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斗争，高喊“和平总比对抗好”的“老好人”，必然沦为历史的罪人！

生活中，有一种人被称为“老好人”，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于矛盾刻意淡化，对于斗争尽量回避，似乎置身事外，谁也不惹，并竭力“和稀泥”，两面讨好，以求达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效果。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和这样的人开个玩笑。尽管他左右逢源，两边讨好，谁也不得罪，但最后常常得罪了所有的人。

首先，世界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正视还是回避，它都实实在在存在。就像世间万物存在引力一样，但引力是互相的，既有作用力又有反作用力。

地球一方面受太阳的吸引，绕着太阳公转;另一方面，公转的时候又产生了离心力，竭力要飞出太阳系。两个力达到平衡，就是太阳系的稳定。

社会更是这样。从人类社会产生，人类就分成了不同层次，他们之间既互相依存，又因为矛盾而互相斗争。这种既依存又斗争的关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若依存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矛盾就会暂时缓和，社会就会呈现发展和进步，我们称之为“太平盛世”，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

若矛盾占据主导地位，双方依存关系就会退居次要位置，社会就会表现为剑拔弩张，战火纷飞，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解决矛盾的唯一方式就是改朝换代。

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既然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把它消灭，就不如主动暴露矛盾，从而解决矛盾，最终使社会归于和谐发展的轨道。

比如一个朝代，开始政治清明，官民之间关系比较缓和，而渐渐地因为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一部分人“朱门酒肉臭”，一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矛盾对立就会尖锐起来。

“改革”就是通过强势一方做出适当妥协，比如把兼并的土地分给百姓，让他们得以生活，矛盾就会缓和，社会就会继续发展。

春秋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西汉初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宋朝王安石的“青苗法”，明末张居正主导的“一条鞭法”“考成法”，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并使社会得以发展。

如果无视矛盾，任其尖锐化，矛盾就像地壳下的岩浆一样，不断地蓄积力量，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动乱，直至改朝换代。

明朝灭亡似乎是满清贵族入关导致的，实际上是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所致。假如朝廷体恤民生，让底层百姓能活下去，断不至于使一个曾经的邮差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为什么蒋介石政府必然失败?他坐视买办资本、地主做大，无视百姓衣食不继，生活维艰，即是军事多么强大，这个政府也必须走向死亡。

说美国衰落，不少人心有不甘，但这是事实，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解决国内矛盾，只想到世界上点燃战火，从中渔利。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新中国之初的“镇压反革命”“斗地主”耿耿于怀，说什么“斗争扩大化”，还写出文学作品塑造“善良的地主”形象，来博得读者对地主的同情。

改革是必要的，也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极力去做的事情。但是以“工作重心转移”为理由，宣称“阶级斗争业已结束”，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从而忽略新的社会矛盾滋生和尖锐化，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有人嚷嚷说，大家埋头搞经济，或者挣钱，谁还会去搞什么“阶级斗争”?为过去的“地富反坏右”摘掉帽子，是非常必要的，但忽略新的矛盾的产生，刻意回避新的矛盾，粉饰太平，否定斗争，最终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党员干部生活走向腐化堕落，产生了大量贪腐分子。但很多人只看经济数据，不愿意谈及这些，以至于贪腐越做越大，最终成为我党肌体上一块恶性肿瘤。

十几年来，每年被法律制裁的党员干部多达数十万，上至省部级，下至乡科级，他们的贪欲越来越膨胀，以至于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和影响。

每年处理几十万贪腐分子，亦喜亦忧，喜的是犯罪分子受到惩治，忧的是“割韭菜”式的反腐，并没有除掉贪腐的根源。

试想，一个人尚有“公心”和“私欲”的斗争，一个单位尚有“积极”和“落后”的斗争，一个社会尚有“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斗争，那么，我们的国家难道就不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吗?

成熟的政治家，是敢于揭开自家的丑陋的，战国时期，邹忌讽谏齐王，使齐国国泰民安;李世民听到魏征的尖锐批评，不怒反喜。因为贤臣揭出来的“家丑”，就是社会矛盾，上级能听进去，就会采取办法消除这些矛盾。

毛主席为什么在亿万群众心目中光芒依旧?大革命时期，他和地主资本家斗争，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斗争，和党内一切“左倾”“右倾”思想和行为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斗争哲学的胜利。

面对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敌对的思想和行为，只想当一个“老好人”，这个“好人”不仅当不了，还会成为“大坏人”，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