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中共“一大”

在中共的历史上，张国焘无疑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参加了党的“一大”，成了党的创始人，但之后却又分裂、背叛了党，成了中国革命的叛徒，差点使中国革命前功尽弃。

这样一个对党罪孽深重，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在已经贫困潦倒却仍不悔过的情况下，依然发挥“余热”，在晚年写下了《我的回忆》一书，不仅为自己“鸣冤叫屈”， 极力为自己辩解，更在书中歪曲历史，颠倒事实、吹嘘美化自己，对中共及领导人大肆污蔑和攻击，粉饰掩盖自己的错误，试图为自己洗白。然而，不管张国焘怎样花言巧语、混淆黑白、胡说八道，在党带领人民已经取得了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如此巨大胜利的事实面前，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蜀犬吠日，枉费心机，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国内外敌对势力之反共反华要求而摇尾乞怜想得到一点维持生计的可怜稿费罢了，完全是徒劳和无用的。

关于张国焘问题，1937年3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定性，也得到了张国焘本人及四方面军中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和认可。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解放思想之名，掀起了一股否定共产党领导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逆流，便以张国焘这本颠倒黑白的《我的回忆》为“依据”，打着所谓还原事实、尊重历史的旗号，加之个别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所谓亲身“说法”，不仅要否定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二十七年的历史，还要否定党在建国前的历史，来势汹涌，无法阻挡，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视乎党所作的一切都错了，蒙蔽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及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地思想混乱，其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从建国前党的历史上犯了“左”、“右”倾的错误的人来看，唯有王明和张国焘对党和军队造成的危害最大。我们从张国焘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张国焘的发迹无疑始于党的“一大”，他为什么能够被选为党的“一大”代表，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假设和猜测，也不能“以流之浊而诬其原之清”，客观地说应该是他这个弄潮儿顺应了历史潮流的结果。我们只要对张国焘在党的“一大”这个源头上的“因”做一厘清，后面行为上的“果”自然就清晰可见了，

年轻时的张国焘，无疑还是一个积极向上踌躇满志的青年。1916年，他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张国焘便和其他同学一起上街游行积极参与其中，因口才较好，又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便被推举为了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

五四运动之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相继出现，张国焘便积极投入其中。1919年5月，李大钊编辑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翌年5至9月，陈独秀先后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谈政治》的文章。张国焘也和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沈玄庐等人创办了“星期评论”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主编了《湘江评论》和创办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 ;在天津，周恩来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和创办了觉悟社出版的《觉悟》;在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组织的“利群书社”和出版的《武汉星期评论》;在济南则有王尽美等人组织的“励新学会”和创办的《励新》等。这些小组的成立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便被推选负责大会总务工作。张国焘在上海期间，除了做大会总务工作之外，还有幸见到了陈独秀，并与其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相关事宜。

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拟定了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由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担任书记。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指导北京地区的工人运动。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涵约，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党的早期组织在一些地区的建立及建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1921年7月，来自全国七个地区的代表聚集上海，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发起召开党的“一大”，是各地党组织共同函商的结果，会址选择在上海，由上海、北京两地党小组筹办，会议代表由各地党小组推选。那么，张国焘是怎样参加了会议的呢，他在《我的回忆》中说，中共一大“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这一点张国焘算是说了点真话，因为作为北京代表能够参加党的“一大”的有好几位人选。试想，如果是李大钊和资深的邓中夏、罗章龙或者刘仁静出席，那么就没有张国焘的份了，正因为李大钊不能出席，而邓中夏、罗章龙又去不了，张国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党的“一大”代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关键的一步无疑奠定了他日后的政治腾飞，完成了他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

成为了党的创始人，张国焘便有了政治资本，从此便使他有了在党内“横行”的胆量和底气，一发不可收拾，也埋下了他日后在鄂豫皖苏区唯我独尊，滥杀无辜，搞独立王国和家长制，不执行中央指示，和在长征路上与中央闹分裂，进而敢成立第二中央的伏笔。

召开党的“一大”这样重要的会议，各地代表均按时到达，但由于李大钊不能参会，因此他便让张国焘先行出发协助上海党组织筹备会议，张国焘最早到达上海，为会议的召开作着一些前期准备工作。陈独秀因在广东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一职，辞职未准，包惠僧便受陈独秀委托参加了会议。这两位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因故不能参加，无疑是会议的一大遗憾，张国焘随之便被推举为了大会的主持人，他在《我的回忆》中趾高气扬的说“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定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 ;在议程安排上“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张国焘这样自信地叙述，分明在吹嘘标榜自己，好像会议议程就是按照他的安排进行的，显然是要把会议的功劳记在他的名下，事实上会议的一切议题都是与会者经过探讨共同协商的结果。作为湖南代表的毛泽东不仅担任了会议记录，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召开“一大”之前，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党，“一大”之后，谁也没有料到共产党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和强大，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李大钊、陈独秀在后来回首党的“一大”时，无奈地发出了缺席的遗憾和感慨。刘仁静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莫大的荣誉就这样历史的落在了我的头上。”历史就是如此!为了加强党对抗战的领导，1941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各根据地都开展了纪念活动，这个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在担任了大会主席后便骄傲起来有了领袖欲，个人欲望也随之膨胀起来。按理说是会议代表把张国焘推到了这个位置，他应利用会议的机会，沟通与各地区代表的联系，搞好与各代表团的关系，团结一心来共同推进搞好党的建设，然而，他却以会议给于的权力和地位居高临下忘乎所以，傲慢了起来，产生了高傲自大目中无人高高在上的心里，看不起各地代表，他对每个代表都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并以贬低其他代表的形象来显示自己的高大和正确。虽然张国焘这话是后来说的，但当时他对待每个与会者的态度，每位代表也是切身感受到了的，张国焘的言行无疑在他与各位代表之间产生了心理上的隔阂，不利于党内团结，更不利于政治、组织建党。张国焘的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与中央闹分裂至1935年10月在桌木雕成立第二中央。

我们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怎样评价各位代表的。

对于和自己一起作为北京代表的刘仁静，张国焘说：“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上海代表“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视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的像钢铁一样……。他(李汉俊)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湖南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视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的较早，他们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张国焘在把一大代表基本数落了个遍还不够，又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评价，他说尼科尔斯基：“是助手地位，不大说话，像个老实人;另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个人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魏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的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在张国焘眼里，视乎每个人都比不上他，包括共产国际代表也不如他，都有错，唯独他正确，显然是有意在抬高自己。

1921年的上海，始终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会议开始不久，就遭到了暗探的侦查和搜捕，为了安全期间，会议只得中断，与会者不得不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会议议程。一次会议在两个地方举行才得以完成，足见中国革命道路的漫长和艰险。

大会在进行最后表决时，代表们考虑到全国党员数量少，和各地组织的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任书记。这样，张国焘就被推到了党中央的重要位置。会议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后结束。“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客观的讲，张国焘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他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才华，“一大”后便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与领导早期工人运动，1925年又当选中央局委员，之后又去了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在米夫的操纵下，在由王明一伙夺了权而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张国焘和陈昌浩便被王明把持的中央派去了鄂豫皖苏区，之后便一直在鄂豫皖苏区的主要领导岗位，他利用肃反，排除异己，搞个人独裁，杀害了许多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把鄂豫皖苏区搞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尤其是两军会师后在党中央的眼皮底下，还秘密杀害了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张国焘高高在上，总以领导者自居发号司令。他将自己当成了党和军队的领袖，以至于四方面军的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中央领导，而只知道张国焘。但他心胸狭窄、目中无人、争胜好强、霸道独裁的性格，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正因为在张国焘身上有着党的创始人的光环，加之他的这种偏执形性格，最终导致了后来叛党悲剧的发生，差点给党和红军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1935年6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三万人马，远不能与他的十万之众相比后，便认为中央红军已经丧失了打大仗的能力，以后就得全靠四方面军了，因此，他不但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还用封官许愿离间中央红军，挑拨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及与中央的关系，利用自己人多势众步步紧逼向党要权，开始了向党闹独立，露出了要用枪来指挥党的獠牙。张国焘的这番“折腾”，中央领导都被他搞得筋疲力尽，连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都招架不住了，想交出总负责一职来成全张国焘，以挽救红军的分裂，幸亏有毛泽东的阻止，张闻天才没有交权。毛泽东对张闻天说：你是党的总负责人，如果交出总负责一职，张国焘就是合法的党的负责人了，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改变党的方针路线，那后面的麻烦可就大了。毛泽东后来也说，和张国焘斗争的时期，是他一生最昏暗的时期，足见斗争的复杂和严酷。张国焘要用武力分裂党和红军，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脱离危险单独北上，10月5日张国焘便明目张胆地成立了第二中央，分裂了这个由他及其他同伴创建的党。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到了延安，中央对他进行了教育，他表面上承认和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但心里仍然不服不思悔改，暗地里还做着叛逃的准备。1938年4月初，他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当了一个可耻的叛徒，他用自己的行为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击响亮的耳光，历史无疑已把他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对于张国焘的叛党行为，4月18日经中共中央商定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

这些共产党的叛徒，以为投靠了国民党就能使自己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然而却恰恰相反。党的“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叛党后当了大汉奸，1931年春，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党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先后叛变，都没有好结果，全被蒋介石处死。蒋介石对待共产党叛徒历来是“尊而不敬，用而又疑”，他认为，这些人既能背叛共产党也能背叛国民党，一旦他们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是一颗定时炸弹，只有趁早除掉这些后患，方能免受其乱。对于张国焘，由于他对共产党的领导层和边区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蒋介石认为张国焘还有可利用的价值。不久，蒋介石便让张国焘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当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间谍特务并将他们派往陕北，从事反共活动。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曾经叱咤风云统帅过十万兵马的人，如今沦落到如此地步，尽管心里“委屈”，但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安排”，他也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不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蔑视张国焘，就连军统局人员也瞧不起他。有一次，张国焘要用小汽车外出，车管人员却给他派了一辆三轮车，气的张国焘大声斥责，便找到了主管上级。据当时主管此事的，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在他的《我这三十年》一书中写到：“我当时火气也不小，便把手用力在桌子上一拍：‘张主席!(他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只身叛逃，当了特务)请收起你那一套，这里不是延安!’他一听，立刻羞愧得满脸通红，眼泪都要掉出来，一句话也没有再说”。一个毫无用处的叛徒对军统来说这已经是对他客气的了，之后的张国焘就再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底气了。共产党的叛徒，正如周恩来说向忠发的那样，一被捕就叛变，他的情操连一个妓女都不如。而张国焘则是自投罗网，投靠国民党，连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都不如。

张国焘对党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恨之入骨，他以为只要搞垮边区，暗害军队及党的领导人，就能解他的心头之恨，也许还能得到蒋介石的犒赏，或者还能使自己得到“提升”，张国焘死心塌地的为蒋介石卖力，的确培训了许多特务，且大多数人都打入了延安的政府、部队甚至领导人的身边，但绝大数都被边区保卫局发现和掌握，他图谋进行破坏和暗害中共领导人的行为始终没有得逞。张国焘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的羞辱，不觉耻辱反以为荣，几十年之后，这个毫无道德、信仰底线，且背叛了自己亲自参与创立的共产党、在投身国民党后又被蒋介石抛弃的人，却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大言不惭、眉飞色舞的高谈阔论自己的过五关，却不谈自己的走麦城，没有丝毫的羞耻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党的“一大”无疑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决定了中国的未来。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留下的才是金子。在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脱党的有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包惠僧，被党开除的有陈公博、刘仁静、张国焘共7人，牺牲的有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共4人，最后走上天安门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抗战期间，蒋介石想利用张国焘破坏国共合作挑起事端，让张国焘从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参加由国、共双方及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国民政府参政会，用共产党的叛徒参会来羞辱共产党，毛泽东坚决抵制不出席参政会，粉碎了蒋介石的图谋。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国焘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一个曾是共产党的创始人、红军的总政委，对这样一个他看不到这是蒋介石在羞辱他的“官”，却还卖力的去干，可见他已经沦落到了何等地步。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大量国民党军队退居台湾，张国焘深感自己在台湾已经毫无用处，1949年便转居香港。1968年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冻死于一家养老院，结束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