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究竟如何美化侵略历史？厚颜无耻和阴险程度，你绝对想不到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从1955年的“55体制”确立以来，自民党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然而，经济主义政治也掩盖了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反省和追究。

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潜在的被害意识悄然在日本社会蔓延。它表现在出版界和舆论机关等，热衷出版、发行了大量有关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东京大空袭、冲绳战、海外侨民遭遇等“纪实性”作品，内中充斥着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被害”情景。

这种舆论导向无疑使日本社会的加害和被害意识倒错，进而一步步把人们引向混沌、困惑、麻木和丧失责任感。与此同时，自民党执政当局潜移默化地向右转，使复古和回潮的暗流淤积出一块适合“大东亚战争史观”滋生的“沃土”，各种否定侵略战争、推卸战争责任以及在教科书问题上力图“改恶”的社会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林房雄(1903~1975)，作家，年轻时曾投身无产阶级新文学运动，几次被捕入狱，后来“转向”，宣布脱离无产阶级文学界，加人右翼组织大东塾，并发表过《勤皇文学论序说》，战后一度被解除公职。

从1963年开始，林房雄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续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下简称《肯定论》)，后来汇集成册，发行量不菲，成为日本战后第一部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和歌功颂德的著书。

林房雄认为，“大东亚战争”不过是“东亚百年战争”的一环，从日本幕府末期西方势力的入侵，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实际上进行了百年战争，所以，必须把“大东亚战争”放到“东亚百年战争”的大环境中，才能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等等。

1、殖民地解放战争论

林房雄说:

我无论在战时，还是在现在，都赞成“东亚联盟论"的基本原则，“东亚联盟论”中不灭的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消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消灭毁灭人类的武器和战争，实现世界统一，和平到来。

林房雄之所以提出“东亚联盟论”，目的是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涂上一层“殖民地解放”的油彩。

他借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各国飘扬的国旗大发“感慨”，说:

这里飘扬着90余面国旗，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大东亚战争后的新兴国，如果再包括中共、北越、朝鲜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新兴国虽然不能说都是大东亚战争出生的儿子，但能说这是各后进民族自然而然形成的民族主义吗?

那些令人吃惊的、显示着“民族祭奠”的新国旗的增加，也是送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吊唁之旗，为了这些，日本经过百年的苦斗，不能说什么贡献也没有，更不能让读者去读这样歪曲的历史。

从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到合并朝鲜，日本的作用是实现了欧美列强压抑下的亚洲的自主和解放，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日本百年来孤独地奋战，在西洋列强殖民主义和侵略主义的重围中，任何名将、任何大政治家都不会有其他的对策。......

这就是林房雄的“殖民地解放战争论”。

在他看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域各民族国家的诞生、各民族的独立，都起源于日本的“东亚百年战争”，如果没有日本在百年中的“苦斗”，亚洲各国还要处在欧美列强的压抑之下。

在这里，林房雄有意回避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世界已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即使是帝国主义之间，也确立了具有某些约束力的“游戏规则”，以亚洲为代表的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也正呈风起云涌之势。在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潮流面前，也不得不陆陆续续的收缩带有殖民地意义的势力范围，部分归还中国的主权。

而就在这时，日本悍然破坏了帝国主义之间确立的“游戏规则”，发动了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进一步深化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使日本沦为“世界的孤儿”，这该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2、“自卫战争说”

林房雄《肯定论》的通篇都是从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立场出发，所以，他对明治政府成立前后积极主张侵略中国大陆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论奉为“经典”，从佐藤信渊、福泽谕吉、吉田松荫、山县有朋到石原莞尔等，这些人的论点在《肯定论》中随处可见。

他很是赞同山县有朋的“生命线”论，认为把朝鲜和满洲当作日本的生命线是“当时存在的普遍认识”，所以，“日清战争是日本的防卫战争”，并把这场战争视为“圣战”。

他的理由是:

任何国家在动员军队和国民时，不可能自我规定战争行为的侵略性或不正义性，在任何场合，付出牺牲的战争都是正当的，是为了防卫而不得已的战争，而只有敌人才是不正义的，这是常识。......不是防卫战争和圣战的战争是不存在的。

他认为，日清战争的结果是使日本“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同列强同等的资格”，实现了福泽谕吉“脱亚论”的构想。

对日俄战争，林房雄高度评价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在战争前后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敦促当局下决心与俄国一决雌雄上，充分肯定了内田良平的“贡献”。他认为，日俄战争“至少是日本获得对朝鲜和满洲支配权的一场战争”，“俄国之所以成为敌人，不外乎它对满蒙殖民地构成了威胁”云云。

对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的行径，林房雄搬出石原莞尔的各种谬说，强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是“日本通过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获得的当然的权益”，“国民的感情溶在其中”。同时，歌颂石原等殖民统治者在中国东北的“王道乐土主义”、“五族协和理想”等。

不过，他又不得不承认:

(满铁)青年联盟和东亚联盟的人士在满洲建国之际，相信五族协和的理想，可是关东军采取了否认的态度，予以讨伐和镇压，这样，满洲国及朝鲜合并都成为东亚百年战争进程中不得已的“变质”。

这里的“变质”，是林房雄在《肯定论》中常用的词句，意思是说，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初衷是“好”(如亚洲解放等)的，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即所谓的“变质”。

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大陆扩张的野心，林房雄不计客观事实的存在，予以矢口否认。

他重拾东亚联盟当年散发的宣传品的牙慧说:

日本断然没有领土野心，是想使独立的诸国加入(东亚)联盟，这应该依据自发的意志，东亚联盟的指导原理是王道主义，是东亚各国的道义的团结，日本天皇被尊为东亚盟主之时，就是确立东亚联盟的基础之时。

在林房雄的《肯定论》里，还充斥着其他许多谬论，如对战前天皇制的肯定，对日本帝国主义性质的否定，对日本超国家主义、国粹主义的热衷，对战后日本历史学教育的抨击以及对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攻击等。

林房雄的这些谬说产生在日本经济主义政治时代，人们大多关心的是“所得倍增”的切身利益问题，因此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的“轰动效益”。

但是，林房雄的《肯定论》的影响却不能低估。至少，它迎合了日本政治当局复古主义思潮的节拍，代表了朝野各界某些人急于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的心理。

又因为，林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习惯于“转向”的人物，时人称他是:时时代表着在日本占上风思想意识的风向标式的人物。

3、《肯定论》的影响

林房雄正是凭着对时势的敏感嗅觉，才“不失时机”地抛出了《肯定论》。

果然，在《肯定论》出笼不久，持《肯定论》同样观点的一些读物也纷纷冒出地平线。如山冈庄八的系列小说《小说太平洋战争》，从1965年开始到1971年，分别在《讲谈俱乐部》和《小说时代》连载，最后又由讲谈社出版发行(计9部)。另外，还有漫画周刊社出版发行的各种战记读物，以日本人老少皆好的漫画形式出版了大量歪曲战争性质、推卸战争责任、歌颂“大东亚战争”的读物，被称作是“系统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少年版”。

这些带有普及性质的读物更容易被广大民众和青少年接受，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不容忽略的。因此，《肯定论》的余毒一直延续至今。当今日本朝野各界攻击东京审判、否认战争侵略性质、为“大东亚战争”涂脂抹粉的种种谬说中，仍有相当部分就是林房雄《肯定论》的翻版。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头面人物西尾干二曾著文称:

这次通读(《肯定论》)，简直就是定论和通论，在某种意义上令人震惊。充满了有兴趣的内容，相当刺激。

评论家富冈幸一郎则说:

(《肯定论》)原封不动作为教科书也可以，至少可以当辅助教科书。

高泽秀次也评论道:

林房雄的书是准确把握江藤淳、西尾干二等人战后观的知识性罗盘针。

筱泽秀夫则把《肯定论》视为“克服败战痴呆症的书”，都说明《肯定论》对今天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泛滥仍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林房雄的《肯定论》出笼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1965年7月，羽仁五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批判——献给所有的战死者》。接着，当年《中央公论》的9月号发表了题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批判》的专集，内中收录有著名学者井上清、星野芳郎、吉田满、小田实、细谷千博等人的文章。另外，川喜多二郎、武田泰淳、桥川文三、原田胜正、伊藤隆、宇野俊一、松泽哲成、会田雄次、松村刚等名家也分别在有关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肯定论》的反动观点。

在这些批判文章中，既有从唯物史观和人民历史观角度展开批判的内容;也有通过亲身经历批驳林房雄反动的战争认识;还有从日本思想史、政治史等角度揭示《肯定论》的荒谬和反动。

4、强化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从1956年开始，文部省设置了专职的“教科书调查官”举凡各出版机构编写的教科书一律需经调查官审核，凡被调查官视为“不合格”或需要修改的内容，必须予以修改，否则不能视为“合格品”进入各级学校。可见，教科书调查官的权力非凡。问题在于，持有如此非凡权力的调查官都是由文部省任命的，有些调查官并非是行家里手，还有些调查官出身于旧官僚，骨子里充斥着天皇主义和旧皇国主义的货色。

如战争时期狂热主张“皇国史观”的平泉澄的弟子村尾正次，自己就公开声称:

我就是皇国史观论者，我就是国粹主义者，国粹主义有什么不好!

可以想见，由这样的人来审定教科书，许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教科书就很难通过调查官的“关”。顺便提及的是，村尾正次后来不仅提升为“主任调查官”，还伙同其他调查官对家永三郎的教科书横加挑剔，最终认定为“不合格”，这才引发了后来持续32年之久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

1983年，村尾正次又和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勾搭在一起，充当该团体编写的《新编日本史》(高中课本)的“监修”。这部教科书被认为是充满“复古味道的日本史”，“在教科书中礼赞教育敕语”，“是改宪派编写的教科书”等，因此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学习指导要领》(以下简称《要领》)是日本国家法定的教学课程规则，包括教学内容、科目设置、教学进度、指导方法等，是决定日本各类学校教育方向的大政纲领。从1955年开始，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先后对《要领》进行了4次修改，分别是1955年，1958年，1967年和1975年。

以1956年公布的新《要领》为例，高中社会科中关于历史科的指导思想是:

从国内国权主义思想的高涨，以及东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来思考日俄战争和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要让学生了解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所发挥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对华21条，西伯利亚出兵等大陆政策，资本主义飞速发展阶段，了解日本战前战后的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从国际关系和国内情况两个方面让学生了解日本由于国际孤立走向全体主义国家的过程。

而1947年颁布的《要领》中，明确要求学生要认清:

什么是帝国主义，它是由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在世界史上造成了什么后果。

前后两个《要领》，可以明显看出，后一个《要领》的指导思想旨在转移视线，推诿战争责任，从中可以透视出执政当局的政治偏向和战争责任认识。

到了1958年，《要领》再一次修改，以初中的社会科为例，其中有:

培养学生尊敬和理解为国家、社会以及文化发展而尽力的先辈的业绩的态度。(要)从世界史的视野来正确地理解我国历史，并以此来考虑国家、民族的传统和日本文化的特性。根据正确的史实展开各种学习活动，以培养历史性思考和公正的判断能力。

上面的字里行间，表明了政府当局对战争历史的见解、态度和潜在意识，那就是要求学生们“尊敬和理解”战争时期的“先辈的业绩”，“正确的”认识那段历史，予以“公正的”判断等等，无异于误导历史教学的方向。

70年代中期，《要领》竟把“君之代”和“日之丸”明记其中，要求各级学校在开学、结业等重大仪式上“齐唱国歌”和“升国旗”。人们知道，“君之代”和“日之丸”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象征，它曾给中韩等亚洲人民带来无比沉重和巨大的灾难。然而，从70年代开始，日本当局竭力要从法律上把“君之代”和“日之丸”正式认定为日本的国歌和国旗，并首先从教育领域入手，在各级学校展开“齐唱国歌”和“升国旗”活动。

围绕着国歌国旗问题，请看这个时期几任日本首相的态度：

1974年3月14日，田中角荣首相在国会答辩时称:

在法律上将“日之丸”和“君之代”定为日本国旗和国歌的时机已经到来。

并表示政府准备召开制度联络调查会，具体研究国歌和国旗问题。

1975年3月6日，三木武夫首相也在国会上表示:

政府考虑要将“日之丸”和“君之代”定为国旗和国歌。

因为国旗和国歌已经在国民心中定格。

1977年6月8日，福田纠夫首相在自民党“幼儿教育恳话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

把“日之丸”当作国旗升起来，把“君之代”当作国歌堂堂正正的唱起来，是为了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心，此乃道德、情操教育的重点。

正因为执政当局的态度和倾向，从1975年开始，文部省又着手修改《要领》，并在1977年发表的新《要领》中，首次“明确地把‘君之代’称作国歌”，在音乐科目里，注明“国歌?君之代”的字样，要求“在国民的节日或其他仪式时要齐唱国歌”等。

在日本各级学校里，视当政者的态度或执行之，或排斥之，直到1999年8月，日本国会将国歌、国旗法制化后，社会各界围绕“齐唱国歌”和“升国旗”问题又掀起争议波澜。

5、删除教科书中的“侵略”字样

从1956年开始，教科书中凡是带有“侵略”字样的送审本一律要求删除，否则视为不合格。这一年，就有70%左右的教科书被宣布为“不合格”。1958年又有33%的教科书被打入“另册”，其中，就包括教育家家永三郎的送审本。

文部省审定机关提出的理由是:

许多事实的选择欠妥当。记述历史往往加以评论，这样的表现方法不适合教科书。热衷对过去史实的反省，与教科书的目标相去甚远。教科书应该让学生们了解自己祖先的事迹，培养作为日本人的自觉性和自豪感，对本民族的热爱。

进入60年代以后，教科书的审定力度进一步加大，战争时期强调的“忠君爱国”、“效忠天皇”、“为大日本帝国捐躯献身”等所谓的“爱国主义”说教开始登堂入室，浸入教科书之中。这些说教故意模糊或混淆爱国同爱政府，爱日本同爱天皇，爱民族同爱带有皇国主义色彩的日本神话之间的不可比同的关系，旨在向青少年灌输战争时期的“忠君报国”思想。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学习指导要领》中，明确规定了要进行日本神话传说的教育:

我国的神话大约在8世纪初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有集中的表现，要向学生说明这些神话是被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表现了古代人民的看法和关于国家形成的认识。

《要领》还规定了对天皇问题的表述方针，即:为了加深历史教育，必须深化对天皇的理解和敬爱。

按着《要领》的规定，显而易见，凡指责日本的侵略战争，影响日本的“形象”，或对天皇不够“理解和敬爱”的教科书都难以过关。

如有部送审稿中对天皇是这样描述的:

天皇在战前被看作现人神，战后宣布是人而不是神。

这本来是实事求是的论述，文部省的审定结论却是:“删除”；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部送审教科书写道: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日本也给亚洲各民族带来了痛苦和被害。

文部省的审定却是:

太平洋战争不只是日本的错误，也有人认为日本的进出给亚洲各民族带来了独立的机会，所以这段表达不确切，须修改。

这样，就把日本官方“亚洲解放战争说”的荒谬观点强加给教科书编纂者。

送审教科书还认为:

在核武器发达的今天，一旦发生将使人类陷入灭亡的危机，所以必须要保卫和平。

审定机关却认为，在教科书中宣扬“无意义”，“不要进行核武器的恐怖教育”，结论是“删除”。从这部教科书的被审定遭遇，完全暴露出日本执政当局执意“改恶”教科书的真实意图，即打着“爱日本”、“爱国”、“爱天皇”的旗号，把他们顽固的战争观强制灌输到教育领域，去影响不了解战争的青少年一代，进而改写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