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大模式”： 资本的地理拼图与总危机的回旋镖

多年以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晋江模式，这“改革开放四大模式”在主流叙事里被吹上了天。

某些经济学家的黑板上，净是“制度创新、民营活力、敢为人先、自发秩序”的赞美诗。他们把四大模式装裱成免死金牌，仿佛只要双手合十念几句市场化的咒语，真金白银就会自动喷涌出来。

生产不是请客吃饭，积累更不是风花雪月。四大模式从来不是什么超凡脱俗的独立奇迹，更不是资本免受危机惩罚的世外桃源。

剥开温情脉脉的宣传油彩，它们无非是资本在特定的历史存量和地理空间中，为了克服原始积累瓶颈、对抗利润率下行，并把身子挤进帝国主义全球价值链，所组织出的四种剩余价值榨取机制。

说白了，就是四套精心锻造的雇佣剥削锁链。

今天，外需熄火、内需撞墙、人口红利见底、债务雷区密布，当年吹上天的各路神话，正排着队化作刺向普通人的回旋镖。是时候给“四大模式”的市场神话来一次彻底的清算了。

一、苏南模式：官僚主导、瓜分公社的“合法洗劫”

苏南模式，就是乡镇政府主导，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石，实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以工补农”的经济发展模式。苏南90年代中期遭遇生产过剩与利润率下滑，在“冰棍理论”指导下全面推行改制(MBO)，集体资产迅速私有化，随后转向开发区招商引资。

自由派最爱讲的神话莫过于：只要放开搞活，农民就会自发办厂，产权界定模糊照样能创造奇迹。

许准在《从公社到资本主义：中国农民如何失去了集体农业并陷入城市贫困》(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 How China's Peasants Lost Collective Farming and Gained Urban Povert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8)中，用实证数据把这套谎言撕得粉碎：苏南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初异军突起，靠的绝非“私有激励”，而是继承并挥霍了人民公社留下的雄厚实物遗产。三十年里，那是几代社员顶着严寒挑土筑坝砸出的农田水利。那是大队农机修配厂留下的一车间车床与老师傅。那是农村普及初高中教育后，批量培养出来的识字、懂算术、守纪律的年轻生力军。

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把账算透了。社队企业是踩在集体经济巨人的肩膀上起跑的。不用交天价地租，不用承担基础设施原值，这是纯粹的制度沉淀。

把前三十年几亿工农勒紧裤腰带攒下的家底，偷换成市场化自发诞生的奇迹，这不是贪天之功是什么?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全国短缺经济终结，买方市场形成，市场水温骤降。苏南乡镇企业迎面撞上了工业品过剩与一般利润率下滑的硬墙。

这时候，新自由主义专家提着公文包下了乡，嘴里念叨着“产权模糊”、“大锅饭养懒汉”、“靓女先嫁”和“冰棍理论”。

左大培在《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里论证了所谓“冰棍理论”，无非是说公有资产像冰棍，拿在手里早晚要化，不如赶紧送人。这是哪门子的经济学?这分明是不折不扣的盗窃哲学!

在苏南，厂长与官僚勾结评估机构，把效益良好的集体工厂通过做假账搞成资不抵债。前脚宣布技术性亏损，后脚就搞所谓“管理层收购”。他们拿公款或者银行违规贷款，连本带利把厂子按废铁价盘下，转手就变成了自己的家族私产。

郎咸平当年引爆“郎顾之争”(《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2004)，从公司财务监管与信托责任的基准出发，撕下了温情脉脉的画皮：这哪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分明是保姆趁着主人睡着，把主人的家产偷个精光，最后反手把主人踹出家门!

刘实在长文《对中国工人阶级现状的忧虑及建议》中痛斥：改制的罪恶在于它把企业的主人变成了受人宰割的雇佣奴隶。工人几十年流血流汗换来的生老病死承诺，被几千块钱一年的“买断工龄”费打发得一干二净。职代会被彻底架空，工会沦为发发电影票的摆设。

李成瑞在重磅专著《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中，用详实的宏观统计数据证实：九十年代末的改制狂潮，造成了公有制的大滑坡。权贵一夜暴富，工农陷入贫困，两极分化的闸门自此彻底打开。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中点中了要害：改制过程伴随着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催眠。阶级被强行去政治化，全换成“转轨、效率、与国际接轨”的技术官僚黑话，工人连喊一句“我被抢了”的话语权都被彻底剥夺。

孟捷在《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性质的演变与积累体制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中一针见血：改制后的苏南基层政权彻底变质，它不再是劳动者的靠山，而是蜕变成了与资本分肥的超级合伙人。它彻底抛弃了“以工补农”，转头扑向外资跨国企业，靠超低地价、免税期和廉价劳工招商引资，在太湖边大造开发区。

曾经的集体所有制样板，最终沦为了跨国资本的拼装车间与地方土地财政的超级提款机。

二、温州模式：小商品的野蛮原罪，脱实向虚的明斯基深渊

浙南温州地狭人稠。因为前线军事防御的需要，前三十年这里几乎没有国家统配的大型重工业。改革大门一开，温州凭借打火机、纽扣、皮鞋等小商品迅速攻城略地。新自由主义者将其吹成“市场自发秩序的胜利”，仿佛温州商人天生流淌着商业血液。

事实果真如此吗?

温铁军在多项实地调研中挑明了温州模式的野蛮原始积累本质：低成本优势从来不是来自什么先进管理，而是来自宗族伦理掩盖下的超强度剥削。

在那些遍布村镇的阴暗作坊里，粉尘刺鼻，毫无防护。老板利用宗族长辈的威权，雇佣同乡乃至童工，一天干14到16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你去找老板讨《劳动法》?老板反手就是一句“都是宗族自家人，带你出来混口饭吃要懂得感恩”。

在这里，工会进不去，维权被宗族伦理死死压制。与此同时，温州自发催生出极度暴力的地下民间钱庄与高利贷“抬会”。八十年代末的倒会风潮，伴随的是持刀追债、绑架与家破人亡。这哪有文明?这分明是十九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最原始、最肮脏的还魂。

小作坊能填补商品短缺时期的空白，可一旦面临产业升级，温州模式立刻露出了马脚。

贾根良在《新李斯特主义：自主创新与中国经济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中猛烈抨击说：盲目迷信比较优势与小商品经济，是经济学界最大的软骨病。成千上万家小作坊各自为战，本质上就是一盘散沙。没有技术积累，没有研发投入，更没有国家战略层面的协同。做个纽扣、做个打火机，隔壁赚了钱，全村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建设，随之而来的便是惨绝人寰的恶意价格战与偷工减料。

这在演化经济学里叫作被死死钉在泥潭里的“低端锁定”。

卢荻在专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做出了一个分析：资本积累分两种，一种是把剩余价值老老实实砸进设备改造和核心技术攻坚的“生产性积累”，另一种则是走向资产泡沫化的“投机性积累”。

温州模式天然缺乏“生产性积累”的骨气与能力。当微利被恶性竞争卷得薄如刀片、实体回报率跌破资金成本时，手握巨资的小老板们会怎么选?

他们才不会去碰高精尖研发，他们的本能就是抽逃资金，掉头去赌博投机!

2000年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售楼处里突然多了一批提着蛇皮袋现金的温州口音常客。

他们包机扫楼，整栋整单元地爆炒核心资产;紧接着是陕北的煤矿、新疆的棉花、云南的普洱、乃至菜市场的大蒜……

齐昊在《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中，用严密的宏观模型揭示了这一必然：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制造业实体利润率呈现不可逆的断崖式下跌。当实体经济容不下多余的资本，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必然脱缰狂奔。

孟捷在《利润率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中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阐明：实体利润率的下滑必然逼迫资本寻找“金融资产化”的避难所，而这种避难注定会制造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开厂累死累活一年赚不到3%，炒套房子几个月翻一番，谁还安心做实业?

可借来的狂欢终究要见底。明斯基的丧钟不会放过任何投机客。

到了2010年，温州全境的高利贷年化利率被推高到30%、50%甚至100%。这时候的借贷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生产，甚至不是为了借新还旧，而是彻底沦为了“借高利贷偿还上一笔高利贷利息”的纯粹庞氏骗局!

2011年下半年银根稍一收紧，资金链瞬间脆断。一夜之间，老板跑路，厂房查封，法院传票满天飞，全地区民间借贷彻底崩盘。

三、珠三角模式：跨国资本的殖民飞地与“新穷人”的血泪流水线

当年一走出广州火车站，扑面而来的全是机油、汗水与廉价塑料混合的气味。数以千万计的年轻男女背着铺盖卷，像工蚁一样被吸进高耸的铁丝网厂房。

主流学者手舞足蹈，兴奋地宣布：中国已经成了名扬四海的“世界工厂”!

郎咸平用《产业链阴谋》(东方出版社，2008)当头泼了一大盆冷水：什么世界工厂?这分明是跨国资本的殖民组装车间!

郎咸平提出了“6+1产业链理论”：

产品设计

原料采购

仓储运输

订单处理

批发经营

终端零售

➕

制造环节

前6个环节占据了价值链80%到90%的高额利润;而珠三角拼死争夺的，仅仅是那个最底端、最受气的“1”。

跨国巨头靠着专利与金融垄断赚得盆满钵满，把什么留给了珠三角?

粉尘弥漫的尘肺病，十指不全的双手，重金属超标的污水毒气，两代打工人的青春。

一线工人拿命换来的几分钱计件工钱，甚至比不上曼哈顿白领喝一杯咖啡的小费。这就是公知们吹了三十年的“国际分工”?

李民骐在《中国的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终结》(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Pluto Press, 2008)中指出：珠三角模式确立了中国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超级代工厂”的生态位：

中国工人在流水线上日夜熬煎，造出堆积如山的商品以白菜价运往欧美，替核心国家压低通胀;中国手里攒下了海量美元外汇，在霸权封锁下买不到关键核心资产，只能掉头买进收益率极低的美债。

西方帝国主义再拿着这些借去的便宜资金，维系高福利与超前借贷消费，反过来继续向中国甩代工订单。

朱安东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恶果》(《红旗文稿》，2012年第11期)与《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4期)中指出：盲目融入西方新自由主义分工体系，不仅让西方自身陷入空心化危机，更把中国经济命脉推向了极其脆弱的境地。2008年华尔街次贷危机一爆，外需瞬间休克，珠三角成千上万家代工厂在几周内停产倒闭，数百万工人瞬间流落街头。

把全家人的饭碗死死端在别人的席面上，这种脆弱的虚胖究竟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江宇在《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19)中指出：当医疗、教育与住房等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环节被全面推向市场化后，企业与社会在享受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却极度拒绝承担劳动力长期的再生产成本。

这种再生产成本转嫁的微观机制，被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九州出版社，2011)以及《大工地上：中国农民工之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中用扎实的阶级民族志完整记录了下来。

潘毅深入深圳车间，记录了跨国资本与地方父权结构如何合谋构筑出严酷的宿舍劳动体制：

工人的肉体被秒表、监控、严禁交谈、严格限制如厕时间的极限泰勒制死死焊在工位上。在东莞和深圳的超级代工厂里，工人们被塞进十人间、十二人间的集体铁架床。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隐私，从厂房下班到宿舍床头只有五分钟脚程，资本随时可以用警报把工人从梦中拽回流水线连轴转!

潘毅写得极其辛酸而沉重：这套体制精准完成了劳动力的“无性化”与“一次性消耗”——它只要打工人生命力最旺盛、视力完好、最能经得起黑白颠倒折磨的十年青春(18岁到28岁)。

一旦你过了三十岁，眼花了、手抖了、落下腰椎病或苯中毒了，流水线会毫不留情地把你像擦完油污的废抹布一样扔出厂区，换上新一波刚满十八岁、懵懂无知的同乡妹妹。

在这一体制下，企业彻底甩掉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全周期成本：生老病死全由农村老家兜底，孩子在老家留守，父母在村里种地。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阶级理解与“新穷人”的产生》(《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中深刻指出：数以亿计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成了人类历史上典型的“新穷人”。

在城市里，一纸户籍将他们打为编外贱民;在政治上，他们被剥夺了老工人阶级曾经拥有的主人翁尊严;在文化上，消费主义的橱窗天天挑逗着他们的神经，可瘪瘪的钱包又把他们死死按在城市天桥的阴影里。

他们不是具有组织性与政治自觉的传统工人阶级，而是在消费主义与贫困之间被双重放逐的无根群体。

四、晋江模式：过度内卷的同质化竞争与生产过剩

福建晋江靠一双鞋子发家。

比起珠三角纯粹给耐克、阿迪做贴牌，晋江老板显然更有野心。安踏、特步、361度、鸿星尔克等一系列品牌拔地而起。主流媒体将其封为“代工转型自主品牌的标杆”。

可一旦掀开这层用金钱堆出来的品牌大旗，里面的底子依然虚弱不堪。晋江模式所谓的创牌成功，本质上是高度贫血的“流通资本狂欢”，而非“生产性技术跃迁”。

看看他们把工人身上榨出的剩余价值花在了什么地方：成百上千亿资金砸进了电视黄金广告段，砸给了各路影视体育巨星，砸给了毫无节制的线下加盟跑马圈地。

但在底层核心技术上呢?高性能缓震材料的高分子研发在哪里?人体工程学数据库在哪里?顶级的功能织物膜在哪里?

这无非是用巨额营销炒作出来的充气气球，只要针尖轻轻一扎，瞬间原形毕露。

晋江模式最绝妙的反讽，在于它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规律，一字不差地在神州大地上演练了一遍。

晋江生产的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平民消费品，可为了在价格战中维持利润，老板们死命压低一线工人的计件工资;与此同时，全社会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大跃进，把普通打工人的六个钱包掏得底朝天。

死结就此彻底扣死：

车间里的机器日夜轰鸣，以每秒几十双的速度把鞋子吐向市场;可每天在风雨里疲于奔命的普通打工人，兜里却连买一双新鞋的闲钱都被榨得精光。

2012年前后，这颗大雷终于炸响了。全行业迎来了灭顶之灾般的“库存大海啸”。

那不是多印了几万双鞋，那是几十亿、上百亿货值的库存死死烂在仓库里。鞋盒子从一楼堆到顶楼，甚至直接拖到大操场上暴晒。有的品牌库存多到“哪怕全国生产线明天全部拉闸停工，手里的鞋子也够全中国人连着穿上三年”。

随之而来的便是惨烈的关店潮：几千家街头专卖店成批倒闭，打折清仓的红横幅挂满大街小巷，中小供货商排队破产。

资本家为了保住残存的价格防线，宁可把积压的鞋服剪烂当垃圾填埋，也绝不可能免费送给光着脚的贫困山区儿童。大萧条时期密西西比河里倒牛奶的那一幕，终于结结实实砸在了我们自己的脑门上。

五、四大模式的本质与总危机

把苏南、温州、珠三角、晋江四张图纸铺在同一张桌上，那套糊弄了无数人的发展神话，到这里彻底剥落了所有神圣的光环。

这四大模式，从来不是四条互不相干的发财捷径，它们不过是同一套资本积累逻辑在四个不同地理截面上的异化展开。

（1）三农与“半无产阶级”的垫背

无论是苏南改制后的私营厂房、温州的家庭作坊、珠三角的流水线、还是晋江的鞋厂，它们之所以能维系几十年的成本神话，全拜城乡二元体制所制造的“半无产阶级”所赐。

数亿农民工进城，资本只支付维持单身生存的微薄薪水。

养老不给办，保障房不给建，孩子上学不给管。资本心安理得地打着算盘：反正老家还有块地，病了老了你们自己滚回去刨食吃。

正如温铁军所言：这算什么自力更生的奇迹?这分明是资本把全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全部无偿转嫁给了日益凋敝的中国农村与留守老人!

这是趴在亿万农民工枯瘦的脊梁上狂饮骨髓!

（2）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然而，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本身就是一剂自戕的毒药。

为了在残酷竞争中活命，四大模式不得不拼命追加昂贵设备，导致全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可逆地上升;

与此同时，农村廉价青壮年红利彻底枯竭，年轻一代打工人的生存成本被城市高物价硬生生拔高。

资本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如期而至。到了2010年前后，四大模式的实体产业平均利润率全线崩塌，纷纷跌破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实体经济彻底装不下膨胀的过剩资本了。

（3）土地与金融

当实业干什么都亏本，操盘手们做出了最饮鸩止渴的抉择——启动四次圈地运动，用天量土地资本化和信用杠杆，强行为实体危机续命!

四大模式惊人地合流了：

苏南官资联手，大搞园区造城、招拍挂卖地，用城投平台疯狂借贷;

温州与晋江的实业资本大撤退，摇身化作全国炒房团、资金盘与高利贷影子银行;

珠三角的老板抽逃实业资金，买信托、买理财、搞假贸易套汇……

四大模式实体生产相对过剩的短周期，被一次次强心针般的土地财政与信用扩张强行抹平。

实体过剩催生了金融膨胀，金融膨胀靠土地抵押续命，最终把一个个局部的微观危机，硬生生催熟成了今天悬在全社会头顶上的总债务长周期危机。

砸碎资本的锁链

珠三角的外贸代工厂，在关税壁垒与产业链外迁的双重挤压下大片空置。温州的金融神话化为乌有，产业空心化让老工业区暮气沉沉。晋江的鞋服在头部电商大主播的砍价屠刀与几块钱的白牌围攻下再次窒息。苏南的工业园区，也正面临着外资转移与地方巨额城投债务还本付息的千斤重担。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各类“蓄水池”，如今已经注水到了物理极限。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知识分子加速无产阶级化;外卖、网约车等蓄水池严重过载，灵活就业正在迅速转化为公开失业。

改良派开出的所有方子，温铁军的“退回乡土修身养性”，郎咸平的“建个法治框架管好资本”，亦或是“再搞一次大松绑”，在今天这场深达骨髓的总危机面前，全都成了不痛不痒的胡话。

生产的社会化已经达到了空前高度，而生产资料却依旧被少数资本霸占。这一根本矛盾，正在把整个社会推向总清算的临界点。

必须把被掠夺的生产资料，重新收回并置于社会联合劳动者的集体掌控之下。必须终结雇佣劳动，铲除剩余价值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必须重建以全社会劳动者真实需求为核心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再生产体系。

唯有如此，那片被四大模式抽血了四十余年的土地，才能真正卸下沉重的债务十字架;那些在车间、在写字楼、在风雨兼程的电瓶车上流尽血汗的亿万工农大众，才能在这个他们亲手建造的世界里，真正挺直脊梁，做回顶天立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