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论当今中国的两个前途》

近日，有读者通过私信向本公众号发来一篇题为《论当今中国的两个前途》的文章。文章主张“放弃共产主义，接受人性主义”，并以对《共产党宣言》、列宁著作和马克思文本的引用作为论证依据。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分析框架，逐层检视该文的文本引用、理论论证和逻辑结构。

一、“消灭私有制”的完整语境：一个被“删除”的限定语

文章开篇引用《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然后据此断言：“共产主义理论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

这一引用删除了原文中紧接其前的关键限定语。《宣言》的原文完整表述是：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证有着清晰的逻辑步骤：先区分“一般所有制”与“资产阶级所有制”，再界定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性质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然后才作出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意义”，指向的是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那一种特定私有制，而非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学界对此有明确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要消灭的‘私有制’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而不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

文章删去这一限定语后，将一个有条件、有明确对象的命题，变成了一个无条件、无对象的命题，进而以“共产主义只讲消灭私有制、不讲权力监督”作为否定共产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建立，本身就依赖于对经典文本的“关键删除”。

二、列宁的原话是“革命的运动”，不是“革命的实践”

文章引用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但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原话是：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运动”与“实践”的一字之差，意义大不相同。“革命的运动”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整体性历史进程的条件。列宁紧接着强调的是“三种斗争形式相互配合，缺一不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而文章将“运动”替换为“实践”后，“革命的实践”被窄化为对具体行动的指导，从而为“共产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权力产生剥削的内容，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推论制造前提。

这并非无关紧要的修辞调整，而是一个论证链条的关键环节：没有“实践”对“运动”的替换，后续的推论就无法成立。

三、共产主义理论中究竟有没有权力监督的内容?

文章断言：“共产主义理论作为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没有关于权力产生剥削的内容。”并进一步说：“没有权力就不可能监督权力。有权力监督权力，这个监督权力也是权力，也会产生剥削。”

这一判断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本事实直接冲突。

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了“社会公仆”概念，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国家的公职人员应当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归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概括了巴黎公社防止权力异化的两项根本措施：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

这两个办法，学界概括为：赋予工人选举权和罢免权，取消公职人员的特权，确立对公职人员实行人民监督的根本原则，“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具体制度设计包括：一切公职人员由人民普选产生，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社会公仆”这个概念需要做一点通俗解释。它指的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其角色定位是“仆人”而非“主人”——他们行使权力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受社会委托来管理公共事务。巴黎公社的核心制度设计，就是确保公职人员始终处于“公仆”位置：选民可以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这套制度的逻辑是：权力需要监督，而监督本身也必须被制度化，不能仅仅依赖掌权者的个人品德。

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进一步设计了党内监督机制，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本质就是由‘社会公仆’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因此，“共产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权力产生剥削的内容”这一判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现”，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遮蔽”。文章以这一遮蔽为前提，推导出“共产主义解决不了权力剥削问题”的结论，论证的起点本身就不成立。

至于文章提出的“有权力监督权力，监督权力也会产生剥削”这一论断，其逻辑问题在于：它排除了任何制度改进的可能性。如果任何监督权力的权力都会产生剥削，那么任何形式的权力制约——无论是巴黎公社的选举罢免制，还是现代国家的分权制衡——都无法成立。这一论断在逻辑上过于绝对，在实践中则导向一种消极结论：既然监督必然腐败，不如不监督。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监督的理论方向完全相反。

四、“权力产生剥削”——一个自由派的理论命题

文章的核心理论支点是巴枯宁的“权力会产生剥削”。文章将这一命题作为“应该不用证明”的公理，据此否定共产主义。然而，这一命题在理论谱系上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典型的自由派剥削理论，并且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系统批判过的。

1.自由派剥削理论的核心主张

学界对自由派剥削理论有清晰的界定。法国复辟时期激进自由派理论家夏尔·孔德(Charles Comte，1782—1837)和夏尔·杜诺瓦耶(Charles Dunoyer，1786—1862)的阶级理论研究表明：

“不同于马克思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剥削理论，激进自由派确立了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剥削理论;马克思将统治阶级本质与其经济属性对等，激进自由派则强调，国家机构本身乃是独立的、制度化的剥削系统。”

这一区分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不正义根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它是最严重的不正义”。政治权力不过是经济权力的表现和保障。而自由派则将国家机构本身视为独立的剥削系统，认为剥削来自政治权力的行使，而非来自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2.自由派“限政不限资”的政治实质

自由派剥削理论在政治上的直接推论，就是“限政”——限制政府权力，而非限制资本权力。有学者指出，自由派宪政主张的核心就是“宪政就是限政”，但“限‘政’不限‘资’，正是自由派的宪政特点”。

这意味着：自由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国家权力，却回避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在自由派的理论框架中，只要限制了政府权力，剥削问题就能解决。但马克思主义指出，现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国家权力不是剥削的独立来源，而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政治形式。

3.巴枯宁与自由派剥削理论的同构性

巴枯宁的“权力产生剥削”论与自由派剥削理论在结构上高度一致。恩格斯在1872年致库诺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

巴枯宁的逻辑是：国家创造了资本，因此废除国家，资本就会自行消亡。恩格斯指出，这是因果倒置。资本不是国家创造的，恰恰相反，国家是资本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建立的组织。废除资本才是基本的前提和基础。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把生产资料私有变为国家所有，“消灭私有制和消除阶级对立，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文章引用巴枯宁的命题来否定共产主义，却完全回避了这一命题的自由派底色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被批判地位。用一个被恩格斯系统批判过的、本质上是自由派的理论命题，来论证“共产主义不是前途”，在理论方法上是站不住脚的。

4.回避所有制问题的理论后果

自由派剥削理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把批判的焦点从所有制关系转移到了权力关系。当文章说“共产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权力产生剥削的内容”时，它实际上是在用自由派的问题框架来质问马克思主义——你为什么不去解决“权力剥削”?

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权力剥削是私有制的表现，而非独立于私有制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垄断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把剥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剥削关系同其赖以形成的生产关系一道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触及所有制关系，仅仅在权力层面做文章——无论是主张“监督权力”还是主张“废除权力”——都无法消灭剥削。

这正是自由派剥削理论的政治后果：它引导人们把斗争方向对准政府权力，而不是对准资本权力。在当代语境中，这一理论立场的实际效果，是客观上为资本辩护——因为只要把剥削归咎于“权力”，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就被遮蔽了。

五、巴枯宁的命题能否用来否定共产主义?

在厘清了自由派剥削理论的谱系之后，我们再来看巴枯宁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位置。

学界研究指出，巴枯宁“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以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自由观为哲学立场”，“公开质疑并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为此专门撰写了《论权威》一文，全面批判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主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基本形成”。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权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含义。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权威不等于专制，而是指在特定社会活动中，一部分人的意志需要被另一部分人服从的客观需要。恩格斯以铁路为例：

“再拿铁路作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

这种权威不是某个人强加给社会的，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巴枯宁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威”和“自由”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任何权威都是对自由的压制，因此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和权威。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是：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权威，而在于权威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如何被监督。

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巴枯宁将权力本身视为剥削的根源，因此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和权威;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政治权力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文章引用巴枯宁的命题来否定共产主义，却未处理一个基本事实：巴枯宁的命题本身就是被恩格斯系统批判过的。用一个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驳过的无政府主义命题，来论证“共产主义不是前途”，在理论方法上是站不住脚的。

六、“人的本质”与“人性”：一个被偷换的概念

文章的核心论证之一，是将“人性”定义为“创造对人有利的对象世界”，并断言“‘人的本质’和‘人性’是同义词”。文章还以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为由，否定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理由是“用量的概念定义质的概念”。

“同一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简单说就是“A就是A”，不能把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文章用这个规则来否定马克思，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命题并不是在给“人的本质”下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而是在进行一场方法论革命。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的原话是：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紧接着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学界研究指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颠覆了既往唯心主义的人性认知框架，将人的本质从思辨领域复归于现实根基”。

马克思的核心论点不是“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个等式，而是：人的本质不能在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层面被定义。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其“本质”是不同的：奴隶制下的奴隶、封建制下的农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他们的“本质”由各自所处的社会关系所规定。正如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具有社会规定性与历史生成性的辩证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人的本质是历史地生成的，而非某种先验不变的“质”。

文章将“创造对象世界”定义为人的本质，以“对人有利/有害”区分善恶，恰恰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人性论：从单个人身上抽象出一种普遍的“创造”能力，再以“有利/有害”的抽象标准区分善恶，不追问在什么社会关系中、由谁、对谁有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的“创造”和工人的“创造”指向相反的方向——文章没有处理这一结构性矛盾，而是用一个抽象的人性定义将其掩盖了。

此外，文章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蜜蜂比喻时，表述为“蜜蜂的蜂巢能让最高明的建筑师发出赞叹，而最笨的建筑师也有比蜜蜂高明的地方”。马克思的原文是：“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紧接着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用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人的劳动具有自觉的目的性——人的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本质区别。文章将这一认识论命题直接等同于“人的本质是创造对象世界”，混淆了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理论层次。

七、“厨师切菜”与“强盗杀人”：一个抽象道德论的例证

文章用“厨师拿起刀切出一堆菜，强盗拿起刀杀了几个人”来论证“人性是做好事”，断言“厨师切菜是对人的肯定，强盗杀人是对人的否定”，因此“对人有害的行为，不是人的本质”。这段论证是作者“人性主义”理论的关键支撑，但恰恰是它最集中地暴露了作者方法论上的根本问题。

第一，它混淆了“对象化”与“行为结果”。马克思讲的“对象化”，是指劳动在产品中的凝结。木工的技术对象化到家具上，厨师的手艺对象化到菜肴上，这是劳动过程的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但强盗杀人不是劳动，而是暴力毁灭。被杀的人不是“强盗创造的对象”，而是暴力行为的毁灭对象。如果把任何行为的结果都叫“创造对象”，那地震毁灭城市、洪水冲垮村庄，是否也是“创造对象”?这显然荒谬。

第二，“人不能否定自身”是一个与事实相悖的抽象命题。作者说“人不能否定自身”，所以对人有害的行为不是人的本质。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人否定自身恰恰是阶级社会中的常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异化劳动时明确指出：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生产的越多，自己越贫困;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这就是人不断否定自身。作者用一个抽象命题“人不能否定自身”，把阶级社会中每天发生的事实一笔勾销了。

第三，“对人有利/有害”中的“人”是抽象的。作者说人性是“创造对人有利的对象世界”。但“对人有利”的“人”是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的“有利”和工人的“有利”常常是相反的。资本家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对他有利，对工人有害。作者不追问“对哪个阶级有利”，只讲抽象的“人”，这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已批判过的抽象人性论。

第四，用道德说教代替阶级分析。厨师切菜是“善”，强盗杀人是“恶”——这是道德判断。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从道德善恶出发解释历史，而是从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出发解释人的行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论”时指出：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作者把“对人有利”当作一个超历史的道德标准来定义人性，然后用“信仰人性主义”来解决剥削问题，实质上是以道德说教代替阶级分析，以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

八、“人性主义”的理论空洞性

文章将“人性主义”表述为“人应该合乎人性地生活”，将“为人民服务”和“向雷锋同志学习”作为“人性主义社会”的标志。

“为人民服务”这个提法需要做一点历史说明。它是毛泽东1944年9月8日在追悼张思德的讲演中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则是毛泽东1963年的题词，1963年3月2日首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3月5日由《人民日报》等报刊刊发。这两个提法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明确的历史语境和制度指向，不是“人性”这一抽象概念的注脚。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文章将“人性”设定为一种可以当下信仰和践行的准则，跳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异化”这个概念需要做一个通俗解释。它指的是：人本来是通过劳动来确证自己的本质的——木工做出一件家具，他的技术在作品中得到体现，这就是“对象化”。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从“确证本质”变成了“否定本质”——这就是“异化”。因此，“人性”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诉诸的现成标准，而是一个需要通过扬弃异化才能实现的历史目标。

文章说“放弃共产主义，接受人性主义，回归公有制”，但“人性主义信仰”与“公有制”之间缺乏任何理论逻辑关联。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的建立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其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用“人性主义信仰”来替代共产主义理想，实质上是以唯心史观取代唯物史观。

九、文章的逻辑自相矛盾

文章中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自相矛盾：它一方面承认“人这种物质的生物性决定了人要做坏事”，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人性否定权力产生剥削”。如果人性(创造对人有利的对象世界)与生物性(为了自身保存和种的繁衍做坏事)同时存在于人身上，那么凭什么断定“人性”必然战胜“生物性”?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文章承认“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决定人的行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表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指的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而文章却将“人的存在”抽象化，用来论证“只有社会中的主流人群信仰了人性主义，才能使权力不产生剥削”。这等于说：剥削的消灭取决于人们的“信仰”，而非取决于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变革——这与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直接矛盾。

文章结尾提出“两个前途，选啥?”，并称“向从事普通劳动的读者和站在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的读者问好”。这种姿态值得尊重，但立场的情感表达不能代替理论论证。一篇文章如果在经典引用上删除限定语、替换关键词，在理论论证上以被批判过的自由派命题否定被引用的理论，在概念定义上以抽象人性论偷换阶级分析，在逻辑结构上自相矛盾——那么，无论其出发点多么真诚，其结论都无法成立。

结语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块铁板。它欢迎批评，也经受得住批评。但批评必须建立在准确引述文本、严肃对待理论、逻辑自洽的基础之上。以删除限定语的方式引用《宣言》，以替换关键词的方式引用列宁，以被恩格斯批判过的、本质上是自由派理论命题的“权力产生剥削”论否定共产主义，以“厨师切菜/强盗杀人”这样的道德对比取代阶级分析——这样的批评，不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挑战，而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变形和遮蔽。

共产主义理论中有权力监督的内容，正如它有针对私有制的批判一样。巴黎公社的选举罢免制、恩格斯的“社会公仆”论断、列宁的党内监督设计，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经存在的制度性思考。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有没有权力监督理论”，而在于这些理论如何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被实践和完善。这是一个值得严肃讨论的真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删除限定语、替换关键词和援引自由派命题来解决的伪问题。

《论当今中国的两个前途》原文

一，康米主义不是前途

《康米党宣言》说：“康米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就是说，康米主义理论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巴枯宁说，权力会产生剥削。康米主义理论作为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没有关于权力产生剥削的内容。权力会产生剥削这个论断，应该不用证明。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康米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权力产生剥削的内容，康米主义实践就解决不了权力产生剥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权力产生剥削这个问题，剥削就不能消灭。剥削不能消灭，没有剥削的社会就不会出现。康米党人和劳动人民的理想是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既然康米主义不能消灭剥削，那么，康米主义不是当今中国的前途。

二，前途之一，走进资本主义

(本段违规，不展示)

三，前途之二，走进人性主义社会

“人性主义”是一个新词。解释“人性主义”，要先弄清人性是什么。要弄清人性是什么，要先否定对人性的两个错误认识。

对人性的第一个错误认识，是认为恶也是人性。恶不是人性，恶是人的生物性。人是一种生物，是生物就有生物性。生物的生物性是沿着生物自身的保存和种的繁衍展开生命。对于生物来说，一切对自身的保存和种的繁衍有利的行为，都是合理行为，都具有必然性。人是一种生物。人的生物性使人为了自身的保存和种的繁衍做出诸如杀人放火之类的恶的行为。

对人性的第二个错误认识，是认为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是质的概念，“总和”是量的概念，用量的概念定义质的概念，违背了同一律，即违背了逻辑。“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十个结论：人的物质性和物质的第一性决定了人的狭义思维即推理必须合乎逻辑。”(《辩证唯物主义论》)

否定了两个错误认识，我们讨论人性是什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蜜蜂的蜂巢能让最高明的建筑师发出赞叹，而最笨的建筑师也有比蜜蜂高明的地方，那就是最笨的建筑师在动手之前也已经在大脑中完成了建筑。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说，人的本质是创造对象世界。什么是对象世界?一个木工走在街上，没有人能看出他是一个木工。当这个木工用工具和木头做出一件木制产品，他的木工技术就对象化到这个木制产品上。这个木制产品，就是这个木工创造的对象。各种劳动创造的对象的总和，就是人创造的对象世界。

厨师拿起刀切出一堆菜，强盗拿起刀杀了几个人。厨师切出的菜是厨师创造的对象，强盗杀的人是强盗创造的对象。厨师切菜是对人的肯定，强盗杀人是对人的否定。人不能否定自身。因此，对人有害的行为，不是人的本质。

人的大脑能把感官传来的外部世界重新组成外部世界没有的存在(马克思语，真实地想象了并不存在的东西)，再通过劳动把这个新的世界中的一部分变成现实存在，这就是人这种物质的本质，人性。因为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所以，人的本质，人性，是创造对人有利的对象世界。“人的本质”和“人性”都是“人的本质属性”的简化。“人的本质”和“人性”是同义词。

用通俗的话说，创造对象世界是做事，人性是做好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人类世界的一切原因都要到物质世界中找。人这种物质的生物性决定了人要做坏事。剥削是一种坏事。人这种物质如果没有否定做坏事，否定剥削的属性，剥削就不会消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力可以监督。而没有权力就不可能监督权力。有权力监督权力，这个监督权力也是权力，也会产生剥削。人有人性。人的人性否定权力产生剥削。马克思为什么要写《资本论》，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是人，有人性。

人性主义是主张人应该合乎人性地生活的观点。中华民族的为国为民，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人性的自在表现。接受人性主义，信仰人性主义，把人性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是人性的自为表现。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决定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社会中的主流人群信仰了人性主义，才能使权力不产生剥削。

xxx的城墙上有两个标语。把这两个标语撤下来，换上“为人民服务”和“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我们的社会中有权力的人都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没有权力的人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的社会就成为人性主义社会。

放弃康米主义，接受人性主义，回归公有制，建立人性主义信仰，走人性主义道路，是当今中国的前途之二。

四，结束语

两个前途，选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写写文章，应该算得上尽到了责任。

向从事普通劳动的读者和站在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的读者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