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依宪治国、六小时工作制

2026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牺牲九十九周年。

先生在《平民主义》中写下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如金石之声：

“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

九十九年过去了。这段话的实现程度，就是先生与我们之间真正的距离。

本文试图以“平民主义”为精神内核，以“依宪治国”为制度路径，以“六小时工作制”为当前诉求，探讨如何让先生当年播下的种子，在今天长出制度化的枝叶。

一、“平民主义”：从政治宣言到可操作的制度

先生当年特别强调，“平民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仅是政治制度，而是一种“气质”、“精神的风习”、“生活的大观”。但在制度层面，他同样给出了清晰的方向：打破特权、废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实现自由联合。

这三点，翻译成今天的制度语言，就是三个核心原则：

第一，所有权必须可操作。“全民所有”不能仅是法条上的宣告。全体人民对公共资产——国有企业、土地、自然资源、财政资金——应当拥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先生所期待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其前提正是公民有权知晓公共事务的全部信息。

第二，权力运行必须透明。公共资金的每一笔收支都应当在阳光下运行。预算的制定、审批、执行、审计，全部公开可查。正如先生所言，强力为物“在今日的政治上已全失了他的效用”，政治的正当性只能来源于“公同的认可”，而公同认可的前提是充分的知情与自由的讨论。

第三，权力必须可追责。所有受托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其决策过程必须留下可追溯的痕迹，其去留最终由选举和程序决定。先生所说的“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落到制度上，就是对权力行使者的有效约束。

这三项原则构成一个递进的逻辑：所有权产生知情权，知情权支撑监督权，监督权保障受益权。这是“平民主义”从哲学走向制度的必经之路。

二、依宪治国：“平民主义”的制度化路径

先生在《平民主义》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平民主义的政治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依靠“公同的认可”。他引用欧美谚语“计算头颅胜于打破头颅”，说明多数表决的意义正在于“屏退依力为治而代之以起”。

这与“依宪治国”的精神一脉相通。

宪法不是治理的工具，而是人民授权、约束权力的根本契约。依宪治国，就意味着：

——任何权力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先生所警惕的“大某某主义”——那种“以强压的势力迫制他人，使他属伏于自己肘腋之下”的冲动——正是宪法所要防范的。

——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法定程序审议和表决通过，方具法律效力。这不是“效率的损失”，而是先生所说的“自由政治”的精髓：“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

——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先生特别强调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劳动与休息的权利——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应当是可以经由司法程序得到救济的真实权利。

在依宪治国的框架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通过提出法案、凝聚共识、参与公开议事程序等方式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这正是先生所设想的“强力”让位于“公同认可”的制度形态。

三、人民主权基金：“全民所有”的财务实现形式

先生当年批评的“少数政治”与“寡头政治”，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公共资产的实质控制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人民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既不知情，也无法受益。

要让“全民所有”从纸面走入现实，需要一套可操作、可校验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构想是设立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人民主权基金。

这并非凭空构想。先生在一百年前分析联邦主义时就已指出，平民主义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组织形式：“没有联邦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平民政治，必不能成功。”这句话的逻辑，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没有独立的、透明的公共资产管理架构，“全民所有”便永远只是一句口号。

这一基金的运行逻辑是：

资金来源统一归集——国有企业利润、税收、国有资源租金、国家权益性投资收益，全部汇入基金，杜绝预算外循环和隐形账户。先生所痛陈的“特权阶级”对公共资源的侵夺，在经济上就体现为资金流的隐匿与截留。透明，是对特权最根本的消解。

资金用途公开审议——分配方案由人民代表机构以公开审议的方式制定预算。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向每一位公民发放年度等额现金分红、统一平等的医疗和养老保障、教育科研与公共卫生、国防和公务员薪酬。先生所说的“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正是此意。

预算流程全程透明——政府部门和国企向人大提交年度预算需求，接受公开质询;预算草案公示并征集民众反馈;人大表决结果公开，每一名代表投票立场可追溯。审批通过后，基金按时间节点划拨资金，每一笔划款附带可追溯的电子标识，接受持续审计和民众监督。

当每一位公民都能如同查阅银行账户一般查询国家财政，当每一分公共资金的来去都有迹可循、有人可责，当公共服务者的薪酬不再依赖于个别长官的恩惠而是经由人民代表机构的公开决议——“全民所有”便从一种庄严的宣告，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感知、被校验、被维护的日常制度。

先生说过，不属于全民看见的，就无法被全民拥有。这句话的意思，如今更加清楚了。

四、公务员薪酬直发：切断人身依附的制度设计

先生对“专制”的批评，不仅指向君主一人之专制，更指向一切“以强力加于市府”的统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官吏常自异于平民，利用官职以为自张的资具，一切政务都靠强力处理。”

今天，这种关系在经济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基层公务员的生计依赖于顶头上司的签字，由此形成的人身依附，是制度性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温床。

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革，是公务员薪酬的直发机制：基层公务员薪资福利预算，经基层人大初审、上级人大复审、全国人大核准后，由人民主权基金直接拨付至个人账户。

这意味着，公务员的经济保障不再依赖于上级的个人意志，而是来源于经人大程序核准、由基金直接发放的法律权利。他可以依法抵制违法指令，而无需担忧生计被打击报复。忠诚的对象，从人身转向程序和法律——这正是先生所说的“官吏与公民无殊”的制度基础。

五、保留职位，更换流程：渐进的平民主义之路

先生在《平民主义》中写道：“由专制向‘平民主义’方面进行，多数表决正是屏退依力为治而代之以起的方法。”这“进行”二字，表明他深知理想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因此，制度变革必须正视现实约束。休克式的、以大规模人员替换为特征的改革，极易引发系统性功能瘫痪和剧烈的社会反弹。一条更为可行的路径是：保留职位，更换流程。

在改革过渡期，大多数现任管理者的岗位得到保留。改变的不是坐在位子上的人，而是那个位子运转的方式。党委书记从行政命令的发出者转为公开议事的主持人;国企管理者的薪资方案和发展预算必须经过人大公开审议;基层公务员岗位不变，但工资发放主体从本级政府变为人民主权基金。

同时，为旧体制内精英提供在阳光下、受制约但依然体面的新身份——例如“老人老办法”的养老职务安排——是对历史贡献的承认，也是对未来合作的契约邀请。先生当年主张以“心服”代替“压服”，这份智慧，同样适用于改革本身。

六、六小时工作制：未竟的使命

先生一百年前在《“五一”运动史》的结尾写下的那段话，至今仍让人汗颜：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希望他们由‘八小时’‘四十八小时’的运动，到‘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给‘五一’纪念日加一新意义，为‘五一’运动开一新纪元。”

他写这段话的时候，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芝加哥惨案刚过去三十多年，欧洲各国的八小时运动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先生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世界工人运动的潮头看中国。他知道八小时制是当时最急迫的目标，但他更知道，生产力的进步最终应当导向劳动时间的持续缩减。

今天，八小时工作制已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然而，法条的庄严与现实的反差，百年来始终是一条未曾弥合的裂缝。加班文化、大小周、隐性工时，在许多行业仍是常态。先生期待的“六小时”“三十六小时”，在当下的语境里，几乎是一种奢侈。

但先生说过，“希望不诚实的政府是绝望的事，要想达到目的，非靠自己努力不可”。八小时制的历史——从1886年芝加哥的流血牺牲，到写进各国法律——本身就是一部劳动者依靠自己直接行动、迫使制度做出让步的历史。六小时制同样不会自动到来。

从八小时到六小时，不仅是两个小时的差距。它意味着：

——劳动不再占据生活的绝大部分，人开始有时间成为完整的人。先生所引用的“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的口号，其精神正在于此：劳动、休息、自我发展，三者应当平衡。

——生产率的提升应当惠及劳动者本身。如果技术进步的所有红利都被资本攫取，劳动者却依然困在超长工时中，那不是生产力的进步，而是分配的失败。

——对劳动时间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限制。一个人的全部时间被工作占据，便没有余裕参与公共生活、监督权力、行使公民权利。先生所说的“人人都是治者”，其前提是人人都有时间和余裕去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

在先生牺牲九十九年后的今天，把六小时工作制写入宪法或劳动法，不再是不可企及的理想。正如他当年所说，“计算头颅胜于打破头颅”——在依宪治国的框架下，通过立法程序、集体协商、社会对话，逐步推进劳动时间的缩减，既是最理性的路径，也是最符合“平民主义”精神的方法。

七、结语：继承他，就是完成他

先生牺牲的时候，38岁。他走上绞刑架的那一刻，心中所想的，大概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他反复打磨的那个理想社会——没有特权，没有压迫，人人自由联合，公共事务由全体人民共同管理。

他曾借鲍洪的话表达过自己的态度：“你们想你们是平民主义者么?但是你们不是的。……留下‘平民主义’这个名词给自由派的中产阶级……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但他在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平民主义者”——一个追求彻底打破特权、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革命者。无论用哪个名词，他追求的方向始终如一。

九十九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读他的文字，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追问：他当年提的那些问题，我们回答了没有?

人民如何成为公共资产的真正主人?法律的条文如何变成生活的现实?劳动的时间如何不再吞噬人的全部生命?权力如何从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事务的管理?

这些追问，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写道：“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遗产的意义，在于继承;继承的方式，是完成。

让一切权力归于宪法，归于程序，归于人民的真实参与。

让每一分公共资金都在阳光下运行，让每一位公民都能翻阅属于自己的那本账。

让八小时工作制不再是需要反复抗争的目标，让六小时工作制成为可以期待的未来。

到那一天，先生所描述的“平民的社会”——“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或许就不再是一篇百年前的文字，而是我们亲手建造的家园。

继承他，就是完成他。

1927年4月28日—2026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牺牲九十九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