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为什么就那么难落地？

1987年，一位名叫王汉斌的人大官员在会议上说了一句话：“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财产申报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大概没有人想到，它开启的将是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研究”。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研究解决”至今未果。

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了立法规划。列入了，也仅仅就是列入了。这部法律至今没有进入过实际的立法程序，连一审都没有。

到了1995年，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叫《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一共七条，要求领导干部每年申报两次收入。申报什么?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费，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关键在这几个字：申报受理之后，不向社会公开。

你向组织申报了，组织知道了，至于组织有没有核实，怎么核实的，核实的结果是什么，老百姓一概不知。这些申报表去了哪里?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报告信息通常锁在相关部门的铁柜子里”。

锁在铁柜子里的申报，跟不申报有什么区别?没人知道那位副处级干部填的“其他合法收入”到底是五百块还是五百万。也没人知道他名下那几套房子，他太太名下那几套，他儿子在国外那几套——只要他不说，就没有人问。

这就是我们搞了三十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专家直言不讳：严格地说，中国至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有干部收入申报制度。

一部像样的法律，应该至少有四个环节：申报、审查、公示、惩治。我们只有第一个环节。后面的三个，全缺。

有人会问：既然没有法律，那为什么年年都在说“条件不成熟”?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条件，什么时候能成熟?

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第一次提交了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此后连续七年，年年提。他得到的官方答复，经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先是“条件尚不成熟”，然后变成“存在一定困难”，再后来变成“深入研究论证”，到2012年，中纪委的答复是“有关部门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加快了起草进程”。

从“不成熟”到“着手起草”，用了六年。而从“着手起草”到今天，又过了十几年。那部建议稿写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能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韩德云本人倒是很乐观。2017年他说：“我觉得现在不存在阻力的问题，只是时机和步骤选项的问题。”

但另一些人的说法完全相反。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是这样的：97%的官员反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97%。这个数字几乎说明了一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得更直白：“如果确实有贪腐问题的官员，是不愿意申报和公开其财产的，这些人会反对和施压。”

制度的设计者，就是制度的执行者。执行者如果又是被制度约束的对象，那这个制度要怎么落地?让那些财产经不起看的人，去制定一部让他们财产必须给人看的法律，这件事本身的难度，大概不比让猫把自己脖子上的铃铛挂上去容易。

除了“上面”的阻力，“下面”的试点也好不到哪里去。

2009年，新疆阿勒泰第一个吃了螃蟹。此后几年，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青铜峡、广东始兴、珠海横琴……陆陆续续有近四十个地方搞过试点。

结果呢?

大多数试点，用八个字可以概括：昙花一现，人走政息。

最根本的原因是，地方试点不是制度化的，严重依赖本地最高主政者的个人意志。主政者调走了，或者换了想法，这事就黄了。

有一位推行财产公示试点的官员，后来去世了。那个地方的试点，也随之无声无息地停滞了。

更荒唐的是公示的质量。江苏徐州贾汪区搞了个“勤廉评价系统”，把六百名科级干部的“家底”挂到了网上。有人随机抽查了一百名干部的信息，发现九十六个人的申报内容一模一样——“有住房1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当收入”。

六百个干部，九十六个“一套房、无其他收入”。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地方大概是全国最清廉的区了。如果不是真的，那这个“公示”到底是公示给谁看的?

珠海横琴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得坦率：很多官员对财产公示非常抵触，“他们更希望只申报财产，而不向公众公示”。

只申报，不公示。这大概就是很多官员心目中的“理想制度”——我填我的表，你过你的日子，咱们互不打扰。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一方面，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另一方面，从1994年列入立法规划算起，三十二年过去了，这部法律连影子都没有。中间搞过的那些试点，能活过主政者任期的都算长寿。

到底难在哪里?

第一难，难在立法层面。1994年列入规划，2012年中纪委说在起草建议稿，到今天，三十二年。立法规划里列入过的项目多了，有些确实因为条件不成熟暂缓，但像这样一缓就是三十多年的，确实不多见。是“条件”真的那么难凑齐，还是有人根本不想让它成熟?

第二难，难在申报和公开之间的那道鸿沟。现行的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内部报告”机制，跟向社会公开完全是两码事。向组织报告，组织可能看一看，也可能不看;向社会公开，那就是几亿双眼睛盯着。前者是可控的，后者是不可控的。一个官员可能不怕向组织报告自己名下有十套房，但他一定怕被邻居在小区业主群里指指点点。

第三难，难在配套。金融实名制、不动产统一登记、个人信息联网……这些基础设施，确实需要时间建设。但问题在于，技术上的难，跟政治上的难，是两码事。技术难可以慢慢解决，政治难则需要决心。当一件事拖了三十多年的时候，恐怕很难再拿“技术不成熟”来做挡箭牌了。

有一种说法是：一旦全面公开，如果官员和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过大，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这个逻辑翻译过来就是：因为有些人的财产可能来路不明，所以不能让大家看到。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如果财产是合法收入，差距再大也不怕看;如果差距大到看了会出事，那恰恰说明这背后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有意思的是，2012年，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在政协全会上公开了自己的收入和房产。然后呢?其他官员“怕受到范松青的影响，盯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个主动公开财产的官员，在系统内部被当成了异类。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公开的环境里，主动公开的那个人反而成了“不稳定因素”。

从1987年王汉斌的那句话算起，到今天已经三十九年了。从1994年列入立法规划算起，三十二年了。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家立业，也就三十来年。

有人说这是“条件不成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成熟?等到那些反对的人退休?等到技术全部到位?等到所谓“社会共识”形成?

但社会共识其实早就有了。这么多年了，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提这个议案，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断过，网络调查中九成民众支持公示。问题从来不在“共识”上，问题在于：有共识的人，未必有话语权;有话语权的人，未必有共识。

一扇门，推了三十多年，门还是没有开。这三十多年里，我们知道了瑞典在1766年就有了财产公示制度，知道了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知道了香港和新加坡把财产申报当作反贪的利器。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这扇门没有理由推不开。

但它就是不开。

不是没有人去推。韩德云推了七年，范松青推过，阿勒泰推过，贾汪区推过。每一个推的人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有的阻力来自上面，有的阻力来自周围，有的阻力来自那些不想让自己的名字跟“公开”两个字沾上关系的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王汉斌已经老了，韩德云的议案已经连续提了七年还没看见法律的影子，那些试点地区大多已经“人走政息”。但每年两会还是会有人提，每年还是会有媒体报道，每年还是会有老百姓在问同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