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的批判”看“唯生产力论”者的面貌

(早晨收到服务号通知，说那篇文章已被删除，于是便重新发布了一次。没想到发完后才发现，原本精选的那一篇其实还在[被ban的应该是另外一篇一样的文章]。这算是个意外之喜吧，也正好体现了“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好处。)

作者“有林”挖空心思穿小鞋的技能也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他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成功地把稻草人树立起来了：“歪曲和篡改革命导师的观点，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的惯用手法。在这方面，康生可以说是个能手。1969 年 5 月，他在一次会上大批 “唯生产力论” 时，竟然把列宁歪曲成为一个完全忽视生产力的作用的人。他胡说什么，“列宁总是(请注意“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伟大作用”，似乎列宁从来不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作者确实抓住了康生的一个不严谨之处，或者说是革命导师的一个不严谨之处，因为革命导师确实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说过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话(同时也没有说过忽略政治路线的话)革命导师也这样说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作者接下来的论证方式，暴露了其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上的严重问题。他首先祭出“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一论断，前面已经说过这本身也是不严谨的，但其潜台词更是流露出将领袖言论偶像化、教条化的危险倾向，仿佛列宁的每一句话都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紧接着，作者引用了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关于生产关系是基础、思想关系是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最终要归结于生产力高度的论述。这段引文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问题在于作者引用这段话的方式和目的。他孤立地、静止地拿出这段强调生产关系决定性的论述，并以此作为不容置疑的论据，却完全割裂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其他部分的有机联系，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原理。

更为严重的是，作者采用“掐头去尾”的手法，选择性地截取列宁的论述，服务于其预设的观点。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的全面性、发展性的分析方法。实际上列宁不仅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强调了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是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但是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将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力。

这种片面引用、割裂理论、将其凝固化的做法，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它不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将其变成了僵死的教条。这种“本本主义”式的论证，无法真正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反而可能因为脱离实际、脱离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而在实践中导致“左”或右的错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完整地、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和运用革命导师的理论遗产，将其与不断变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像这样断章取义，将其当作打压不同意见、维护自身僵化观点的工具。这与历史上某些机会主义者歪曲经典以谋私利的手法并无二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性的严重歪曲和损害。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这篇文章中列宁是这样引用马克思的话的：

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妄想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经过描写如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项工作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政治形式一样，是不能单单从法律根据和政治根据中引伸出来和得到解释的;更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中得到解释和引伸出来，它们仅仅根源于物质的、生活的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的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法作家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不得不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总是同当时他们的经济力量所具有的那个生产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合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是生产制度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纯粹精神生活的过程。它们的存在不仅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地，人的意识本身则是依赖于它们的存在。

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人们彼此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因此，它们也就开始同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财产制度发生矛盾。于是，生产关系便不再同生产能力相适应，而开始束缚它了。社会变革的时代就由此产生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竖立在它上面的全部庞大上层建筑也多多少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

这几段话清晰无比地指出了：

1、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力：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存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法律表现形式——财产制度)会从最初的适应状态转变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明确指出了生产关系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它并非总是被动地适应生产力，而是能够反过来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进步。

2、变革生产关系的必要性：正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成为了“束缚”，才导致“社会变革的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往往必须通过革命性的手段，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能够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3、主观能动性的体现：社会变革并非生产力发展的自动结果，而是通过阶级斗争、革命实践等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来实现的。变革生产关系本身就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核心体现。

因此，那种仅仅强调所谓“生产力决定一切”，认为只要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就会随之改变，甚至以此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生产关系调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观点，完全抽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内核和革命精神。

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否定了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将历史发展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技术决定论的过程。这正是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典型特征。它往往在实践中表现为放弃革命斗争，等待生产力“自然成熟”;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讲技术、经济，不讲政治、不讲路线，忽视所有制改造和人与人关系的调整。

接着作者还继续引用列宁对生产力的称赞：“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又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作者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他的“唯生产力论”提供理论依据。列宁称赞历史唯物主义是“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唯生产力论”者往往抓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将其绝对化，歪曲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后自动发生的、纯粹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忽视甚至否定实现这种更替所必需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和列宁同样强调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其与现存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激化，以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打破旧生产关系的束缚，才最终实现了社会结构的更替。仅仅强调生产力发展这个“最终原因”，而抽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以及阶级斗争这个“直接动力”，就阉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灵魂，使其沦为一种机械的、非辩证的进化论。

所谓“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又从各个方面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起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建设的环境，领导俄国人民去完成经济建设这个比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更困难、更重要的任务”——则是对列宁强调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与内涵的严重歪曲，过分夸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重要性，甚至称其为“更困难、更重要的任务”。“唯生产力论”者常常利用这一点来论证：革命的首要甚至唯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仿佛只要经济搞上去了，社会主义就能自然建成;甚至以此倒推——认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

将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但是理论还没有来得及验证的)关于工作重心的论述，泛化为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原则，甚至用来否定革命的必要性或贬低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偷换概念和实用主义歪曲。

所以，作者引用列宁的这些话语，如果其目的是为了论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或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他是借此来暗示或论证：

一、社会变革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结果，无需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

二、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革命后应只抓生产力，漠视生产关系的演进和阶级斗争;

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特别是阻碍作用)以及变革生产关系的主观能动性是无足轻重的。

那么，他的观点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陷入了“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泥沼。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常常被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辩护或者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供理论包装。对其进行批判，正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必要之举。

然而，作者在选择性地征引列宁论述以支撑其观点时，似乎陷入了一种深刻的自我矛盾与选择性失明。他或许忘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意回避了伟大导师列宁本人对这种“修饰”和“阉割”革命学说的行为所发出的、极其严厉的警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开篇便一针见血地指出：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饰”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

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这段话难道不正是对作者本人论证手法的一面“照妖镜”吗?

当作者刻意突出列宁关于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论述，而系统性地忽略或淡化列宁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国家机器以及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性主张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扮演列宁所批判的那种角色——将革命导师“偶像化”的同时，悄然“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将列宁强调经济建设的论述从其特定的历史前提(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但是理论还没有来得及验证的)中抽离出来，将其泛化为一种超脱阶级斗争和革命前提的普遍真理，难道不正是“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的体现吗?

当作者试图将列宁塑造为一个似乎只关注经济增长的技术官僚式形象，而对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定、最彻底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避而不谈时，难道不正是将“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吗?

因此，列宁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对遥远敌人的批判，不如说更像是一份写给后世所有试图“修饰”和“利用”其学说者的严厉警告。作者若真心尊崇列宁，就应当直面这份警告，反躬自省其论证方式是否已不自觉地滑入了机会主义的窠臼，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将活生生的、充满革命辩证法的列宁主义，肢解成了符合自身偏见的、僵死的教条碎片。这，才是最需要警惕的智识上的不诚实与政治上的危险倾向。

作者说来说去，引用来引用去，还是逃不出“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理论：“列宁是不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呢?当然是强调的。但是，列宁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着眼于如何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例如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外国侵略者实行武装干涉，白卫军进行叛乱，几乎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绝境。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加上没有先例和缺乏经验，采取了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政策。因为走得过远，结果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加剧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正是列宁，及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并且在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就勇敢地实行退却，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到新经济政策，使得远远离开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重新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这就说明，列宁所强调的生产关系的作用决不象康生所歪曲的那样。康生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作用，是另有含义的，那就是不顾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任意地 “变革生产关系”。”

在我印象中，1975年右派起草的臭名昭著的纲领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右类似的说教，现在我把它贴出来，竟是何等的相似：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毛主席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这种认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并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都这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这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

右派分子一味强调经济建设，混淆“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主要矛盾，在和平时期，把矛盾转移到看不见的敌人，甚至是假象的敌人，避而不谈甚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不到走资派的危险性，这无疑是在政治上解除人民的武装，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理论温床。他们将“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却不强调这个基础是在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下，为谁而建设，为谁而巩固，以及如何防止其蜕变。

右派的这种论调，看似“重视经济”，实则带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倾向，它抽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阶级内容和政治方向，企图用单纯的经济发展掩盖或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最终导向的是一条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进行经济调整的原则，以及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路线，是貌合神离甚至根本对立的。

作者要是早个30年在1949年说这个话，我估计也没有多少人会反驳你，但是你却罔顾事实，罔顾这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恶意中伤社会主义建设者。作者认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步子迈得太大”，并试图通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佐证这一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恶意中伤。

它首先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简单理解为“退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严重曲解。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包围、国内战争、经济封锁等)采取的战略调整，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具体体现。这种调整不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种战略选择。

然后别有用心地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将社会主义建设简单等同于生产力发展，选择性失明，他看不到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这种观点将发展过程中的暂时困难夸大为制度性缺陷，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恶意中伤。选择性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既无外债，又无内在，屹立于世界工业强国之林。这些成就是任何客观的历史观察者都无法否认的。然而，作者却将这些成就一笔勾销，极度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人民当家作主，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要借批判革命左派为名，行否定革命、颠覆人民政权之实，为已被唾弃的剥削制度张目，妄图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拉回黑暗的旧时代!

作者这样泛滥地歪曲地引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将其描述为“使得远远离开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重新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并以此为据，攻击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如影射毛主席的主张)是“不顾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任意地‘变革生产关系’”。这种论调的潜台词昭然若揭：作者险恶地认为旧中国积贫积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根本不具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格”，强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任意妄为”，是脱离“生产力”的空想。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陈腐的、机械的“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背叛，其最终目的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双向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它不适应(特别是成为“桎梏”时)，它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作者只取前者，且将其解读为被动的“适应”，完全阉割了后者——即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以及通过革命性变革建立新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本身，就是打破旧俄国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封建地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好证明!

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出“适应”的观点无异于提出让“先进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所谓“落后的生产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荒谬且具有颠覆性的修正主义命题。这恰恰是作者借歌颂“唯生产力论”为“修正主义”提供理论庇护而已。

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在生产力方面还遗留着过多的资本主义的残余。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之一，恰恰是通过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来打破旧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从而解放生产力，并为其高速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先进的生产关系本身就蕴含着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巨大潜能。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已经建立起来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生产关系，去迁就、去“适应”暂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这实质上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等于说推翻旧制度、建立公有制是“操之过急”、“超越了阶段”，需要“退回去”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不是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去改解放落后的生产力(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很发达，其本质也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的，因而也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以当时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对比，应该以同时代的生产条件对比!)。

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方向。“适应”落后生产力，必然要求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重新引入甚至扩大那些与落后生产力相适应的、非社会主义的乃至资本主义的因素。

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大门。 这种“适应”的逻辑终点，必然是逐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抹杀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实现历史的倒退。

这完全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体现在它能够自觉地、能动地利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抓革命，促生产”不正是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还有旧的观念残留的条件下引导、促进和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的伟大创举吗?

因此，作者那种将列宁新经济政策歪曲为“(先进)生产关系必须适应落后生产力”的论调，绝非简单的理解偏差，而是偷换概念，包藏祸心。其真实目的，正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领导作用和主观能动性，为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推行资本主义道路制造理论依据。这正是“唯生产力论”在实践中最危险的体现，它以所谓“尊重客观规律”为幌子，行复辟倒退之实，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确实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也只(注意：我强调的是“只”)是体现在社会关系将要发生变革之时，或者说是推动旧的生产关系演变为新的生产关系之时)，但这绝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只能被动地、线性地适应生产力。恰恰相反，先进的生产关系能够解放并一日千里地发展生产力，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时，它们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刺激。当生产关系不再与生产力相适应时，它们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就不能发展生产力时，生产关系的转变就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旧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时，地主和买办阶级代表了中国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和破坏。在 1949 年解放之前，中国没有任何机械制造工业，也没有任何汽车或飞机制造业。在东北以外，钢材的年产量只有几十万吨。甚至连生活必需品也是进口的。布被称为洋布，雨伞被称为洋伞。即使是一个小钉子也被称为洋钉。在那种形势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转变买办—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落后的生产关系则会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时，率先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前提与核心动力。先进的生产关系(例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能够打破旧制度的束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和动员劳动者，从而革命性地、跨越式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起点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所以，生产力的重大发展通常发生在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也就是说，先进的生产关系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之后。例如，在英国，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是在 17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大规模现代工业只有在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以各种方式发生转变之后才能迅速发展。

从辩证唯物主义层面上说，作者机械地引用革命导师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政策，选择性忽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否定了革命的能动性，特别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按照这种逻辑，一切落后国家都只能永远停留在“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落后生产关系中，等待生产力“自然”发展到某个阶段才能考虑社会变革。这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通过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来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革命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极大地解放了被旧制度严重束缚的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将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污蔑为“任意地‘变革生产关系’”，恰恰暴露了论者对革命本身的恐惧和敌视。作者歪曲历史、罔顾事实，选择性地无视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生产力极端落后、发展停滞的现实，反而将生产力的落后归咎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它更是完全抹杀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的辉煌历史。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诡辩，无非是想论证中国人民当初就不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就应该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继续走那条已被证明是死胡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或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实践，特别是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雄辩地粉碎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产生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陈腐观念。历史证明，生产力水平并非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或先决的硬性门槛。将生产力发展水平视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绝对前提，实质上是取消了革命的能动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学说的庸俗化理解。

诚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它绝非孤立地、单线地决定一切。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尤其是在阶级社会，先进的、革命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不仅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去塑造、改造和推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从而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甚至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只要存在一个由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组织严密、信仰坚定、掌握了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能有效动员群众的强大革命上层建筑，就完全可能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产力是否达到了某个所谓的“标准线”，而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掌握历史主动权、并坚决运用国家(群众)力量去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那些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反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核心要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自然成熟”，就必然会滑向取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修正主义泥潭。历史的辩证法恰恰在于：正是通过建立强大的革命上层建筑，落后国家才赢得了跨越式发展生产力、最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

这根大棒首先打向X xx。康生多次断章取义地摘引X xx在 1949 年 5 月的几次讲话，说这是宣扬考茨基和苏汉诺夫等人的反动理论。并且说，“这种‘理论’，人们叫做生产力论，或者叫唯生产力论。” 康生所摘引的主要是Xxx同志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天津、北京讲的两段话：“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那末，Xxx同志这期间所宣传的基本观点对不对呢?现在人们都很清楚，是对的。只要翻阅一下当时的文献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X xx个人的观点。

作者终于在整篇文章快要结尾的地方头一次出现了毛主席的名字，虽然他前面处处都没有提过毛主席，但是他处处都在污蔑、诋毁、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显然他在这里也不可能是歌颂毛主席的，他引用毛主席的文献只是给为了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货色洗白而已，其实他又错了，虽然他是这样引用的：

1949 年 3 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毛主席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不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意泛滥，而必须加以限制，但是如果认为可以限制太大太死，甚至认为可以很快消灭，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 4 卷，1967 年横排本第 1369—1370 页)

要真正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路线分歧，就必须直面原始文献，戳穿那些试图混淆视听、偷梁换柱的伎俩。某些论述常常将Xxx与毛主席的观点并置，营造出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假象，但这背后往往隐藏着精心的理论裁剪和政治倾向。

我们看到，被引述的X xx观点——“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展现出一种几乎是无条件地将发展生产力等同于大力发展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倾向。如果某些作者确实以此为基调来论证其观点，那么其意图便显而易见：为一种侧重于、甚至优先于发展资本主义成分的路线寻找理论依据。

然而，当我们转向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原文时，景象则截然不同，充满了辩证法与阶级分析的锐利锋芒。毛主席确实承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并容许“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称之为“经济上必要的”。但是！这绝非某些论述所暗示的终点，甚至不是论述的重心。毛主席紧接着，以极大的篇幅和极其明确的语言强调了限制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

看到区别了吗?毛主席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辩证的整体。他既看到了利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必要，更看到了对其进行限制的必要，并将这种“限制与反限制”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同时警惕了右倾和“左”倾两种机会主义错误。

现在，再看某些作者的“总结”：“毛主席(作者原文直接用毛主席的名讳，而称Xxx为同志，这就说明了一切)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不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意泛滥，而必须加以限制，但是如果认为可以限制太大太死，甚至认为可以很快消灭，也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总结看似“公允”，实则用心险恶。它刻意淡化、甚至阉割了毛主席原文中关于具体限制措施、阶级斗争是主要形式、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不限制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等核心内容。通过这种“掐头去尾取中间”的手法，将毛主席充满斗争精神和战略远见的辩证论述，扭曲成一种仅仅是反对“限制太过”的温和论调，从而拉近其与前述X xx观点的距离，制造出两者似乎“本质一致”的假象。

这种操作手法，正如毛主席本人后来在批判《人民日报》社论时一针见血指出的：“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买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这与革命导师列宁所批判的修正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使其变得“可以接受”，从而更好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做法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模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为某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观点提供理论依据。

毛主席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这篇文章的核心并不是批判“康生”，而是极其反动地为修正主义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