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鹤元:《邓小平年谱》考证之三——广西起义

作者:余鹤元 来源:乌有之乡 2026-11-20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一、序言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接上文:余鹤元:《邓小平年谱》、自述与传闻考证之二淮海战役

1927年蒋汪叛变国民革命后,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指导下,在南北各地,我党组织、发动了此起彼伏的起义。张云逸、邓小平等多人组织领导了土地革命时期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2019年,在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建立百色起义纪念园;又于2021年在下辖县级市苹果建起邓小平铜像广场,后改名“邓公山”,馆内还挂有类似井冈山朱毛会师图的巨幅“邓毛会师”油画。如加上规模可观的四川广安故居,似乎可与第一代领导核心比肩。因此给后代们的印象: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百色起义,没有百色起义就没有广西现代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

但以上广西纪念园场,与开辟中国红色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相比,占地面积超其23.2倍,耗资超过近2倍,而日均游客量只是井冈山的16.33%(数据来自于百度网络,计算而成)地方政府、不少主流媒体的宣传力度与人民心中的共鸣度反差如此之大,我们只有通过考证邓小平同志这段不可忽视的经历也许会找到答案。

二、历史背景

中共六大前后,中共中央不断派遣或指使在各地党组织领导成员如彭湃、周逸群、贺龙、方志敏、杨靖宇、彭德怀等,组织矿山、农村地区和左翼国民革命军的武装起义。至1929年1月,广西省已召开“一大”,二次重建省委机关。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李宗仁失败下台, 由国民政府任命原北伐军第七师长李明瑞 ①任广西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俞作伯②任广西政府主席,其兄俞作豫(共产党员)③任李明瑞部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至此,广西的军政大权由素来接近我党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掌控。所以党中央从6月开始,向广西党组织先后派了张云逸、④邓小平、陈豪人、叶季壮等十多名党员去广西作兵运、农运工作。

三、考证周期

按地方史记载,1929年7月—1931年3月邓小平在广西和红七军中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总共609天。

四、考证对象

《邓小平年谱》(上)⑤(以下简称《年谱》,邓小平俗称“谱主”)

《年谱》记载邓斌(邓小平的化名)从1929年9月上旬到达广西南宁与雷经天⑥秘密接上关系开始,历经百色、龙州二次起义,红八军覆灭、红七军失败,在撤往中央苏区途中的1931年3月10日离队去上海党中央,到4月29日完成给中央写的《七军工作报告》止,也历尽609天。

年谱中记载了与谱主有关或无关的活动共116条,只占总天数的19%;其中88条与其直接有关,包括了开会、指示、谈话、演讲、汇报、通告、土改、整训、培训、行军、运输、遭遇战等。(按《年谱》P50——82缩编,——作者注)

但在撤向中央苏区途中犹豫不决和不断更换暂栖地而召开的会议达16次,占88条的五分之一。(按《年谱》P68—80缩编,——作者注)

本文对谱主直接有关和少量无关的重点活动进行对比式考证。

五、考证重点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⑦

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1929年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总政委。P279

那么,邓小平同志在广西倒底是如何领导二次武装起义?又如何开展根据地建设与保卫战的呢?只有让史实说话。

六、考证证据

6.1主要证据:

a)《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⑧第一辑《史料综述》(以下简称《史料汇编》)。

汇编目的:纪念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百色起义四十九周年和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调查、编撰的。

叙事特点:只要与邓小平、张云逸有关的讲话、活动都在考证基础上作详细阐述,且褒奖有加。

编辑特点:内容只涉及起义前后的地方党史,就地取材,有些当事人还健在,容易征询、查询、考证、核实;

采集特点:1978年出版,比2009版的《年谱》早31年,对史料的人为污染较少,遗失可能性更小。

b)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⑩

c)《张云逸年谱》、《张云逸传》均为中央军委立项,军事科学院组编。

6.2旁证资料:

与二次起义有关人员的年谱、传记、回忆录和党刊纪念文章等资料。

七、起义前的形势和起义特点

7.1、兵运成果

1929年6月——10月,趁李明瑞、俞作柏北上反蒋之际,张云逸、俞作榆等共产党员掌控南宁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张云逸又以警备司令身份把南宁市军械库的轻重武器弹药、装备和金库钱银以及部队全部运至和带到左、右江地区,为中共广西特委创造起义的军事、经济条件。(《史料汇编》P101、102缩编,——作者注)

7.2、右江地区

以百色⑪为中心的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在李、俞反蒋失败退守龙州、桂粤军阀混战之际,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到达百色后开展围歼、收缴土匪和反动地方武装、扩充农军武装。同时迅速清除内患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而韦拔群⑫等领导农军打败地主民团、地方武装,攻占四县县城。到12月上旬就有东兰、凤山等十一个县建立临时政府革命委员会,兵力约五千人。(按《史料汇编》P104——111缩编,——作者注)

7.3、左江地区

以龙州⑬为中心的左江地区革命运动,从1929年9月逐步复兴以来,历经11月下旬李明瑞、俞作榆率警备第五大队平定副大队长蒙志仁的叛乱,收复龙州,来年1月解除了任第二游击大队司令原恶霸地主黄飞虎的武装;期间不断扩军(武装农军、工人赤卫队,收编土匪)到起义前夕革命武装达五千余人。还在龙州、凭祥等八个县建立革命委员会。(按《史料汇编》P131——140缩编,——作者注)

7.4、二次起义的特点

a)地理:根据地远离首府南宁的西南面,依山傍水(左、右江)。反动军阀混战一时顾及不上。

b)武装:旧军队和收编土匪占比较大,且没有改造好。新扩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差。从起义开始每人每月饷银20块大洋,与其它起义不同。

c)形式:12月11日、2月1日起义日,都是不放一枪、标语挂旗、口号游行、挂牌布告、开会选举、成立政府(左、右江政府)。(按《史料汇编》P139——143缩编——作者注)

八、邓小平大事记

(1929.7——1931.2)

8.1、起义前

1929年9月上旬经越南到达南宁,化名邓斌,以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在南宁中山路光昌汽灯店的广西省委秘密联络点与雷经天、陈豪人、俞作榆等取得联系。

——《年谱》P50

陆续派到广西的中共党员有邓斌(即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后脱党)……(列举了13人,省略。——编者注)。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到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部队里工作。……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

——《史料汇编》P92—94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红七军成立

8.1.1百色起义

8.1.1.1召开广西省党代会

a)《年谱》

(1929年)9月10日——14日指导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广西党组织今后的工作路线和中心任务。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共广西特委。(详见注⑭)

10月30日△收到中共中央要求回上海报告工作的来电。

b)《史料汇编》

1928年6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贵县召开,中共中央派恽代恽参加。成立广西省委,朱锡昂任省委书记P70、71

附:1928年6月16日,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原中共党员张国才住所秘密召开。现旧址有“广西一大”的文物、图片、资料陈列展览,详细介绍会议内容。旧址在今贵港市港北区达开路榕兴街34号。

——摘自广西区广电局

1929年9月1日在南宁市郊区津头村雷经天家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共开了七天,第一天由党中央代表邓斌传达中央指示,……大会又决定改中共广西省委为广西特委,……(详见注⑮)

8.1.1.2部队调配武器搬运

a)《年谱》

1929年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向全国发出反蒋通电。……(在南宁——编者注)邓小平指示张云逸,将所有汽船集中于邕江岸边待命,并派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一个营去左江地区,第五大队一个营去右江地区。P51

b)《张云逸年谱》⑯

10月上中旬,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教导大队主任徐廷杰想率部投靠蒋介石……张云逸从警备第四大队及时赶到,把部队带回南宁。

10月13日俞作柏、李明瑞和俞作榆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乘船撤向龙州。同日,张云逸指挥警备第四大队、教导大队和民工,将南宁军械库、银行等地保存的枪支、弹药和物资搬上停靠在邕江北岸洋关码头的船只。P24

c)《史料汇编》

(10月上旬——作者注)广西党组织决定,由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做准备。

10月14日警备第五大队由俞作榆率领开上左江,前往龙州。

20日,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军械船队都到平马镇,经叶季壮介绍,张云逸才第一次见到已来南宁三、四个月的邓斌。邓斌曾代表党组织对军队工作作过许多指示。(缩减,以此推算邓是7月到达南宁——作者注)P102

8.1.1.3起义前的准备

a)《年谱》

11月初,主持召开中共广西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决定推迟到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即十二月十一日举行。会后,中共广西前委再派龚饮冰⑰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和计划。P54

12月初,对百色起义的部署作重新调整,右江先行起事。随后带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等前往龙州。(详见注⑱)

b)《史料汇编》

11月初,回来的龚饮冰传达的中央颁布将成立的二支红军番号,任命两军军长,邓斌为两军总政委。并指示不能坚持,则北上江西,汇合朱毛。邓斌立即召开部队党委会议传达中央任命指示。会后由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央表示,进入右江的部队改编为红军还需要四十天时间准备。在十一月上旬起义的各项工作都部署就绪后,邓斌即离开百色去龙州。(详见注⑲)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龙州起义

8.1.2龙州起义

8.1.2.1《年谱》

11月中旬,化装成商人,到龙州做李明瑞(时任由第五大队扩编为旅的总指挥——作者注)的工作,商议举行龙州起义。之后从龙州赴上海。……至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时,与从龙州赶往百色的李明瑞相遇,随即一起返回百色。

注1:此地名见于《邓小平与李明瑞》P54,2001年8月第1版,(邓李谈话在榕树坳附近,回百色路上第二次谈话,住粤东会馆二天。)

在百色清风楼同李明瑞彻夜长谈,说服李放弃攻打南宁计划……以中共广西前委的名义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注2:此地名见《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P125,王福琨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邓张在清风楼宴请,授权总指挥。)

12月初,达到龙州。连续二天开会,传达中央举行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会后,离开龙州去上海。(以上详见注⑳)

8.1.2.2《史料汇编》

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邓斌……到龙州后,邓斌给李明瑞做工作,使他同意打起红旗;开会传达中央建立红七、八军的指示……之后就留下何世昌、严敏等在龙州,离龙州经越南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李明瑞到右江后,张云逸恳切地向他说明,我党的主张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说明我们也同意向南宁发展,但要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以后。并表示待左右江正式建军后,我党准备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李明瑞接受劝告,愿意参加革命。(详见注㉑)

8.1.2.3《张云逸年谱》P125、《张云逸传》P50

清风楼里曾召开过第一次广西前委会议(红七军前委会议——作者注)。

8.2、起义后

8.2.1、右江地区

8.2.1.1、《年谱》

4月5日到达东兰县武篆区,与雷经天、韦拔群会合。住魁星楼。通过俞作豫派来的情报员了解到红八军失利的情况。P65

5月上旬,获悉李明瑞、张云逸已率红七军主力回到河池,立即前往河池汇合,主持召开部队党员大会,传达从上海带回的中央指示。P66

中旬回到武篆,在魁星楼召开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对回师右江根据地巩固进行研究部署。P67

8.2.1.2、《史料汇编》

(3月9日)邓政委在红八军一个连的护送下,(于12日)到达东兰武篆,顺利回到右江。(详见注㉒)

邓政委在三月份从左江回到武篆,即与韦拔群、雷经天在东凤进行土改试点。到五月初就率领卫士班由牙美元等为向导去贵州寻找红七军主力。P168

从二月份三战三败,三月初前委的盘阳会议商讨游击方案,决定外线作战。四月初北上,入黔境,三十日取得榕江大捷,五月七日左右与北上寻找红七军主力的邓斌总政委在河池会合。(详见注㉓)

8.2.1.3、《张云逸年谱》

5月中旬,与从东兰县武篆赶来的邓小平会合。P27

8.2.2、左江地区

8.2.2.1、《年谱》

1930年1月到达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汇报广西红军工作情况。……来不及料理妻子的后事,匆匆离开上海,返回广西。

2月7日从香港取道越南回到龙州。

9日△召集中共左江特委和中共红八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部署左江地区工作。

19日根据邓小平指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体育场举行万人反帝斗争大会。……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反帝行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声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社论《赤色的龙州》,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

8.2.2.2、《史料汇编》

二月十一日,左江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断然措施,在龙州城召开了有工农兵群众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揭露法帝国主义蓄意对我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天,以对讯督办公署名义,派兵将领事、传教士等帝国主义分子押送到镇南关驱逐出中国国境。(详见注㉔)

8.2.2.3、《赤色的龙州》㉕作者:李立三

只得到一份简单的电报:没收法帝国主义的钱行、海关、商店、教堂。指出现在法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准备扑灭龙州革命烈火,号召“必须动员全中国群众,起来援助龙州苏维埃,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国民党军阀。”

8.2.2.4、《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一九三0年五月二十二日)提到“龙州的农民与红军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战争,第二次夺回龙州,”(详见注㉖)

8.3根据地保卫战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韦拔群红七军三纵司令员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雷经天第二届广西省委、特委书记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俞作榆红八军军长

8.3.1、红八军覆灭

8.3.1.1、《年谱》(以下为缩编——编者注)

2月28日,获悉桂系军阀将组织重兵进犯龙州,召集红八军临时前委开会。会议研究决定:由邓小平去红八军第一纵队驻地,加紧部队改造和群众

工作,然后速下靖西。……当日,率一个手枪班离开龙州。 P62、63

3月5日,率红八军第一纵队共一千余人向靖西出发。……P63

7日到达靖西县城外围,立即布置部队从四面围攻盘踞城内的叛军,连续攻城四日未克。为尽早向红七军传达中央指示,立即决定去右江地区。P64

10日行前指示第一纵队一定要攻下靖西,并电告红八军按前决定原则行动。(敌来,撤向右江;不来,待左江工作有基础后转移至右江)P64

4月5日,到达(右江地区的)东兰武篆去,通过俞作榆派来的情报员了解到红八军失利的情况。

8.3.1.2、《史料汇编》(以下为缩编——编者注)

(3月1、2日——编者注)从上海经越南回到龙州。他详细了解到左江根据地基础、红八军力量薄弱,指示俞作榆军长向右江靠拢。决定自己回右江。俞军长一面派二个营攻打靖西,一面派人把邓政委送过右江。

三月五日到达雷平,汇合红八军第一纵队主力奔向靖西。七日一纵围攻靖西,二日不克,邓政委不能在靖西耽误时间,便决定绕道回右江。一纵司令何家荣派一个连护送邓政委去右江。(详见注 ㉗)

三月十八日俞作榆军长率第二纵队转战十万大山,于八月份离队去香港、广州找党组织未果,被叛徒出卖于八月十八日殉难。P157

后记:红八军2月1日成立,经3月20日左右血战龙州失守,8月18日俞作榆军长殉难、刘定西团长招安叛变,二纵覆灭;一纵回救龙州未果,而转战中越、黔桂边界,到9月7日何家荣出走香港,10月中旬袁振武率一纵残部四百余人在南丹县与红七军会师并入红七军,至此9个半月,红八军使命结束。(按P151—160缩编,——作者注)

8.3.2、红七军游击、北撤

8.3.2.1邓斌搞土改找主力

a)《年谱》

4月上旬,获悉李明瑞、张云逸已率红七军主力向庆元、思恩方向游击,遂由韦拔群派一个连护送赶往河池。到达河池后得知红七军已向贵州榕江转战,遂回到武篆。P65

△在武篆停留近一个月,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着手领导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

b)《史料汇编》(以下为缩编——编者注)

“邓政委在三月份从左江回到武篆(到五月份),即与韦拔群、雷经天在东凤进行土改试点。”

5月初,“邓政委就率领卫士班由牙美元、黄明玑、黄正文为响导去贵州寻找红七军主力。”进入河池与红七军汇合。P169

邓斌政委亲自主持在武篆魁星楼开会,专门研究讨论共耕社的性质、任务和办社的目的、方针政策等。之后亲自到东里屯进行实地考察,并对试办共耕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P188

又根据试点经验,于四月上旬在武篆的旧州屯开办党员训练班,邓斌、雷经天、韦拔群等讲课。邓斌还亲自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政策、口号印发给学员。P190 、

8.3.2.2、撤出百色远征湘赣

a)《年谱》(以下为缩编——编者注)

6月,收复百色,……迫于敌强我弱,从百色撤向平马。

7月—9月组织培训、检查土改、政权建设发布前委六号、七号通告

10月—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邓岗)到达平马。配合邓岗整编部队、汇集河池、北上失利,放弃攻打桂林,寻找短期休养之地。

1931年1月—3月,红七军出发北上时三个师七千余人,缩编为二个团三千余人;在撤往中央苏区路上,邓小平召开九次部队会议,无果。在信丰暂住休整,3月10日让许卓代理其职,化装为商人由广东经香港乘船抵上海。以上P67—81(详见注㉘)

b)《史料汇编》(以下根据汇编择要缩编——编者注)P197——210

第一阶段 执行立三路线损兵折将(1930年8月——1931年1月2日)

8月在“立三路线”代表邓岗主持的前委会议上,邓斌顾及邓岗“等人有借这个问题不要邓斌当政委的企图,”于是在“会议上通过了执行中央攻打柳州、桂林指示……”。

10月下旬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邓斌落选,只任委员。

11月5日在河池三里亭陪同邓岗骑马检阅部队誓师北上。

五天后红七军从河池出发,“经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没有攻下一座大城市,部队却减员三分之一以上”。(双引号是原文)

1931年1月初的全州会议后,邓岗借口向中央汇报去上海,邓斌继任前委书记。以上P198—205(详见注㉙)

第二阶段 被动撤退连遭损失(1931年1月3日—3月)(详见注㉚)

1931年1月6日湖南道州,邓斌召开会议,传达无任何结果的“全州会议”精神。P205

中旬,部队减员只剩下3500多人,只能缩编为二个团。

在攻下连县后,邓斌又召开商讨红七军去向的前委会议,两种意见(退找朱毛;立足连县)依然无果。却因滞留连县七天,而被广东军阀八个团追上围剿。P206、207

二月初到乐昌县梅花村,前委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三天后敌人四个团扑来,一场突围战后,连营干部伤亡达三分之一以上。张云逸率58团为掩护邓斌和55团过乐昌河,自己却被追截未能过河,与55团分路撤向江西。P208、209

2月10日左右,55团到达江西崇义㉛与当地游击大队会师。经前委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下旬,干部训练班、武装地方等工作就绪,前委决定邓斌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由许卓㉜暂时代理政治委员”。

3月初敌蒋光鼐部围剿崇义,红七军55团撤出县城,放弃根据地计划,下旬进入永新县,与湘赣边区红军一个独立师的一个团汇合。P209、210

2月下旬,58团与中央苏区独立一师王震政委率领的第三团汇合。P210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李明瑞总指挥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张云逸红七军军长

8.3.2.3、邓斌离队时的状况

a)《年谱》

(1931年)3月10日,和许卓在长潭慰问红军医院伤病员后,准备返回(江西)崇义县城。途中获悉敌正进攻崇义县城,部队已在转移,遂与许卓商议决定,自己直接赴上海,许卓回部队。分手前叮嘱许卓: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完成任务。P81

b)旁证--《从百色到湘赣》袁任远㉝

春节前(一九三一年),小平同志在返回崇义的路上,听到了枪声,他知道我们会按照前委预定的计划撤出崇义向北转移。于是小平同志又回到杰坝,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送给我们。我们从崇义撤到营前时,邓小平同志的警卫员赶到,将信交给我们。小平同志在信中指定许卓、李明瑞、佘惠、我和张翼五人组成前委,许卓任前委书记。他在信中还说,……我决定乘此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情况。我们即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成立了前委,并向井冈山方向转移

8.4、在上海汇报工作

a)《年谱》

从3月10日离队去上海后,到4月29日在上海完成《红七军工作报告》,长达50天的失踪期。 P81

b)《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第二卷

至此,中央已重组红七军前委,任命新的前委书记。

邓斌任前委书记(1929年12月—1931年2月)

李硕勋任前委书记、政委,未到职(1931年4月—7月)

——摘自第三编地方组织机构 上部P707、708。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9月第1版。共13卷。

说明:根据b)证明谱主是在2月下旬离开崇义回上海。

8.5、红七军失败的原因

8.5.1、《年谱》

4月29日给中央一万五千字的《红七军工作报告》总结了十条教训:“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所以作战上“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还有攻坚轻敌、士兵改造、土改深入等问题。P81

8.5.2、中共中央的观点

8.5.2.1、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本党应组织完全与雇佣军不同的工农革命军”。㉞

8.5.2.2、《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1931年5月14日

中央认为:

一、七军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从没有做过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良他们生活的斗争。……不组织群众,不领导群众的斗争,而想单靠军事行动来取得“江山”,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错误思想。(详见注㉟)

8.5.3、旁证

《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建立》张云逸

“可惜……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后来发动群众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详见注㊱)

8.6、中共中央对广西特委、红七军的指示

8.6.1、《年谱》(以下为缩编——编者注)(详见注㊲)

a)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仍然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并指示派龚饮冰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P51(九千多字)

b)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指示信》,指出:红七军发展的前途,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指定七人组成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为红七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P63(一万五千多字)

c)1930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致信红七军前委,肯定红七军的工作。指出目前党的总的任务……是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前途。信中指出:自小平同志回去后,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执行了中央指示,做了许多工作,如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P66

d)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关于七军的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大部分行踪,中央不甚明了。……(信中要求)坚决地攻打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北江发展。信中对红七军前委批准李明瑞入党和担任总指挥提出批评。P67

8.6.2、中共中央指示信(按原文择要缩写——编者注)(详见注㊳)

a)《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

指出广西的五种危险:

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提出“现在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治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即发展工运,把农运转化为武装斗争。“省委特委必须于接此信后立即予以讨论并见诸实行。”(引号是原文)

b)《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

(一九三0年三月二日)

信中指明工作路线: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是最主要路线;……

在军事方面第7条薪饷问题,明确指出“红军绝对不是雇佣的军队,所以二十块的薪响是绝对要渐渐的使其废除”。

最后列出批准的七人前委名单:邓小平为书记和军部政委,张云逸为军长。特别嘱咐:希望你们在接到指示以后,与从此回部的□□同志详细讨论,详细制定每一部分工作的具体计划,……

c)《中央关于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发展路线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0年四月二十日)

信中针对内部发生收编的土匪冯飞龙叛变,现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兵士群众的基础不稳固,随时都会发生问题。……第三深入土地革命……

d)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

查无此信

e)《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

七军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确的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七军转战数千里,但从没有做过发动群众起来做没收土地于改良他们生活的斗争,……(以上详见注㊳)

九、分析与质疑

9.1分析

按以上《年谱》与证据资料的记载,必然会提出以下五个问题。

9.1.1谱主到达南宁的身份和主要工作有哪些?

a)8.1《年谱》记载谱主到广西后以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史料汇编》明示是由中央派来的陈豪人担任省政府机要秘书。

b)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广西长达4个月底(《史料汇编》确定的时间),除了1929年10月17日到20日三天里押运军械船从南宁到百色,是《年谱》与《史料汇编》共同确认谱主做的事外,对其他工作,《史料汇编》只记载了一件事:在广西第二次党代会上传达中央指示;只有一句评述性的话:代表党组织对军队作过许多宝贵的指示P102;有哪些宝贵指示?没有记载,说明编者(含《年谱》)找不到“指示”的内容。

c)对中央代表张云逸通过多层关系打入李明瑞部队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长、教导总队副队长、南宁警备司令,以及利用职权做兵运、缴获军械库和金库、安排押运,《史料汇编》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说明其真实做了这些事。

小结:起义前期做地方上层和兵运工作的只见张云逸,不见邓小平。

9.1.2谱主为起义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9.1.2.1右江地区

上述7.2中,从军事、经费、政权上为起义扫清障碍的是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黄启韬等人;《史料汇编》中邓斌主要作了三件事:听了龚饮冰传达的中央指示后,就召开部队党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作起义前的思想动员,和张云逸去省立五中演讲,参与部队整训并亲自上课。(P104、105)但《年谱》却没有记载。

9.1.2.2左江地区

上述 7.3中,从1929年9月后的四个月,解放龙州和其他各县,平定收编部队的叛乱,扩大和巩固根据地,都是李明瑞、共产党员俞作榆的成果。邓斌的工作,《年谱》、《史料汇编》记载了同样二件事:第一、做李明瑞工作,第二、召开部队会议传达中央给起义部队的番号和任命等指示。其中:

a)8.1.2.1《年谱》陈述谱主11月中和12月初曾二去龙州,第一次中途与李明瑞相遇返回百色在清风楼彻夜长谈,并以广西前委(不存在此机构)名义要李出任两军总指挥。

b)8.1.2.2《史料汇编》陈述邓斌11月上旬到龙州做完上述二件事之后,离开龙州经越南回上海,没有折返百色。

11月中旬李明瑞为打南宁找第四大队帮忙亲赴百色,张云逸劝说他放弃打南宁,先起义巩固根据地后再图南宁,并转告中共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李接受劝告即返回龙州。(详见注㉑)

c)8.1.2.3明示清风楼里召开过红七军前委会议,没有邓李长谈。

小结:从上述资料对比证明,《年谱》把张云逸的成绩移花接木到邓小平头上,邓、李清风楼彻夜长谈的故事当然子虚乌有。

特别注:为了替这一创新的故事情节更具“真实感”,需要修改时间地点。

a)、把谱主回上海的时间由一次变成二次:

第一次,从11月上旬推迟到11月中旬,正好与中旬亲赴百色的李明瑞在榕树坳相遇,就可折返百色,有了进行劝说的机会。清风楼彻夜长谈成功后,到11月底,把第二次回上海说成12月初赶到龙州也就说得通,再部署龙州起义工作耗时二天,一则表现谱主工作勤奋,二则前后衔接天衣无缝。

b)、要“找到”相遇、长谈的地点。

在第三人编写的非原始资料的《邓小平与李明瑞》一书P54,找到了传说相遇的榕树坳地名;在《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一书的P125,找到了宴请长谈的清风楼。虽说其中谈话次数和地点都不同,编者无须考证便选择了这二个地点充作史料入《年谱》。这就是典型的春秋笔法,不是史实记载。

9.1.3起义过程中谱主是如何领导的?

从12月11日百色起义——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谱主在上海,《年谱》、《史料汇编》都没有他的经历。在涉及起义具体活动时,便以“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的部署安排”开头叙事,以确保谱主对起义的“领导地位”。

9.1.4起义后谱主如何领导根据地建设和保卫?

9.1.4.1、第一阶段(1930年3月初——6月初)

谱主从上海经越南到广西龙州,返回右江后又北上河池与红七军汇合继而收复百色,期间整三个月。

a)左江地区

在8.2.2.1、8.3.1.1的《年谱》记载谱主做了三件事:召开红八军军委联席会议;发动龙州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斗争;亲自率兵围攻靖西。

其中率兵攻打靖西,竟然“四日不克”,没见谱主召开过一次军事会议,寻找“不克”之因。按说头天“不克”,就应研究战术改变。四天都不变,第三天自己不想打了,还指示何家荣一定要攻下靖西,这不是违背军事常识?

根据8.2.2.2、8.2.2.3证据,谱主3月1日才到广西。2月上旬召开红八军前委联席会议、11日龙州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斗争,这二件事均与谱主无关,都是红八军自行召开和左江革命政府发动的。

根据8.3.1.2证据,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率二个营攻打靖西。因等了二天攻不下,谱主明白红八军人少力薄,觉得“不能在靖西耽误时间”,3月9日便决定改道回右江,由何司令派一个连护送。证明不是他亲自率兵攻打靖西。

特别注:8.2.2.2、8.2.2.4提供的证据,龙州爆发万人反帝斗争是2月11日,不是19日;虽说声势浩大,经查中共中央的“文件选集”、“文献选编”中都没有发布过“要求全国声援”的“紧急通知”。一般称作“紧急通知”的都属于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必须选编,比如龙州事件二个半月后的4月25日发布《中央紧急通告第七十五号——上海罢工浪潮的高涨与党的任务》。

既然《年谱》编者让邓小平“提前”在2月7日回到广西,可以直接“指示”龙州反帝斗争爆发,必然要为实际还在上海的谱主杜撰一个“紧急通知”(通知没有文号),来提升谱主“指示”的英明和重要性。

那么中央有谁说过“要求全国声援”的话吗?有!8.2.2.3证明,在40天后的3月22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86期,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同志写的社论《赤色的龙州》中有四句话,就被《年谱》编者巧妙地转化为根本不存在的“紧急通知”里的内容,这又是典型的春秋笔法。

b)右江地区

根据8.3.2.1证据,《年谱》和《史料汇编》都承认谱主专心搞以试验共耕社为重点的土地革命。至于根据地涉及地方党、群众组织、文化、赤卫队的建设和北上游击等军事行动,谱主一概不管,皆有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他们安排、主导。至于土改的重要成果《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都由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制定、颁布,《年谱》说谱主制定,与事实不符。尤其记载谱主在武篆试点土改仅一个月,就出台二份法律文件?显然很不真实。

小结:谱主从上海到达左江地区,在龙州、雷平、靖西外围共住了九天,作了一条指示:攻打靖西,打不下,向右江靠拢。做了一件事:观战二天。

谱主到了右江地区,发现部队北上打游击去了,就和雷、韦专心做了一件事:共耕社试点和土改培训,历时二个月。

9.1.4.2、第二阶段(6月底——1931年2月末)

谱主随红七军撤出百色,历经红八军消失、执行立三路线失败、梅花村突围、到崇义离队回上海,期间整八个月。

a)左江地区

从龙州失守到红八军俞作榆军长被俘殉难,最后仅剩四百余人归入红七军止,长达半年多。在8.3.1的《史料汇编》和《年谱》记载,对红八军的突围、转战、寻找红七军的经历中,都没有看到谱主作为两军总政委的指示、查询、救援计划和措施。

b)右江地区

当中央代表邓岗到红七军推行“立三路线”组织攻打桂林、柳州而召开的前委会议和其他会议上,8.3.2.2的《年谱》、《史料汇编》记载中谱主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明确提出或写信给中央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反而担心当不上政委而服从“立三路线”,不仅通过极左的决议,还配合邓岗检阅将攻打大城市的出征部队。

c)败退湘赣

根据8.3.2.2、b)“第二阶段”证据记载,从全州、道州二次无结果的会议,说明红七军何去何从,总政委举棋不定;先后到达连县、乐昌、崇义三县,都由前委会议决定,在当地建立根据地。但在分别停留三天、七天和十天后都遭到敌军追剿而匆忙撤退,说明对敌军态势、群众基础、攻守地形不明时,主观随意地决定建立根据地,必然三建三失,不得不继续被动撤退。

d)交权离队

按8.3.2.3、a)《年谱》记载谱主与许卓面议交权后离开;b)旁证 时任二纵政治部主任又是中央代表袁任远回忆是以书信交权,地点、人物不符合。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谱主知道敌人开始攻打崇义县城后,他才决定马上离队去上海,这是第二次紧要关头临阵出走。

小结:对成立仅仅9个半月的红八军,谱主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对其全军覆灭,总政委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对红七军攻打大城市决定,《年谱》规避了谱主为自保政委之职而服从“立三路线”的史实;

在借口向中央汇报的邓岗离队后,谱主继任前委书记。他对红七军的行动战略、目标、方向、途径一概不清楚,表现出走到哪算哪,遇到什么事就做什么的被动挨打状态。

《年谱》回避了谱主拒不执行1929年11月初龚饮冰从上海回桂传达中央“如不能坚持就去找朱毛”的指示。

所以,在2月下旬敌人进攻崇义时才匆忙决定,也用邓岗相同的借口而离队出走,证明其对红七军艰难处境已束手无策。

9.1.4.3、上海阶段(3月——4月)

按8.3.2.2、a)《年谱》说谱主3月10日才交权许卓,离开崇义去上海。但b)《史料汇编》表明是2月下旬。

根据8.4、b)《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记载邓小平的红七军前委书记任期到1931年2月。证明《史料汇编》确定的邓小平去上海的日期是准确的。

谱主离队去上海,到完成给党中央《红七军工作报告》,期间整二个月。

小结:整二个月,除写报告,《年谱》没有记载他还干了什么具体工作。

9.1.5红七军、红八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按8.5.1《年谱》披露谱主平生第一份检查《红七军工作汇报》,承认“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从距离三湾改编三年半,古田会议一年多的历史背景看,其主要错误不仅仅是以军事还是群众为中心的问题。以上述证据提出以下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9.1.5.1不明白红军的阶级属性

中国工农红军虽说是以农民为主体,但是无产阶级化的军队,因此,中央早在1927年11月就对发动各路起义的军队,明确新型的工农革命军“与雇佣军不同”(详见8.5.2.1)。对于广西起义大量收编旧军队和土匪武装,只给编号和委派干部,没有做较为彻底的部队改造工作,所以一到革命关键时刻,就不断出现部队叛乱和散乱。

9.1.5.2不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激励方式

张云逸大将反思:建立革命武装后只知道解决财政问题,筹粮筹款。(详见8.5.3、旁证)。不以革命信仰为无产阶级军队最主要的激励方式,而继承“当兵吃粮”的老观念,二地起义都发月饷每人20块光洋,采用物质刺激。

所以8.6.2、b)引录中共中央在1930年3月2日给红七军的信,非常及时地提出,必须逐步取消每月20块光洋的军饷。但部队一路征战,关注的是征收钱粮。而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武装群众,建设政权。

同时也证明,谱主领导的军队前委和履职总政委的政治工作十分薄弱,没有效法施行三湾改编时毛主席创建“党指挥枪”的原则。也才会出现其检讨中说的部队“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的现象。

9.1.5.3、对中央指示信的态度

按8.6.2、中共中央指示信a)(1929.10.8)、b)(1930.3.2)要求“详细讨论”的证据,8.6.1显示《年谱》没有记载讨论的时间、频次、内容、结论。尤其中央每封信强调“群众斗争之忽视”,恰是邓小平检讨时承认的“中心错误”。这些都证明谱主对中央的批评、提醒、建议毫不理会,红军、根据地存在的问题才得不到及时解决,日积月累成为失败的重要隐患之一。

小结:谱主长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1929年7月去广西前,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故事早已听说看过;12月——1930年2月在上海汇报工作,古田会议也结束二个月,其精神原则不会不知道。

谱主不但不会把马列主义原则与广西起义实践相结合,甚至连原封不动地照搬毛主席的建党建军的思想方法都办不到,即使中共中央指示信对起义前期问题的提醒也置若罔闻,导致广西二次起义在一年左右全失败,红八军全军覆灭,对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9.2质疑

9.2.1、三个时间段,谱主失踪。

a)1929年7月到10月20日前的三个多月,《年谱》声称谱主在南宁以省政府秘书身份为党工作。且不说省政府机要秘书是中央代表陈豪人,不是谱主,就其“为党工作”倒底做了什么?同一时段,把邓小平排名第一的《史料汇编》为什么对其工作陈述只有一句话?(详见8.1.1.2、c))为什么对张云逸的工作却陈述得详而又细?他倒底在哪里?

b)1929年11月上旬回上海,到1930年3月1日重返广西龙州,除去往返时间,在上海也有三个月,二次起义已完成。这是他第一次临阵出走。

c)1931年2月下旬离队第二次临阵出走,到4月29日,也有二个月。

上述二次在上海都没记载谱主干了什么事。是走亲访友还是靠牌九麻将度日?或是中央安排什么新任务?没有记载是很不正常!至今我们只知道他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自己“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年5月30日)。

9.2.2、可疑的“邓小平指示”

9.2.2.1、在南宁四个月的二次“指示”

a)《年谱》敢于大胆地套上“邓小平指示”的是8.1.1.2、a)。奇怪的是李、俞反蒋部队都开拔了,南宁市由警备司令、警备第五大队长张云逸掌控,搬空军械库所有的枪支弹药由水路运送,用什么船?停靠在南宁哪个码头、还用得着谱主直接“指示”吗?

b)第二件事用“派”代替“指示”,是8.1.1.2、a)调动第四、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

首先,谱主在10月18日仅仅是中央代表,二个月后百色起义仪式举行完,他才是前委书记、总政委。此时此刻怎么有权越过第四大队长张云逸和第五大队长俞作榆,直接调动(用“派”字)他们的一个营?

其次,根据8.1.1.2、c)证据表明是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决定,而实际“派”的人就是张云逸、俞作榆二位大队长。

9.2.2.2、从上海回到广西的第三次指示

按8.2.2.1、《年谱》陈述,从上海返回广西后的2月19日“根据邓小平指示”爆发了龙州反法帝国主义斗争。加了“根据”二字,似乎没有上述在南宁时的“指示”那么直接。为什么呢?

这倒底是谱主在回上海前的未卜先知?还是在上海党中央的千里遥控?或者19日谱主确实没到龙州,又不便明说,桂冠还得如此戴上呢?

9.2.2.3、第四次指示被“率”代替。

按8.3.1.1、《年谱》叙述,3月5日谱主亲率红八军第一纵队攻打过靖西城,可以说是谱主生平第一次率兵打仗。虽是总政委,但要越过俞作榆军长是不行的。能用上“率”亲自带部队,也要事先“指示”俞同意才行。

其实8.3.1.2、《史料汇编》证明,围攻靖西的是红八军俞军长命令第一纵队司令员何家荣率领下属的二个营执行。证明不是谱主“率领”,《年谱》为什么偏说是他“率领”部队攻打靖西呢?

9.2.3、第一次回上海之谜

1929年11月初,由广西部队党委派往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传达中央关于广西起义的指示。传达完毕后,按8.1.1.3、a)《年谱》记载,广西前委再派龚饮冰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方面对起义的计划。b)《史料汇编》陈述邓斌晚几天也在11月上旬离开百色去上海向中央汇报。

龚饮冰在起义前后任机要联络员即交通员(详见注⑰),既然汇报、请示、传达是他的专职,他走后才几天,又没有急于请示的意外或特殊问题突发事件,为什么谱主没几天连起义都不参加了要急匆匆离开百色?

如果说8.1.1.1、a)《年谱》记载10月30日收到要谱主回上海汇报的是中央来电,那么,此时龚饮冰已出广西去上海。除非中央觉得有重大遗漏问题需要补充指示,且非要谱主亲自到中央才能明示。

那么根据8.6.2、中共中央二封指示信(1930年3月2日、4月20日),都提到邓小平来中央汇报过,但都没有提及有什么重大遗漏问题的指示是否要广西落实。因此在二大起义举行前夕,谱主急着回上海隐藏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汇报?《年谱》编者为什么不如实记载?

9.2.4不救红八军之谜

按8.3.1.1、《年谱》陈述,1930年4月5日谱主回到右江的武篆,得到俞军长派通讯员送来红八军失利的消息,为什么没有给通讯员指示?没有后续会议?措施?到10月红八军覆灭,都没有提及红八军的一个字,那么时人、后人不都会发问:谱主当初为什么要接任红七、红八军总政委?

如是对中央的任命自觉难以胜任,那么为什么不能象毛泽东那样,为亲自发动秋收起义在八七会议上坚决辞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9.2.5、按8.4《年谱》记载,1931年4月29日谱主写出了《红七军工作报告》。但《中国共产党历史》可是明确记述邓小平是领导了百色和龙州二次起义。为什么红七、红八军总政委仅仅是把红八军消亡史作为报告的第一段,而不单独写出红八军的工作汇报呢?

(待适当时将对《红七军工作报告》作专题考证——编者注)

9.2.6、《年谱》的事实并非史实举例

9.2.6.1、按8.1.1.1、a)《年谱》记载广西党的一大,由谱主“指导”,在南宁郊区津头村召开;按其地点、时间考证,b)《史料汇编》证明广西党的二大于9月1日才是在南宁津头村雷经天家召开,(详见注⑮)。

《年谱》说谱主是9月上旬到达广西,但为了让他能“指导”广西党的二大,只能把召开时间推迟到上旬的最后一天9月10日。

9.2.6.2、按8.1.1.2、a)陈述李明瑞、俞作柏在9月27日发出讨蒋通电。但《史料汇编》P103注② 通过对时任李、俞的参谋长吕鉴周、讨蒋军第十五师参谋长林庭华两人回忆文章考证,确定是10月1日发出讨蒋通电。

9.2.6.3、按8.1.1.2叙述运送军械的是汽船,而《史料汇编》记载“同时准备了十多条火轮和民船待用”(P101)汽船或火轮是带动力的小型牵引船只,运送军械库的所有枪炮弹药,主要靠民船。

9.2.6.4、按8.1.1.2、a)《年谱》陈述第四大队一个营派遣左江,第五大队一个营派遣右江。而史实恰恰相反,c)《史料汇编》证明四大队一个营是去右江,五大队一个营是去左江。是为后续五大队进驻龙州、四大队进驻百色做前期工作,更不是谱主“派遣”。

9.2.6.5、按8.1.1.3、a)《年谱》记载,谱主在1929年11月初主持召开广西前委会议。中共党史和广西党史上从没有某个“省前委”、“广西前委”这样的机构。前委是党在部队里的机构,起核心领导作用。邓斌召开的实际上是部队党委会(当时中央还没有给部队番号)。红七军成立后,部队党委就改成前敌委员会(《史料汇编》P113)由谱主任书记。

9.2.6.6、按8.6.1、a)转引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仍然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

该信的原文:……提出“现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治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此处在强调要加强开展广西的工人运动。不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暴动。《年谱》为什么要篡改中共中央指示信的原文和原意?

十、总结

10.1邓小平在领导广西起义工作的实绩

10.1.1南宁的四个月(7月—10月)

与李明瑞接触并策反;参加第二次省党代会,传达中央对广西的指示。

协助张云逸从水路押运武器弹药、物资到百色。

10.1.2根据地建立、建设、保卫

10.1.2.1右江地区(1929.12.11—1931.2)

起义前一个月,召开了部队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去省立五中演讲,参与部队整训讲课。11月上旬回上海没参加百色起义。

3月12日回到右江武篆办培训班指导土改二个月,协助出版了土改法规政策之后一直随部队行动;

1931年1月全州会议后再次接任前委书记的二个月内,随队边打边撤,分别在连县、乐昌、崇义三次主持前委会议,都无法确定红七军去向和根据地问题,便离队回上海。

10.1.2.2左江地区(1929.11—1931.10)

11月上旬回上海途径龙州时与李明瑞会谈打起红旗参加起义(即不用原国民革命军旗号)。又召开部队党员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起义的指示。

对起义准备工作做过二点指示:1、加强宣传工作,改《群众报》为《工农兵日报》,出版《左江红旗》杂志。2、加紧武装农军。之后回上海没有参加龙州起义。

3月初从上海回右江路过龙州一带,滞留10天,了解红八军左江根据地基础较弱的情况后,对俞军长作出攻打靖西城叛军指示,要求情况不好时向右江靠拢。之后回到右江搞土改,直到红八军覆灭的半年内,没再过问红八军。左江根据地仅存半年,根据地建设工作还来不及展开。

10.1.3回到上海党中央写了一万五千字的《红七军工作报告》

以上按《史料汇编》记载,是邓小平在广西609天主动做的全部工作。除梅花村突围战放过枪,没有上过一次前线,更无须说指挥作战;而按《年谱》记载,在撤向中央苏区途中最后二个月中,就召开了16次会议。开会不解决问题,却成了谱主的主要工作。

10.2《年谱》(广西段)编纂中三方面九大失实问题

10.2.1、资料采集

10.2.1.1、不经核实,随意采用(1)。

在8.1、9.2.6中,涉及谱主到达南宁的时间是7月不是9月;8.1.1.1参加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不是第一次;8.1.1.2俞、李反蒋通电是10月1日,不是9月27日;10月份部队调动四大队去右江、五大队去左江,而不是相反;8.1.1.3把广西省委或特委,写成是军队党组织“前委”等,有八处记载错误,不一一举例。

10.2.1.2、采用标准(2)

按8.2.2.1陈述谱主回上海后,在2月7日重返广西,这个时间是从《红七军工作报告》中摘抄的,该资料属于本人自述,又是孤证,而无一处旁证。却当作第一手资料使用,是违背资料选取考证标准,类似例子较多。

10.2.1.3、遗漏资料(3)

按8.3.2.1证明,邓小平在二个月的土改中,开办党员培训班,亲自编写讲稿授课,还印发给学员。这些显示实绩的真实史料,《年谱》却忽略。

10.2.2、引文手段

按8.6.1《年谱》对党中央给红七军四封信的摘录,对照8.6.2、中共中央指示信原文,《年谱》摘录存在以下问题:(4)

a)对谱主或红七军表扬和有任职名单的尽数抄录,如8.6.1、b)c)。

b)对涉及“立三路线”的极左政策,也重点摘录。如8.6.1、a)—c)

c)对涉及批评红七军问题的,一概不摘录。如8.6.2、a)—e)

10.2.3、年谱编辑

在《年谱》编撰的指导思想上是“为尊者讳”,故在资料选择、经历阐述中出现诸多不完整、不真实、不可信的“史料”。

10.2.3.1、刻意拔高(5)

a)对不宜明示的经历,选择“留白”,以确保谱主一尘不染(详见9.2.1)

b)违反党组织的运作方式,让谱主一到场就立刻“指导”地方党代会;不开省、地区党委会,由他一“指示”便爆发万人反帝运动;

违反军事常识,让谱主直接调动不是红军的部队;亲率一纵围攻靖西打不下就指示别人一定要打下,以显示谱主的领导地位。(详见9.2.2)

10.2.3.2、故意隐瞒(6)

1930年8月邓岗来右江召开中央交给攻打大城市任务的会议,谱主为保住政委职务而服从“立三路线”。

1931年1月1日到2月底,谱主继任前委书记后,在道州犹豫不决,到连县、乐昌、崇义,一路上“三建三失”即刚决定建立根据地又迅速撤出(详见9.1.4.2、b)、c)和小结)。以上事件,《年谱》中都回避不记载。

1931年4月编写了《红七军工作报告》,不见谱主向党中央对红八军工作的单独汇报。不记载,不等于党中央没有过问,谱主没有汇报。故意隐瞒总政委在红八军覆灭上的责任,是编者对党不诚实不忠诚的表现,不能甩锅给谱主。

10.2.3.3、把别人的成绩划归谱主(7)

张云逸已安排好的军械搬运方式、地点,说成是谱主的“指示”(详见9.2.2.1);劝说李明瑞放弃攻打南宁并接受即将成立的两支红军的总指挥职位的是张云逸,改写成谱主的功劳(详见证据8.1.2.2和注㉑)。

10.2.3.4、编造史料(8)

为了把上述功劳归于谱主,不惜改动时间、抄袭地点,编造出邓、李榕树坳相遇,清风楼长谈的故事情节。(详见9.1.2.2、a)—c)和“特别注”)

为了提高“邓小平指示”的含金量,编造出没有文号的中共中央为龙州反帝斗争发布的“紧急通知”。(详见9.1.4.1、a)和特别注)

10.2.3.5、篡改史料(9)

为了表现中央指示信的极“左”路线,以示谱主是广西正确路线的代表,竟然在引述1929年10月8日中央指示信要求加紧开展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被篡改成中央要广西以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详见9.2.6.6)。

10.3、忠告——“实事求是”应是修史、编年谱的基准

当然,编纂邓小平在广西609天的革命活动的年谱,中央档案馆资料极少,要靠对地方志、史、档案、文物等资料采集、考证和佐证。同样要对地方史料抱有足够的尊重、敬畏和考证上的慎重,才能确保其真实性,成为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也才能正确维护邓小平的形象。否则,以上述九种不良手法编纂《年谱》,对经常强调继承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邓小平同志,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和亵渎。

如果把护短作为形象维护的手段,那么遵义会议时党对左倾军事路线的自觉清算,在编者眼里一定认为是错误的,这不是让传说中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错上加错?从党史上看,党和个人犯错、纠错、总结、提高这是进步的规律性表现,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十一、后记

在兵员、武器、资源、地形上,二块比井冈山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分别只坚守了二个月和十个月。其重要原因,在上述9.1.5中早已明析。现再补充以下资料,让大家对谱主的政治领导作用的评估,提供有力的旁证。

查阅中共广西地方历史丛书的《百色起义人物志》㊴,邓小平、张云逸两位分别被排在一二号(中共党史中亦如此)。

邓小平(邓斌)93年的经历介绍共有17.5页(P3—P20)约13,700字。

张云逸82年的经历共有13页(P21—33)约10,180字。

但是,专门介绍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的文字只有351字,占总字数的2.6%。而专门介绍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文字有3564字,占总字数的35%。

记载两人在广西起义上工作业绩的文字量差距那么大,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前委书记、总政委邓小平在起义前后确实只做了10.1总结的那些革命工作,且在政治上领导红七军、红八军时出现重大错误而导致失败(见中央的批评信)。

而两军行动和决策等大事又都是李明瑞总指挥、红七军张云逸军长、雷经天省特委书记、韦拔群司令员、红八军俞作榆军长等部署、指挥、操办。

这也是开篇简介“邓公山”至今参观人流量不如意的原因,更足以证明油画“邓毛会师”展出的荒缪绝伦。

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决议,就没有回避党的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造成革命惨重失败的史实,《邓小平年谱》的编者也应该具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否则年谱就会沦为史学中的伪作,对党建工作的犯罪,对后代人则贻害无穷!

▲百色起义纪念馆

注释:

①李明瑞 (1896—1931)

广西北流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旅长;1929年10月反蒋失败退守并解放龙州。广西起义前夕,中共任命他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起义后的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但被肃反扩大化错杀,“七大”被平反为烈士。

——摘编《百色起义人物志》(注㊴下同)P34——43

②俞作伯(1889—1959)

广西北流人,俞作豫的胞兄、李明瑞的姑表兄。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党军校南宁分校校长、著名左派领袖;与中共关系甚密,征得广东省委同意,接受蒋介石委任广西政府主席,释放政治犯,安排中共党员进入军政机构工作,为起义作准备。1929年与李明瑞联手反蒋失败后,寓居香港;1956年应邀从香港返回广州,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摘编《百色起义人物志》P545、546

③俞作豫(1901—1930)

广西北流人,俞作伯的胞弟、李明瑞的姑表弟。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第三团团长;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做兵运工作、与邓小平成功策反李明瑞,参与领导龙州起义,任红八军军长;失败后,会合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途中,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广州红花岗。

——摘编《百色起义人物志》P69—75

④张云逸(1892——1974)开国大将

5月奉命从上海到达香港,再《香港小日报》报社,与先期到达的叶季壮接上了组织关系。

7月化名石赤峰,经梧州到达南宁,与时任俞作柏秘书的共产党员陈豪人单线联系,被任命为教导大队胡主任。

——摘编《张云逸年谱》P23

⑤《邓小平年谱》

一九0四——一九七四年(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闫建琪,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12月第1版 。按正文考证周期,涉及的人事出于P50——83。

⑥雷经天(1904—1959)

广西南宁市人,1925年由恽代英、贺昌介绍入党;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夏,就在他家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接着参与领导百色起义,担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根据地丢失后,随红七军来到中央苏区,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解放后任广西政府副主席,1958年任上海社科院院长。

——摘编《百色起义人物志》P62—68

⑦《中国共产党历史》(共三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1月第2版

⑧《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一辑《史料综述》(送审稿)

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编(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组织成立),1977年底——1978年10月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18册)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共28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

⑪百色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重镇,现下辖12个县级行政区。南临右江,过江百公里可达左江;西面是毗邻云南的文山州,东面紧靠河池地区,北面与贵州黔南州接壤。1929年12月11日起义后,百色县成为右江根据地政治中心,“所辖13个县。二江根据第达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00多万。”

——引号内摘自《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下)P267

⑫韦拔群(1894—1932)

广西东兰人,壮族,广西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北伐前,回乡发动群众斗土豪劣绅,组织农民武装数次攻打县城;大革命失败后,大办农讲所,组织起三个自卫团和一个独立大队,在崇山峻岭中不断打击敌人。

1929年8月入党。百色起义前率农军攻下东兰县城;起义后,任红七军第三纵队纵队长。在红七军撤往中央苏区时,带队坚守东兰地区的游击战。不幸在困守西山弄京时,被叛徒暗杀。

——摘编《百色起义人物志》P44_—55

⑬龙州

广西西南边陲小县城,现隶属崇州市。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南可通边境城市凭祥;北上百色地区,南临左江,沿江东进能直达南宁。1930年2月1日起义后成为左江根据地政治中心,“所辖10个县,另有8个县的部分地区。二江根据地达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00多万。”

——引号内摘自《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下)P267

⑭(1929年)9月10日——14日指导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组织、职工、宣传、农运、军事、土地革命、妇女、共青团等九个草案,确定广西党组织今后的工作路线和中心任务。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共广西特委。

——摘自《邓小平年谱》(上)P50、51

⑮1929年9月1日在南宁市郊区津头村雷经天家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共开了七天,第一天由党中央代表邓斌传达中央指示,第二天雷经天报告广西的情况,第三天中央代表贺昌作政治报告。从第四天开始讨论和通过各种决议案(政治、农村工作、宣传、CY、妇女、职工等六个纲领性文件——编者注)。……大会又决定改中共广西省委为广西特委,直接归广东省委领导,……雷经天任特委书记。

附:今广西南宁市津头乡有挂牌“中共广西省委第二次党代会旧址”的文物保护单位

———摘自《史料汇编》P96、97

⑯《张云逸年谱》张云逸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

⑰龚饮冰(1896——1976)

湖南长沙人。,1923年经何叔衡、郭亮介绍入党。北伐时期,任国民党湖南省府秘书;大革命失败后担任党中央主管会计,参加过六大;广西起义前后他任机要联络员即交通员,参与起义策划;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八大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是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文革期间,受林彪、康生迫害重病而故。

——摘编《百色起义人物志》P461—465

⑱12月初,根据龙州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左右江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对百色起义的部署作重新调整,右江先行起事。随后带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等前往龙州。

——摘自《邓小平年谱》(上)P55

⑲11月初,中共广西部队党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向部队党委传达中央的指示。一、同意李、俞反蒋后的计划、措施;二、同意邓、张在左右江采取创建红军、根据地。三颁布红七、八军番号,任命张云逸、俞作榆为各军军长,邓斌为二军总政委。并指示如果不能坚持,则北上江西,汇合朱毛。

邓斌立即召开部队党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部署举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会后部队党委再派龚饮冰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并报告中央,进驻右江的部队改编为红军还需要四十天时间进行准备。

在十一月上旬起义的各项工作都部署就绪后,邓斌即离开百色去龙州。

——摘自《史料汇编》P109、110

⑳11月中旬,化装成商人,到龙州做李明瑞(时任由第五大队扩编为旅的总指挥——作者注)的工作,商议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创建左江根据地的步骤,之后从龙州赴上海。……(未出广西境内——编者注)至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时,与从龙州赶往百色的李明瑞相遇,随即一起返回百色。

在百色清风楼同李明瑞彻夜长谈,说服李放弃攻打南宁计划……以中共广西前委的名义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12初,达到龙州。连续二天主持召开有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以及在百色召开的中共广西前委会议精神,讨论制定龙州起义工作计划。……提出起义前暂时沿用原番号,和编成“讨蒋南路军第一军第一旅,”……会后,离开龙州去上海。

——以上摘自《邓小平年谱》(上)P54—56

㉑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邓斌安排了右江起义的工作后,率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潘邦亨等一批干部向左江进发。……到龙州后,邓斌给李明瑞做工作,使他同意打起红旗;又向俞作榆介绍第四大队发动群众、改造部队的经验。又召开党员干部会,传达中央建立红七、八军的指示……邓斌又对工作作了一些部署后,就留下何世昌、严敏等在龙州……,之后离龙州经越南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十一月中旬,趁第二次蒋桂对峙,南宁兵力空虚,李明瑞想回占南宁,东山再起。……自己亲赴右江找张云逸,联络第四大队共同去打南宁。张云逸恳切地向他说明,我党的主张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左、右江群众基础较好,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大有发展前途,如果不建立可靠的根据地而纠缠军阀混战是没有出路的。并说明我们也同意向南宁发展,但要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以后。并表示待左右江正式建军后,我党准备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希望他走革命的道路。

李明瑞觉得张云逸的话真挚诚恳,合乎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欣然接受劝告,并表示愿意参加革命,随即转回龙州。

——摘自《史料汇编》P129、130

㉒(3月9日)邓政委在红八军一个连的护送下,来到化峒,才知道右江沿岸城市已被桂系军阀占领,……不能通过,邓政委一行退到雷平的下雷,再转上向都南区的上映,又增加向都赤卫军一个排护送。此后历经巴麻、那板、思林、恩隆,(于12日)到达东兰武篆,顺利回到右江。(缩编——编者注)

——摘自《史料汇编》P151

㉓从二月四日激战隆安三天失守,十二日平马突围,二十八日泗亭遭遇战失利,继而撤到盘阳。三月初前委商讨游击方案,内外线起争执,决定外线分兵部署。四月初北上,躲避敌杨师突袭,进入黔境,四月三十日取得榕江大捷,五月决定回师右江,

五月七日左右与北上寻找红七军主力的邓斌总政委在河池会合。(缩编—编者注)

——摘自《史料汇编》P163—168

㉔帝国主义向来把龙州当着他们的“乐园”。二月十一日,左江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断然措施,在龙州城召开了有工农兵群众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揭露法帝国主义蓄意对我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侵犯我国主权的罪恶阴谋,号召群众起来,团结一致,打倒侵略者。……大会结束后,成千上万的群众冲过铁桥,包围了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没收了一批豪绅地主和反动资本家藏匿在那里的金银财宝和十五万元光洋。群众还从领事馆、教堂里搜出了一箱手榴弹和电台。以事实揭露这些披着“外交官”、“传教士”外衣的的侵略者的罪行。群众处于义愤,放火烧了海关楼,并将法过领事嘉德夫妇和传教士抓出来游街示众。第二天,以对讯督办公署名义,派兵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押送到镇南关驱逐出中国国境。

——摘自《史料汇编》P144、145

㉕《赤色的龙州》(1930年3月22日)

作者: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摘自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八十六期社论

㉖《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一九三0年五月二十二日)Ⅱ目前反帝国主义的形势 “上海电汽车同盟罢工爆发在两个帝国主义的产业,满洲哈尔滨群众袭击日领事馆与示威,青岛工人不断的反帝国主义罢工与示威,香港群众冲破帝国主义的港例与巡捕决战,龙州的农民与红军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战争,第二次夺回龙州,南方及北方各省农民暴动……”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P208

㉗打垮黄飞虎匪帮不久(3月1、2日——编者注)红七、八军总政委邓斌从上海经越南回到龙州。他在龙州住了二三日,详细了解到左江根据地基础、红八军力量薄弱,指示俞作榆军长向右江靠拢。俞军长一面命何家荣率二个营攻打靖西,一面派人把邓政委送过右江。(缩写——编者注)

三月五日到达雷平,汇合红八军第一纵队主力奔向靖西。七日一纵围攻靖西,二日不克,邓政委不能在靖西耽误时间,便决定走化峒经德保燕峒回右江。一纵司令何家荣派一个连护送邓政委去右江。临分手时,邓政委再三交代纵队领导,“要把靖西攻下来,并要随时注意龙州情况”(缩写——编者注)

——摘自《史料汇编》P150、151

㉘6月,收复百色,又获悉滇军张冲师攻打南宁将途径并占据百色。迫于敌强我弱,和李明瑞、张云逸主动从百色撤向平马。

7月—9月组织培训、检查土改、政权建设发布前委六号、七号通告。

10月—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邓岗)到达平马、配合邓岗整编部队、汇集河池、北上攻打桂林、柳州。经小胜大败,放弃攻打桂林,寻找短期休养之地。

1931年1月—3月,红七军出发北上时三个师七千余人,缩编为二个团三千余人;在撤往中央苏区路上,邓小平召开九次部队会议,无果,在信丰暂住休整,3月10日让许卓代理其职,化装为商人由广东经香港乘船抵上海。(缩编——编者注)

——摘自《邓小平年谱》(上)P67——81

㉙第一阶段 执行立三路线损兵折将(1930年8月——1931年1月2日)

8月党中央派“立三路线”代表邓岗到右江召开前委会议,传达攻打柳州、桂林任务,邓斌顾及邓岗“等人有借这个问题不要邓斌当政委的企图,”于是在“会议上通过了执行中央指示,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P198

10月下旬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改选陈豪人为前委书记,邓斌落选只任委员。P200

11月5日在河池三里亭陪同邓岗骑马检阅部队,高呼口号“打到广州去!”邓岗代表党中央授旗。P201

10日红七军从河池出发,“经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没有攻下一座大城市,部队却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1931年1月召开红七军去向的全州会议后,邓岗借口向中央汇报去上海,邓斌继任前委书记。P202—205

——摘自《史料汇编》

㉚第二阶段被动撤退连遭损失(1931年1月3日—3月)

1931年1月6日湖南道州,邓斌召开部队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2日邓岗召开的没有任何结果的“全州会议”精神。

中旬,部队经许多次战斗,减员只剩下3500多人,只能缩编为二个团。在攻下连县后,邓斌又召开前委会议,对去江西汇合朱毛,还是就地建立根据地,依然没有作出最后决定。部队筹款补充弹药,驻连县的第七天,广东军阀纠集八个团追袭连县,激战二周夜,不得不撤出战斗。P206、207

2月初红七军到达乐昌县梅花村,找到当地地下党组织,经前委讨论决定,准备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3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敌军先头部队向红七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军奋起应战。……敌人不断增加,最后多达四个团。红七军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战斗……歼敌一千多人,自己损失七百多人,连营干部伤亡达三分之一以上,被迫向湘赣边界且战且退。到达乐昌河边,粤军追兵也赶到。张云逸率58团掩护邓斌和55团过河,而自己被敌人追截未能过河,与55团分路撤向江西。P208

2月10日,55团到达江西崇义与当地游击大队会师,即进占县城。期间“部队在崇义的工作安排就绪后,经前委决定,在此建立根据地;

下旬,干部训练班、武装地方等工作就绪,前委决定邓斌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由许卓暂时代理政治委员”。

3月初敌蒋光鼐部围剿崇义,红七军撤出县城,放弃根据地计划,下旬进入永新县,与湘赣边区红军独立师的一个团汇合。

2月下旬,58团与中央苏区独立一师王震政委率领的第三团汇合。

至此,红七军汇入中央苏区红军,参加5月15日的第二次反围剿。

——摘自《史料汇编》P205—210

㉛崇义

江西省西南边陲县城,隶属于赣州市,地处赣、湘、粤三省交接区域,距离井冈山150多公里。

㉜许卓(1905—1934)

广东广州人,1924年入党;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又任叶挺独立团排长,参加过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后在河池整编时任红七军团政委、前委委员;邓小平去上海时,指定其代理红七军政委撤退至中央苏区后参加第三、四次反“围剿”;1934年2月,不幸在执行周副主席派到福建前线执行检查任务时与土匪武装发生激战而牺牲。

——编录《百色起义人物志》P107—110

㉝《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著(时任红七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总务科科长,中央派遣去广西的代表)。摘自《星火燎原》未刊稿 第二集P14 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8月第1版

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年)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P363——380

㉟《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1931年5月14日

中央认为:一、七军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确的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转战数千里,但从没有做过发动群众起来做没收土地于改良他们生活的斗争,对商人、地主都表示出特别的谦让,甚至于对他们的财产不敢有丝毫的侵犯!

……自从几次盲动冒险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在七军内部充满了失败逃跑的情绪,一听到敌人来了,立即逃走,甚至有草木皆兵之感。

不组织群众,不领导群众的斗争,而想单靠军事行动来取得“江山”,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错误思想。七军党部必须征服这一转变中的一切困难,坚决的实行这一任务,创造七军所在地的群众基础与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他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

——摘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 P414、415

㊱《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建立》

“可惜……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激发地主豪绅的罪恶以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产,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以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劣绅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是后来发动群众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双引号是原文)

——摘自《星火燎原》第一卷 第一集(下)P845—858 张云逸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

㊲《年谱》(以下为缩编——编者注)

a)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批评广西特委对广西军阀存有幻想。信中指出:……仍然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工作,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并指示派龚饮冰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P51

b)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指示信》,指出: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区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指定七人组成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为红七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P63

c)1930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致信红七军前委,肯定红七军的工作,指出目前党的总的任务是更加紧迫地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特别是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前途,要求红七军向广东北江、东江发展。信中指出:信中指出:……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执行了中央指示,做了许多工作,如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信中还指出:红七军执行中央的指示尚有不够的地方。……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发展路线,从速集中力量,……与东江、闽西红军向广州进攻。 P66

d)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关于七军的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有同志到沪报告龙州部分失败情形外,大部分的行踪,中央不甚明了。……红七军要利用这一时机,扩大红军,加强战斗力,坚决地攻打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北江发展。信中对红七军前委批准李明瑞入党并担任红七军总指挥提出批评。P67

——摘自《邓小平年谱》(上)

㊳中共中央指示信

a)《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9400字)1929年10月8日

中央除了毅宇(贺昌中央巡视员)同志来此面谈之外,更有以下的书面指示:(指出广西的五种危险:)

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偏于军官运动,对广西统治阶级抱有幻想,抛开阶级立场自由猎官(谋求官职)做的分子。

提出“最紧要而迫切的任务”,“现在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治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即发展工运,把农运转化为武装斗争。

“以上所指均为目前两广反军阀战争中最迫切的工作,省委特委必须于接此信后立即予以讨论并见诸实行。”(引号是原文)

——摘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P550-563

b)《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指示》1930年3月2日(一万五)

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

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分为七个部分:一、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 ;二、对与过去工作应有的认识;三、以后工作的主要路线(14个问题: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无产阶级领导、与朱毛联络、白区工作、扩大红军);四、各种具体策略问题的回答:

A群众工作(政权组织、工运策略、没收与土地分配、农协、土匪、城市贫民工作、学生运动少数民族、宣传工作;)

B经济方面(对待商人、财源问题);

C军事方面(游击战争、红军编制、农民武装、士兵训练、军队民主、士兵成分、薪饷问题、军队党组织、收集发动武装、组织兵变、交通网建立)

其中、7薪饷问题:“红军绝对不是雇佣的军队,所以二十块的薪响是绝对要渐渐的使其废除。……在士兵群众中施行广大的宣传,并且经过经济公开,当兵夫役一律待遇平等,这些办法来使士兵群众自己起来废除薪饷制,只有零用钱及供给伙食衣服”。

五(略);六、地方党部、七、几个零碎问题(前委成员、政委任命,供给中央)其中: 七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和军部政委,张云逸为军长。

特别嘱咐:“希望你们在接到指示以后,与从此回部的□□同志详细讨论,详细制定每一部分工作的具体计划,并将执行的程度以及执行中所碰到的困难情形时常报告中央。”(另附中央七0号政治通告,请参照讨论)

——摘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P56-80

c)《中央关于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发展路线等问题的指示》1930年4月20日

红军第七军前委:

自小平同志回去后,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得到你们一些消息。……最近广东有一电报老说,你们退出龙州没有大的损失。中央所知道你们的消息,指示如此而已。

信中指出:第一,没有很快集中力量,向广东的北江、西江发展,并且你们曾有进攻南宁的错误计划。第二,内部发生收编的土匪冯飞龙叛变,是对土匪领袖没有坚决地解决。现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兵士群众的基础不稳固,随时都会发生问题。第二,要按中央所指示的路线向广东发展;第三深入土地革命。第四,对土匪运动的策略

——摘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P169—172

d)《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一九三0年六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文献选编都无此信。

e)《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1931年5月14日

七军前委:

自听到了X、XX和XX诸同志关于七军的详细报告之后,中央认为:一、七军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确的阶级路线的缺乏。……二、不组织群众,不领导群众的斗争,而想单靠军事行动来取得“江山”,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错误思想。……

全文共有六个部分:七军失败原因、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肃清异己分子、把赣西南二十军归编七军、归编后的任务、恢复前委和任命前委成员。其中提到:“中央复派XXX同志为前委书记,XXX、XXX、XXX为前委委员,在XX同志未来到前,前委书记由XX同志代理。(缩写——编者注)

——摘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 P414-417

㊴《百色起义人物志》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主编,编审委员会主任刘咸岳(曾任百色地委书记、广西区政府秘书长、广西社科院党组书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