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从头再来？从头到尾!

歌手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因病在上海逝世，年63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芒果V基金联合发布讣告。消息传出后，绕不开一首歌-—《从头再来》，那就说说这首歌。

一、谁在“从头再来”，谁在“人生豪迈”?

1997年沈阳铁西区，一户人家的夫妻双双下岗/失业，生活拮据。儿子放学回来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时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买不起一双运动鞋的距离，和一条人命之间的距离，在铁西区被证明为零。

同一年央视演播厅，词作者陈某、曲作者王某锋受邀为下岗再就业公益广告创作主题曲。歌名最早叫《雨过天晴时》，王某锋觉得“过于温柔”，建议改个“铿锵有力”的--第二版叫《挺身而出》，又觉得“过于刚硬”，最后定为《从头再来》。王某锋和央视广告部副主任去见刘欢，邀请他演唱。虽然唱公益歌曲没有报酬，但刘欢“仍然非常愿意演唱该曲”。

一边是买不起一双鞋的父亲从阳台纵身一跃，一边是“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的旋律在电视台反复播放。两边都是“从头再来”，只不过一边是真的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另一边是唱给走到尽头的人听的。

刘欢本人并非下岗职工。他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体制内的知名歌唱家。1998年当《从头再来》随央视公益广告首播时，刘欢的社会位置稳如磐石--他有编制、有舞台、有专辑，生活水平没有因为国企改制下降一分钱。而听他唱歌的那三千万下岗工人呢?官方统计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有下岗职工2137万人，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等行业。如果按更宽泛的口径计算，整个下岗过程中累计有四千万以上的工人失去工作。不过“有学者统计，从 1992到2002年，每年下岗人数由1992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万人，后下降到2002年的618万人，累计下岗7601万人。”(付能《<从头再来>：励志金曲还是裱糊工程?》，深耕纪，2026.9.2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年龄在35到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学历不高，技能单一，“从头再来”这四个字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凌晨四点起床去菜市场批发蔬菜，意味着在建筑工地和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农民工抢活干，意味着把几十年工龄换算成一万多块钱的“买断费”然后被推向社会。

社科院2002年发布的《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在90年代初以降的十年里，产业工人在社会经济分层中的地位“迅速下滑”，已失去经济改革前和改革最初十年的“中等地位”。另一位学者的研究更直接：“下岗失业阶层，几乎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从头再来》唱的不是鼓励，而是忽悠。它不是问“为什么要从头再来”，而是告诉你“你只能从头再来”。就像把一个人从楼上推下去，然后在半空中朝他喊：“加油!落地之后重新站起来!”

二、谁制造了“风雨”，谁在赞美“坚强”?

歌词的第一句是：“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写得确实好。好在它无意中承认了一个事实：下岗/失业就是让工人们“走进风雨”，而且是在“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之后。

这就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风雨是谁制造的?

国企改制的核心叙事是“减员增效”。按照官方说法，“国企不减员增效，整个企业就要垮掉”。这个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企业亏损，所以要裁员;裁员之后，企业活了。至于被裁掉的人活不活得了，那不在“增效”的考量范围之内。但问题在于下岗工人失去的不仅是工资，还是一种社会契约。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与企业、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隐性交换：你服从分配，创造价值，国家保障你的就业、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1998年之后这份契约单方面作废了，而替代它的“三条保障线”一一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远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

与此同时国企改制的另一面是产权重组，有研究指出，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职工下岗失业、安排不当、社会保障不力，“大量下岗职工陷入贫困”，“改制企业职工承担了大部分改制成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企业管理者和官员合作，在改制中一夜暴富”。一家东北大型纺织企业的案例颇具代表性：改制前职工月薪1440元，改制后生活费降到250元，降幅超过五倍，而数千万政府补偿金被入主方从企业账户上划走，用途不明。

这就是“风雨”的来源，不是天灾，不是市场波动，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把工人的几十年工龄换算成一笔微薄的补偿金，把国有资产折算成少数人的启动资本，然后拍拍工人的肩膀说--“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如此豪迈，慷慨得令人愤怒。

鲁迅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在国企改制中，这句话需要修改：人类的悲欢不仅不相通，还经常被一方拿去当另一方的BGM。当富人在KTV里点《从头再来》的时候，他们唱的是情怀;当下岗工人在街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嘲讽。同一首歌，两种阶级，两种感受，中间隔着一道用国有资产和工人血汗砌成的墙。

三、当代的牧师

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

在1998年当下岗工人被制度的变革抛入失业深渊的时候，电视机里传来刘欢深情的歌声：“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两者的结构如出一辙：制造苦难的人不在场，解释苦难的人登台。《从头再来》不追问为什么会有三千万人需要“从头再来”，只教导下岗工人如何在失去一切之后保持乐观。区别只在于牧师用的是《圣经》，刘欢用的是流行歌曲;牧师允诺的是天国或前景，刘欢允诺的是“天地之间还有真爱”。但“真爱”不能当饭吃，“从头再来”的前提是，你得先有一个“头”。

用一句歌词来概括这种关系：“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一-问题是随波浮沉，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它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既成事实。

四、曲终人散

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走了，他留下了一首传唱至今的歌，和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

那个问题，艾跃进教授曾经问过：“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因为回答它需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忒色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有人可以从头再来--他们有资源、有人脉、有编制;而有人只能从头再走--他们没有资源、没有人脉，连“头”都没有了。社科院的研究已经证明，产业工人从“中等地位“滑落到了社会底层。如果“从头再来”真的那么豪迈，为什么下滑的永远是工人，而不是制定政策的人?

所以当某些人在纪念刘欢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另一群人一—他们不是歌手，不是明星，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住，他们的故事没有被传唱。他们只是在那一年失去了工作，然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用沉默和忍耐度过余生。《从头再来》唱的是“豪迈”，而他们的人生写的是“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