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定义权之争

引言：谁有资格被称作“劳动者”？

现代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一场统治，并不是对劳动的剥削，而是对“什么算劳动”的解释权垄断。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资本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这种批判本身，默认了一个更深层的前提——我们已经知道谁是“劳动者”，已经知道什么行为属于“劳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

如果一种维持社会运行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不被承认为“劳动”，它就根本进入不了剥削关系的可见范围。它不会被计算，不会被定价，不会被支付，也不会被赋予政治意义。

于是，资本统治的完整图景呈现出两层：

第一层，是马克思揭示的经典剥削——对已承认劳动的剩余价值榨取。工厂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创造的价值，这是看得见的剥削。

第二层，则更隐秘也更根本——先决定谁根本不算劳动者，再无偿占用其劳动成果。

家务劳动被视为“家庭责任”。情绪劳动被视为“性格”。照护劳动被视为“天性”。生态循环被视为“自然背景”。平台用户的数据生产被视为“参与”。微生物维持生态系统稳定被视为“自然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庞大的不可见劳动体系。

这个逻辑最尖锐的暴露，恰恰发生在最普通的家庭场景里。一位母亲早上五点起床给孩子做饭、准备书包、安抚上学前的情绪、规划全家的日程、记住每个人的需求和偏好。她的劳动维持了整个家庭的日常运转，使丈夫可以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使孩子可以准时出现在学校。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GDP。如果她次日病倒，家庭不得不雇佣保姆、点外卖、购买心理咨询服务，GDP反而增长了。增长的不是真实财富，只是同样的劳动从不可见账目转入了可见账目。

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每日无酬劳动(家务、照护等)平均时间为3小时29分钟，男性仅为1小时52分钟。这种差距在日常叙事中常常被简化为“性格”或“责任”，而不是劳动。

资本主义真正高明之处在于：它并不总是通过压榨已经被承认的劳动获利，它更通过拒绝承认大量劳动的“劳动者身份”来获利。被排除出“劳动”定义之外的存在，会自动被降格为免费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本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他在晚年对生态和自然条件给予了实质性关注，在《资本论》中将劳动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揭示了资本主义造成的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只是20世纪的主流阐释更多聚焦于他的工厂劳动分析，而我们的讨论正是在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将“劳动定义权”的批判从车间延伸到家务、情绪、数字和生态等更广阔的领域。

一、劳动的定义权：资本主义最隐秘的权力

马克思揭示了价值来源于劳动、利润来源于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他晚年的研究也深刻关注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资本论》中，劳动被定义为“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正是其生态批判的核心。此外，他晚年的自然科学笔记还探讨了资源有限性与环境破坏问题。

然而，马克思的分析重心确实落在了他所处时代最尖锐的矛盾上：被社会明确承认为“劳动”的工厂劳动、工业生产劳动、商品制造劳动、雇佣劳动。他的生态洞见在20世纪的主流阐释中长期被边缘化，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了他对不可见自然条件的关注。

正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出另一层更深的机制：资本不仅占有劳动成果，它还垄断“什么算劳动”的解释权。这意味着资本不仅控制生产资料，还控制价值世界的入口。

只有被承认为劳动的行为，才可能获得工资、权利、统计承认、法律保护，进而进入GDP核算和政治视野。而那些被排除出劳动定义之外的活动，即便维持着整个社会系统运行，也会被叙述为“自然”“私人事务”“背景”“责任”“习惯”“参与”。一整套巨大的无偿劳动体系，由此建立。

一个触手可及的场景每天都在无数家庭中上演。一对年轻夫妇各自上班八小时。丈夫下班后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妻子则在厨房做饭、给孩子检查作业、清理卫生间水渍、记得婆婆的生日礼物、在深夜孩子哭闹时第一个起身。丈夫认为“我也上班了”，理直气壮地享受休息。妻子也觉得“家务本来就是女人的事”，但她的“第二班”从未被计算为劳动。如果两人离婚，法院只会分割“可计算的财产”，不会分割这些年她无偿投入的、使家庭资产得以积累的再生产劳动。这不只是个人观念落后——而是整个社会的劳动定义系统，早已规定好什么值得入账。

二、从剥削劳动，到制造“非劳动”

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来榨取剩余价值。但现代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操作在于：它通过“定义”来降低成本——不是减少工资，而是直接取消工资存在的必要性。方法就是：将劳动重新定义为“非劳动”。

1. 家务劳动：被自然化的再生产劳动

家庭中的烹饪、清洁、抚养、情绪维持、老人照护，实际上在持续生产和修复劳动力。没有这些劳动，资本主义甚至无法获得下一代工人。但长期以来，这些劳动被定义为“母爱”“责任”“家庭义务”。资本免费获得了劳动力再生产系统。

这个隐形规模的庞大，不在抽象概念里，而在每个月的家庭账本里。如果你曾认真算过家里每月花在“外卖+外卖打包费+保洁服务+托班+护工探望”上的钱，再对比父母辈一句轻描淡写的“不就是在家做做饭带带孩子嘛”——你就会发现，这份“不存在的工作”如果真按市场价付费，多数家庭一个月至少要掏上万元。而这些被外包出去的家务劳动，在资本逻辑下转化为了外卖平台的骑手调度费、保洁公司的抽成、托育机构的“增值服务”——那些曾经“免费”“出于爱”的劳动，一旦进入市场，就突然有了价格。

2. 情绪劳动：被人格化的劳动

服务业、教育业、护理业中的大量劳动，并不只是体力和技术活。它们还包括情绪安抚、情绪管理、情绪稳定、氛围维持。

典型的中国现实每天都在餐厅包厢和客服热线里上演。服务员被灌酒、被辱骂，仍要保持“微笑服务”;客服承受客户发泄的暴怒，话术却必须包含“亲”“理解您的心情”;房地产销售不仅要介绍楼盘，还要陪客户聊天、记住客户的孩子在哪上学、在客户焦虑时提供情感安慰——这些都在消耗真实的心理能量，却从未出现在绩效KPI里。一句“小姑娘性格好”“这服务态度不错”，就把劳动消解为了人格特质。资本将劳动者变成了情绪减震器，却在账本上假装这个减震器不需要维护。

3. 数字劳动：被娱乐化的劳动

平台经济时代，用户浏览、点赞、上传、评论、提供行为数据、训练AI模型，实际上都在参与生产。他们在生产数据、流量、算法优化素材、广告价值、用户画像。但平台叙事会告诉你：你只是在“使用服务”。

你昨天晚上的日常行为就是一个微型样本。你打开短视频App，系统依次记录了你对猫狗内容的0.3秒停留、你跳过鸡汤语录的瞬间、你在某个搞笑视频循环播放了五遍。你以为你在娱乐，但实际上你在以行为数据的形式输出劳动——你在给平台贡献一条条可被售卖的用户画像。而当平台用你的数据训练出精准推送的算法，再向你投放广告并收取广告费时，你作为数据生产者，不仅没有分成，甚至还要支付会员费去广告。你的每一次滑动，都在为资本生产“注意力价值”，却从未收到过任何工资单。

4. 生态劳动：被背景化的劳动

微生物分解有机物、森林净化空气、海洋稳定气候、湿地过滤污染、河流运输养分——这些过程一直在维持整个经济系统的存在条件。它们不是“自然背景”，而是持续进行的、有规律的生命活动，其功能完全等价于人类劳动系统中的废物处理、温度调节、水循环管理。

类比人体最容易理解这个逻辑。一个人之所以能工作，不仅依赖意识层面的决策，更依赖肝脏解毒、肾脏过滤、肠道菌群分解食物、免疫系统抵御病原体。这些不是“背景活动”，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维持性劳动。地球的森林、海洋、微生物群落，就是经济体的肝脏、肾脏和免疫系统。你每天使用的自来水能够饮用，不是因为自来水厂可以凭空变出干净水，而是因为上游的湿地已经默默过滤了毒素、土壤微生物已经分解了有机物、大气循环已经输送了降水。把这整套体系视为“外部”，无异于把肝脏功能排除在身体核算之外，然后宣称身体“免费”维持运转——直到肝衰竭那天才看见成本。

三、“外部性”：资本主义最成功的语言骗局

传统经济学中，污染、生态损耗、健康损伤等问题，通常被称作“外部性”(externalities)。这个词本身，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意识形态操作：它暗示这些后果原本不属于系统，只是偶然被波及。

但现实恰恰相反。生态系统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它一直是生产链的一部分。

服装行业的真实账单让这个骗局原形毕露。当你花99元买一件看起来时髦的连衣裙时，你以为这笔钱覆盖了它所有的成本。但没有被写进99元标签的账目是惊人的：纺织业是全球碳排放大户之一，中国作为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其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量巨大。而废旧纺织品的处置更是一个隐形黑洞——据行业统计，2022年中国废旧纺织品产生量超过2200万吨，但其资源化利用率不足15%，其中能够实现“纤维到纤维”闭合循环的比例甚至不足1%。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约9200万吨纺织废料，回收利用率仅约1%。这些废旧衣物中的化纤成分进入河流和土壤后，裂解为微塑料——2025年2月3日发表于Nature Medicine的一项研究(样本基于美国尸检组织)发现，人类大脑中微塑料的平均浓度约为肝脏和肾脏的7–12倍(中位数分别为4917 μg/g vs 433/404 μg/g)。这些被驱逐出账本的成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转移了：转移进了河流下游村庄居民的饮用水里，转移进了每个消费者的血液和大脑皮层里，转移进了未来几代人面对的生态灾难里。企业账本显示盈利，因为把真实成本踢出了账本。

所以，所谓“外部性”，真正的含义是：某些真实成本，被人为驱逐出了核算体系。它本质上是会计暴力。

四、会计暴力：如何通过账本边界制造剥削

所谓会计暴力，是指通过划定经济计算的边界，将一部分价值创造过程和成本系统地排斥在核算体系之外，从而使之无偿化和不可见化的一种权力操作。它之所以是“暴力”，在于这个排斥动作并非技术疏忽，而是一种将真实成本强行转嫁给弱势方(包括无法在市场上“议价”的生态系统和未来世代)的权力实践。

其运作逻辑可以分解为清晰的四步：

第一步：规定什么进入计算。商品价格、工资、市场交易、企业利润被视为“真实经济”，计入GDP、年报和国民账户。

第二步：将大量维持系统的劳动排除。家务劳动、呼吸道疾病损耗、环境修复成本、情绪修复、生态维持、社会再生产，被定义为“自然”“私人”“背景”——不进入任何核算。

第三步：继续无偿占有。于是资本获得免费空气、免费水循环、免费土壤形成、免费照护系统、免费情绪稳定机制、免费生态修复能力。利润表上的繁荣建立在系统性无偿占有的底座之上。

第四步：当系统崩溃时，再社会化成本。污染导致的公共医疗压力由全民医保承担，气候灾难造成的损失由公共财政兜底，心理危机引发的治理成本由社会整体消化。利润被私有化，代价被公共化。

农村常见的土地流转现象(以某些地区为例)，是这个四步模型的精确缩影。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后，往往推行单一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短期产量喜人，企业账面上利润可观。但土壤有机质在不断流失，化肥残留物渗透进地下水，当地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十年后，土壤严重退化、产量大幅下降，资本留下一块“被榨干”的土地离开，而修复土壤的巨额成本由政府用公共财政兜底，或者干脆由当地农民和他们的子孙承受。这块土地曾经依靠自然力免费维持生产力——昆虫授粉、微生物循环养分、土壤保水能力——但在企业的账本上，这些从未被列为“成本”。直到它们被耗尽，账单才以干旱、洪水和农药残留疾病的形式降临到农民头上。

五、葛兰西：劳动定义权如何变成“常识”

安东尼奥·葛兰西曾指出，统治不仅依赖暴力，更依赖文化霸权——即统治阶级让自己的价值观看起来像“常识”。劳动定义权正是这种霸权运作的一部分。

为什么许多人会天然认为家务“不算工作”、玩手机“不算劳动”、森林“只是自然”、母亲照顾孩子“是应该的”?因为整个社会语言系统已经预先规定了什么值得进入“劳动”范畴。排除本身就成了统治。真正可怕的不是劳动没有报酬，而是劳动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劳动。

语言是这整套霸权最隐秘的运输工具，每天都在刷新。我们把全职操持家庭的女性叫做“家庭主妇”，这个词悄然把厨师、保洁、育儿嫂、日程管家、情感咨询师等多工种的集合体，包装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庭角色。我们说“刷手机”“网上冲浪”，就已经默认这是消遣不是劳作，而每一次停留和点击都在生成可被交易的注意力数据。我们说“自然资源”——“自然”和“资源”两个词的组合本身就暗示：这些东西天生就该是资源，是免费放在那里等你使用的，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被开采。“自然”是被命名的，而不是先于命名的。每一次使用这些词语，都是对整套排他性劳动定义的重复确认。

六、格雷伯：被支付的未必是劳动，真正的劳动未必被支付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指出，现代社会存在大量对社会无实质贡献、主要用于维持组织结构、甚至连从业者自己都认为无意义的工作——形式主义的报表填写、冗余的管理层级、只为完成KPI而存在的中介岗位。

与此同时，真正维持文明运行的劳动——护理、教育、清洁、照护、生态修复——却往往长期低薪甚至无偿。

这种荒诞的倒挂，每天就在你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上演。一名养老院护工为失能老人翻身、擦洗、处理排泄物，同时安抚他们的孤独和恐惧——她的劳动直接维持着人类最基本的尊严，时薪通常不超过30元。一名初级程序员每天的工作，是为公司的内部管理系统多添加一层审批流程——这个流程除了增加所有人的操作时间之外没有产生任何价值，他的月薪可能高达两万。当然，这不是说程序员不该拿高薪，而是揭示支付逻辑与真实社会贡献之间的断裂。支付的标准从来不是劳动的社会必要性，而是看谁站在工资议价的舞台中央。

而所谓“狗屁工作”与“真正劳动”的悖论，最极致的体现恰恰在医院的ICU病房里。当你的亲人因严重疾病躺在重症监护室，你每天陪伴在侧长达十几个小时——擦身、喂食、监测体征变化、在医生查房时准确转述患者前一夜的状态、在亲人恐惧时握住他的手。你做着和专业护工几乎一模一样的动作，消耗着同样真实的体力和心力，但在这一刻，你不被视为“劳动者”。你的行为被定义为“家属陪护”，是“亲情”，是“人之常情”。同样一套翻身擦洗的动作，护工来做就有工资，你来做就是无偿的爱。这就是定义权运作最残酷的瞬间：它甚至不改变动作本身，只改变你的身份标签，就决定了这份劳动是否值得被支付。

七、文明真正的秘密：让劳动看起来不像劳动

资本主义最深层的秘密，也许并不是压榨劳动，而是让大量维持世界运行的劳动，看起来不像劳动。

于是，呼吸变成自然，母爱变成天性，森林变成资源，数据生产变成娱乐，情绪维持变成人格，生态循环变成背景。文明由此建立在一整套庞大的不可见劳动体系之上。

所谓“免费”，从来不意味着没有劳动。它只意味着：从未支付。

结语：重新定义劳动，就是重新定义文明

一个文明真正的边界，并不只由它生产什么决定，更由它拒绝承认什么是生产来决定。

当一种文明长期将生态维持、情绪修复、再生产劳动、照护劳动、微生物的分解工作排除出价值体系之外，它最终必然陷入一种巨大的代谢危机。没有任何文明能够永远建立在对不可见劳动的无限透支之上。

重新定义劳动，并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它是哲学问题、认识论问题、权力问题、文明问题，也是未来世界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但这一定义权的争夺，并非只能停留在批判。重新定义劳动，不是要把一切生命活动都工资化——那只会把地球母亲变成全球工资名单上的一个雇员。真正的方向，是将维持生命系统的活动(生态的、社会再生产的、情感的、微生物的)承认为根本性的价值创造过程，并据此重组我们的核算体系、政治承认和日常伦理。

有一些具体的尝试已经在路上：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推动的“时间利用调查”开始把无酬家务劳动纳入国民核算的补充统计，让“做饭带孩子”第一次有了官方数字;生态经济学发展出的“真实发展指标”(GPI)把河流污染和土壤退化从GDP中扣除，而不是像传统GDP那样把石油泄漏的清理费也算成“增长”;厄瓜多尔(2008年宪法)和玻利维亚等国在宪法中承认自然的权利，使河流和森林在法律上不再只是“财产”，而是拥有自身权利的主体。这些实验或许还不够成熟，但至少证明了一点：账本的边界是可以被重新划定的。

问题从来不是“外部性”应不应该内部化，而是——

谁有权力坐在那张定义账本边界的桌子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