是用革命来解决矛盾，最终使爱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要爱，而是要一种现实的、有力量的、能够改变世界的爱。这种爱，不是“超敌友”的道德姿态，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阶级实践。

综上而言，莫言提出这种口号完全忽略了两个大前提：一个是几百年来，日本不断侵略我国，所作所为，罄竹难书，而且每次被打败后，从来没有道歉、反省。日本之于中国，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之间的斗争就完全是政治的、阶级的斗争，何来超阶级的“大爱”?另一个是，这句话出自其长篇小说 《丰乳肥臀》 所写的一首打油诗，是该书“献给母亲的礼物”前言的一部分，而此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就有日本侵略中国。

因此，他在前言中如此提出“大爱无疆超敌友”，而后又在《丰乳肥臀》中大量使用了弱化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美化日本侵略者的形象、刻意放大中国人在抵抗侵略内耗内斗的所谓“人性弱点”的倾向性语言，甚至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鲁立人率领的部队)向正在看电影的人群投掷手榴弹，将混杂着地主阶级抗日武装和普通人民群众炸得血肉横飞的场面(《丰乳肥臀》第二十二章末尾第201-202页，当代世界出版社，增补修订版)。

这样的对比书写，是把谁写成了好人，又把谁写成了坏人?这样的对比书写，难道不是明显带有淡化我们国人仇恨、宽恕日本罪恶的意图?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暴露无疑，其媚日的嘴脸昭然若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