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某些很反常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一文，谈“变形虫”策略

乌有之乡上看到了这篇热点文章，就有了也来说点的冲动。

这篇文章中包含了这样一个核心意思：不要把官僚派（体制内掌权的修正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当权派）得罪了，得罪了他们，到时他们降了旗，左派连现有的这点合法性都没有了。左派力量还弱，要用巧妙的办法即保存自己，又发展自己。

向体制内的某些可以争取的力量伸出橄榄枝，或者接住体制内伸出的橄榄枝，我不反对。列宁在《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参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一节有这样一段：

“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即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获得胜利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

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上又这样说（两段是用了粗体着重提出的）：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宋，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注意“麻痹”两个字！

我在该文的评论栏中这样说：

“左派不要搞纯粹，要做有坚硬内核的变形虫，向着各个方向去争取同盟，哪怕是暂时的、不可靠的。这就需要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变形虫的内核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以大众民主为外衣的无产阶级民主，这个原则不能放弃。”

因此，我的主张是：左派应该有即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应该向着社会的各个方向去争取同盟，哪怕是暂时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现在来讲纯粹就是犯了“幼稚病”。但是，原则立场不能丢，不能忘记现在体制内伸出橄榄枝，是出于它们自己的困境，是有着它们自己的目的和盘算的。
 

历史上降旗有两个结果。一个苏联，旗降了，官僚特权阶层、经济技术官僚阶层，权照样捏得稳，而且立即羽化为新官僚资产阶级（俄罗斯70%的中央干部，80%地方干部继承了原苏联的衣钵成了新政权的主体；95%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直接把企业变更至自己名下成了原来企业的真正主人）；另一个东欧，旗降了，权让西方扶持的自由主义“右派”夺了，官僚特权阶层、经济技术官僚阶层家族的资产抄没了，连身首都异处了。苏联，体制外是真空，没有异己势力；东欧就不同了，中国体制外的势力更多、更复杂。降旗，后果难料啊！

现在，国内阶级分化更清晰了，阶级斗争也更激烈了。10年席卷全国的罢工潮，一下子公开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这次罢工潮中受冲击最严重的是资产阶级的下层——工商业民族自由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它们要直接靠大量工人劳动来推动资本积累；需求萎缩、利润下降使它们只有靠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整个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冲突几乎都由他的下层承担了，他们能不恨空手套白狼，又引进外国垄断资本来挤压它们生存空间的上层——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房地产金融投机资产阶级、地方大工业资产阶级吗（现在中小资本家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浸泡在投机里防腐，当投机崩溃时，这些资本将立即风化，到时，仇恨还会增加。）？！

这种形势，我认为是左派可以大胆利用的，所以，我在上面提出了“变形虫”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