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和“大跃进”的是非曲直【上】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跃进”促发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新中国的一个伤痛，从国家到个人都想把它忘记，但忘记不了。伤痛太深，深入骨髓。但也好，“智者不会在同一地方摔两次跟头”。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发现，那一群人对于这件历史事件，“推卸责任多，自我批评少”。为了还原当事人应该负的历史责任，笔者以公开的资料来还原那起事件的原委。

在这个世界上上，任何事件都不可能是独立的，没有原委的。“大跃进”也是一样。事情应该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说起。当年的中国，由于在朝鲜半岛抵住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东亚的侵略和渗透，帮助苏联缓解了欧洲方面的压力。斯大林看到中国，可以帮助苏联维护和开拓“社会主义阵营”。于是学习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帮助中国发展工业。

而刚刚建立，还处在战争里的的中国，太需要发展了。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的工业化”，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还和几千年的中国一样，还是“农业国家”。苏联人帮助中国发展工业，我们没有经验，只能以苏联的经验来套用指导中国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这就有了“一五计划”的编制。

我们大家大都从书报杂志，影视作品里看过，新中国当年的外交，经济，体育，商业，水利等行业的领导人都是军事领导人改行，来担当的。1953年制定“一五计划”时，有很多朝鲜战场刚刚走下来的人参与制定。苏联专家制定的“计划”大纲给中国专家看，他们强烈不同意。说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猴年马月才能赶上美国啊!

在朝鲜半岛战场上由于科技的代差，他亲眼目睹很多的生命，被钢铁机器美国屠戮，却无能为力。世界战云密布，他们想尽快赶上美国科技，再有战争，就不会再发生科技代差带来的人员损失。所以他们强烈要求苏联专家更改提高“一五计划”。最后，苏联专家都咆哮了，说这样的计划违反经济规律，即使“精神病人”都不敢接受，都不能相信。让人不可相信的是，“一五计划”竟然超额完成了。这就为“二五计划”的“大跃进”埋下了天大的祸根。

1953年和1954年的工农业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既定年计划，促使中央发布更为大胆的远景规划。1956年2月16日，国家计委提出来《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规划纲要》。根据我对“大跃进”事件的梳理，这个规划纲要是“大跃进”的最最主要的推手，后来的很多经济源头都和此有关。只是可惜，这个文件被国家档案馆隐藏了，我找不到原件看他的主要内容了，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是“大跃进”最着力的推手。

在1956底，陈云做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里，在骄人成绩的后面，“大跃进”的火焰就出来了。首先，陈云肯定1956年经济建设的成绩。“1956年，我国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在农村，由于农民在合作化以且更加紧张的劳动，虽然自然灾害并不小于1954年，而粮食和其他农作物(除棉花)的产量，比丰收的1955年还有增加。工业的总产值和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也有很大的增长，工业生产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产值指标，基本建设四年累计已经完成计划投资总额的80%以上。这些情况说明，1956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在财经缺点错误的第二项，陈云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木材、竹子、煤炭等，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钢铁是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去年用空了70万吨的库存(其中双轮双铧梨和锅驼机就多用了20万吨)，以致有些地方在搞以物易物。由于缺少原料，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这就为以后的“大炼钢铁”埋下了伏笔。

1958年1月11——22日召开的部分领导的“南宁会议”是公认的“大跃进”开头。会上薄一波做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汇报提要(草案)》的发言。草案提出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5.1%，即747.47亿元;发电量达到220亿度，增长15%;煤炭1.5亿吨，增长16%;生铁720万吨，增长22%;钢620万吨，增长17%;水泥765万吨，增长12%;木材2850万立方公尺，增长9.4%;机床2.6万台，增长3.3%;农业总产值增长6.5%，即642.5亿元;粮食产量达到3920亿斤，增长5.9%;棉花产量达到3500万担，增长6.7%。财政收入330亿元，增长7.22%;基本建设投资134.36亿元，增长12%。国家计划内职工年末达到2440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40万人。薄一波在汇报中讲，上述计划的中心是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高潮，迎接“大跃进”，为二个五年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铺好道路。[!--empirenews.page--]

毛泽东听了很生气，毛泽东在讲话和插话中，比杭州会议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他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指责《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要检查从那以后宣传反冒进的评论和消息。他认为这篇社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两字，骂我的我为什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上是反冒进，方法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16日，毛泽东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文章，批评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正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这个谈话，后来的执政者把“大跃进”的一切问题都让毛泽东给背了。可是，各位如果看看陈云的《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主要方法》开头说的，“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今年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将会超过二百二十亿元，比去年的一百二十六亿元增长百分之八十以上，建设的进度是很快的。同时，设计和施工力量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这些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再对比下薄一波的发言，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对于“南宁会议”的生气了。

对于“南宁会议”，后来称为“反冒进会议”的问题。其实最早可以推到1956年，为此事，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发生了分歧。但后来二人观点趋于一致。这就是1956年的《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明确把“反右倾保守”的社论和“多快好省”放在一起。让人跟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要保守，又不要冒进。

可是，我还是再一次说，在耀眼的成绩后面其实灾难在慢慢地形成，包括这时间的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完全看出成绩背后的问题。到3月份，《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毛泽东主席说，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其实更早的，陈云的《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主要方法》也说了一些不好的现象，陈云说，错误和缺点突出地表现在，从今年十月以来，发生了比历年多得多的工程质量事故，同时也有许多工伤事故。这向我们敲起了警钟，要我们严重注意。如果现在不加以纠正和补救，工程质量事故还会继续增加，将来投入生产后厂房倒塌，损失就会更大。现在注意这件事，为时还不算太晚。召开这次会议，就是因为在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工程质量事故。今年基本建设“大跃进”，许多厂房是在下半年建起来的，现在需要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进行补救，要把纠正和补救的工作看成是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

造成严重工程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的原因，有设计方面的，有施工方面的，有材料方面的，也有管理制度方面的。概括起来说，有如下五点：其中前四点说：

(一)注意了“多”、“快”、“省”，这是对的，但是注意“好”不够。也就是说，注意了数量，忽略了质量，对“多快好省”没有完整的理解。

(二)反对保守思想以后，出现了片面节约材料和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倾向。我们说，节约材料是需要的，今后还要注意节约材料，但片面节约材料是不对的;使用代用材料是需要的，但不适当地使用代用材料也是不对的。比如大的钢铁厂，应该用钢结构的就要用钢结构，应该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就要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不是保守，也不是浪费，而是实事求是。

(三)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地方把必要的规章制度也打掉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果现在有，还要打破，但合理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就不能打破。这就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样，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empirenews.page--]

(四)注意在基本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这是重要的，我们还要继续搞，但是业务机关放松了必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技术管理工作，是不对的。应该说，搞群众运动，并不是取消管理制度，而是使群众起来参加管理，改进管理制度，遵守管理制度。

这耀眼的成绩后面的问题没有看出来，没有剔除，等到"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一做大，中国的悲剧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