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只是大人物的赞美诗，更是无数小人物的墓志铭

白居易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几句诗，说的是历史对人的评价，常常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一个人在世时，颂歌与咒骂一齐涌来，真假难辨;等他闭了眼，尘埃落定，那些被权势掩盖的、被舆论扭曲的，才慢慢浮出水面。可即便如此，浮出水面的也未必是全部真相。

近日一位大人物逝世，各种悼念文章铺天盖地。有的称他“先锋”，有的赞他“铁腕”;但也有人在角落里低声说起下岗工人的眼泪，说起那被买断的青春，说起那些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这两种声音，哪一种更接近真实?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答案。而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画卷，而是一张浸透了血汗与泪水的旧宣纸，正面写着“功勋”，背面洇着代价。

鲁迅先生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话用来评价，尤为贴切。其所做的每一件事，所立的每一条规矩，所推行的每一项变革，都牵连着无穷远方无数人们的命运。那些人们，未必有机会在报纸上发言，未必有能力在网络中争论，但他们用一生的冷暖，为那些变革投下了最真实的选票。

“铁腕”人物在九十年代末，确有一股罕见的决绝之气。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国企亏损(工人阶级不背锅)超过三分之二，银行不良贷款堆积如山，亚洲金融危机如海啸般扑来。他喊出“地雷阵”“万丈深渊”的誓言，他拍着桌子骂“豆腐渣工程”，他放出“一百口棺材”的狠话。但鲁迅先生又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其所推行的改制，阵痛落在了谁的肩上?数千万工人从主人翁变成了“待业者”。他们曾经把青春和汗水浇铸在机器上，换来的是一纸买断合同和每月几百块钱的生活费。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些曾经兜底的“四大件”，一夜之间成了压在普通人肩上的大山。有人说，这是必须承受的阵痛，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为什么付出代价的，总是那些最沉默、最无力的人?而那些在改制中一夜暴富的“管理层收购者”，那些在权力与资本联姻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如今却成了“企业家”“慈善家”，堂而皇之地坐在主宾席上。

鲁迅先生还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其在九江堤上骂“豆腐渣工程”，在远华案中说“一百口棺材”，愤怒指向贪官污吏、指向工程质量。可当他推行的改制方案，将数千万工人推向市场、推向生存的边缘时，这“愤怒”的锋芒，是否也曾转向那些更弱者?或者，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在某些时刻，恰恰成了“怯者愤怒”的根源。那些在改制中受损的工人，无处申冤，只能将愤怒咽回肚里，化作一声叹息?

更耐人寻味的是“高薪养廉”的提法。据说给“公仆”加薪，就能让他们不贪。可现实是，薪水加了，办公楼越盖越气派，“三公消费”一路飙升，而贪腐的数额也从几十万跃升到几亿。原来，“高薪”养的不是“廉”，而是更大的胃口。当权力失去制约，再高的薪水也只是喂养贪婪的饲料。这道理，古人早就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官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本就不打算清的人?鲁迅先生若在世，大约会冷笑一声：“高薪养廉?不过是给虎狼添了副金牙罢了。”

白居易的诗，妙就妙在它指出了历史评价的不确定性。周公忠心耿耿，却被流言中伤;王莽谦恭下士，到头来却是篡位之臣。如果他们都死在事情尚未明朗的时刻，那么周公会被当作野心家，王莽会被视为圣人。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反讽。我们今天评价这位大人物，会不会也陷入同样的陷阱?那些赞美他的人，是否忽略了他推下悬崖的千万个家庭?

也许，真正的历史评价，不在于报纸上的悼词，也不在于网络上的争吵，而在于那些沉默的、具体的、日常的感受。一个下岗工人晚年领到的养老金够不够买药?一个农民工的孩子能不能在城市里上学?一个普通家庭的积蓄，能否抵御一场大病?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是对那场改制最真实的注脚。鲁迅先生说过：“人既发扬踔厉矣，则于万汇之本体，必有深窥。”评价一个人物，不能只看他“发扬踔厉”的一面，更要深窥他所施之政，对万汇之本体，也就是每一个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斯人已逝，功过自有公论。但这公论，不应该由少数人来定，而应该由时间来沉淀，由人民来书写。白居易的诗，问的是“一生真伪复谁知”。答案其实很简单：人民知道。只是他们的声音，常常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能被人听见。

愿历史记得那些在进程中被碾碎的普通人，否则，所谓创新，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掠夺罢了。因为历史从来不只是大人物的传记，更是无数小人物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