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驳斥关于灌输论已经过时的观念？

这个问题的提法实际上是成问题的。反对列宁的人通常并不说灌输论“过时”了，而是要么说它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这常见于所谓的“卢森堡主义者”或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还有自称左翼自由派的阿猫阿狗那里;要么说灌输论只是一个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提法，这常见于自认列宁后辈但无法处理《怎么办?》这一文本，把它说成次要著作，因而实质上反对列宁的人那里。

《怎么办?》是列宁主义的真正诞生地，而灌输论在这一著作的内在逻辑里占据核心地位。反对灌输论，无论什么理由，都只能被视为反对列宁主义。

但是，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绝大多数对《怎么办?》和灌输论的解释都非常肤浅。下面只讨论比较典型的观点。

“灌输”误译说

至晚在2021年，有观点认为“灌输论”是对列宁原文的误译，提出更加正确的译法是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入到”工人里面去，以此规避对列宁的启蒙主义-罗伯斯庇尔批评。

这种观点还能获得支持，让我大为震撼。无论“灌输”还是“带入”，其根本意思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两者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物从他物那里接受某个原不属于它的东西的过程。即使我们说列宁用的词是“带入”，但这仍然意味着工人要从别人即知识分子那里获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列宁原文里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并不比“灌输”高明。

说“带入”比“灌输”好，归根到底，无非是觉得“灌输”具有强制的意味，听起来太刺耳，太不“尊重”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这恰恰是列宁本人所批评的那种软弱的知识分子心理，就像下面这种情况一样：因为“纪律”这个词听起来太刚硬，大家都不舒服，所以干脆不要这个词，把它改成“自由原则”。

结果只能是，要么这个“自由原则”实际就是作为纪律而运作，要么它只不过是个用来装点门面的废物，迟早要被扔到垃圾堆里去。

误译说就是这样一种属于垃圾堆的存在。它极力想抹去工人运动中那种它自己认为坏的、“替代主义”的存在，但它采取的方式却仅仅是把牌匾翻过来，写上“工人自主”这几个字。仿佛只要字面上看不出来，事实就不存在了一样。然而，最令人窒息的大家长恰恰不是直接说出他自己意图，而是把“不许出门”说成“建议在家”，还要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都是“为了你好”的那种人。

更有甚者，把“灌输”一词翻译的质疑上升到“编译局里有坏人”这种无聊的阴谋论。好笑。事实上在1972年第二版《列宁选集》中，当列宁在引用考茨基时，对这段引述的翻译就已经是：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

尖头括号里的话正是列宁写的，这也是“编译局里有坏人”的结果吗?

临时策略说

除了误译说之外，另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是临时策略说，即认为灌输论只不过是列宁在特定时期就特定现象，对特定对象采取论战的一种修辞手法。

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会引述列宁在1903-1906期间的话，在那些年里列宁说过他只是“矫枉必须过正”。于是，他们认为灌输论也只是过正对策略提法。

但从策略上看，与其说灌输论是一种临时策略，不如说列宁用矫枉过正这种话给自己辩护，强调应该抓大放小在纲领上团结起来才是真正的临时性辩论策略。毕竟列宁在1902年写出这本小册子的时候，火星派内部无人质疑其中内容，或者至少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不至于公开撕破脸。而在1903年引起分裂的直接原因则是关于党员资格条件的问题，这时孟什维克才把战线烧到灌输论上大肆炒作，而这对列宁来说绝不是一个可喜的情况。

一般来说，“灌输”误译说和临时策略说被其运用者拿来互相支撑。但是，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如果“灌输论”是因为翻译导致的问题，那为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和青年托洛茨基还要在这个地方反对列宁?是因为他们看不懂俄语吗?还是他们文化水平太低以至于文法没学明白?而列宁这个“臭名昭著”的作家居然也没有用这种低级的文法错误去嘲讽对手，还真是怪事。

反对灌输论的列宁?

除此之外，有不少立场各异的人认为列宁在1905年末的《论党的改组》中说的“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先在《怎么办?》中提出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的提法。

然而，这种判断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实现的，而临时策略说的拥趸恰恰又喜欢指责灌输论的支持者不看历史背景。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认为当前的主要工作是

除了秘密机关以外，绝对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对(以及接近党的)组织。

而为了安抚、驳斥那些担忧“那时党就会淹没在群众之中”的声音，列宁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个“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组织经验)”稳固的组织，在教育工人方面卓有成效，“造就了一批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干部”。再之后，列宁认为在1905革命期间，工人阶级证明了他们富于斗争精神，才说了下面这句话：

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

但是，这句话还有后半句：

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

临时策略说的支持者总是选择性忽视列宁对党的作用的强调，也只有这样才能塑造一个反对灌输论的列宁。

即使剥离语境，从“纯”理论上看待问题，那也只需要对比一下列宁在《怎么办?》和《论党的改组》中的提法就行了：

《怎么办?》：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论党的改组》：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

当列宁认为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时候，他谈论的是“工人”——作为原子(无论单数或复数)的个人。尽管他刚好在生产关系上属于雇佣劳动者，但他在生活中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行事。

工人为什么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他既是工人，又是私有者。——既是无产者，又是私有者。作为私有者，工人拥有的很少：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及其劳动力。但是，只要他照旧作为个人、私人而活动，那么不管他在市民社会中的活动是养家糊口、参加社团，还是同雇主作斗争，他就仍然是作为个体私人、作为私有者的存在，他的这种存在就仍然从属于他同资本的关系，即资本对他的支配。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所做的一切，简单来说，只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正如我在另一个关于列宁主义的回答中所写的：

SPD也搞灌输，但是它灌输的东西是工人已经知道了的东西：我是工人，我被剥削了，我可以在工会和SPD的领导下跟雇主和国家谈判。SPD从工人的日常经验里面提取素材，加以理论化，然后把它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包装一下，再返回去“灌输”给工人。在SPD的领导下，工人可以期待有更高的工资，有更好的福利，有更多的议会席位，唯独不能指望反对使福利和议会席位成为可能的国家本身，不能反对使工资成为必需的雇佣劳动关系。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SPD恰恰和俄国经济派一样，迫使工人处于经济主义和行会主义的环节，让他们满足于在日常生活中提出个别要求，从而认为整体的变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SPD灌输的“阶级意识”是主动适应现存生产关系的意识。

在这方面，同在SPD中的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灌输”误译说和临时策略说支持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至少部分地接受了拉尔斯·利赫的观点，认为战前列宁是个正统的爱尔福特主义者，即考茨基的忠实信徒。当他们仅凭字面联系，把考茨基的灌输论加诸列宁的《怎么办?》，声称1902年的列宁是正统派的时候，实际上就忽略了：在俄国，经济派才是考茨基式灌输论的忠实执行者，即经济主义或工联主义意识的鼓吹手。

而当列宁认为存在一种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自发性的时候，他说的不是“工人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工人阶级”——作为整体的集体，以及构成这一集体的、作为行动着的工人阶级的一个要素的工人——“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

列宁这时所指的工人阶级既不是传统上说的自在阶级(这更类似于《怎么办?》中的“工人”)，更不是觉悟了的自为阶级(否则也就不需要党使之自觉了)，而不如说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工人作为一个整体(阶级)作出了某种集体的政治反应，并且客观上一定程度动摇了现存秩序;但是，工人阶级只是在对敌对阶级对自己的进攻或对资本秩序的暂时失灵(因为这会影响到工资的交换以至于原有生活不可继续)作反应，仍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还没有觉悟即组织起来，还没有在一个明确的“党性基础(纲领、策略规定和组织经验)”之上主动进攻。这时，尽管有了集体行动，但工人阶级的意识仍然模糊不清，随时有被回弹、镇压的可能。

为了工人阶级进一步觉悟，列宁在《论党的改组》中提出的办法不是反对灌输，而是号召党把他们中的进步部分吸收进来，加以组织。这恰恰是灌输的继续。

在声称列宁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灌输论(说灌输论只是临时策略，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的那些人里面，杜纳耶夫斯卡娅是最激进但也最诚实的那个，因为她明确认为整个灌输论-先锋队理论都是一种拒不承认工人阶级自发创造性的错误。而那些既要宣称自己是列宁好学生，又扭扭捏捏地反对灌输论，但不敢直接说出来的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则是可鄙的了。

“从外面”

灌输论关系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关系。

众所周知，列宁借用了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表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工人运动(无产阶级)。这本来并不奇怪，只要略微解释一下就能通畅。但是，列宁的如下表述反而让事情变复杂了：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列宁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实践视为平行发展的两种事物，几乎是对考茨基逐字逐句的重复。如果单独看待这段话，那么必然得到以下结论：意识是从外面来的;这个“外面”指的是与工人运动完全平行、彼此无关的知识分子界或科学界。

然而，使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理解的证据就在对考茨基的引用之后。在那里列宁提出：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①〔直译即“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说资产阶级对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注释①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来参加的……

如果按列宁所说，“问题只能是这样”，那么被他引述的考茨基观点就也“只能是这样”：要么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它属于后者。因而，它“归根到底”属于两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一方。这就是考茨基前半句话的意思：

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也同这种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

但是，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思维产品，并不是由一个内部无差异的无产阶级直接生产出来。这一职能属于无产阶级内部的思维职能者集团，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集团。众所周知，葛兰西把它叫作“有机知识分子”，尽管葛兰西对该集团的理解比列宁还要更进一步，在此不谈。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集团，几乎像马克思对商品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难解存在。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职能是为无产阶级提供思维产品，或者用列宁在《论党的改组》里的话来说，是“在原则上解决问题，善于绘制蓝图，善于议论必须做……”。但恰恰由于产品所包含的鲜明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的思维产品往往被驱逐在市场之外，他们不能够以此为生，而这种生产活动又只有在专职从事时才是充足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通过党费、特别捐献等等方式能维持的知识分子又十分有限，并且存在着交通等等实际困难。

结果就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客观的社会地位上看往往不是普通的无产者，而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往往成为“流氓资产者”(到处流亡，完全靠亲友供养，而又保持相当物质水平的那一类)或流氓无产者等等。因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根据他的思维产品，以及他在革命组织中的活动去判断，而不是根据客观的社会地位和直接的经济关系。作为无产阶级所依据的中介活动的特殊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被把握的原因。

这在列宁那里并非没有直接证据。正如他在注释中所说，工人可以参与进思想体系的建设中，但不是“以工人的身份”，即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无产者去做理论活动，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即作为知识分子而做。这里谈到的就是一个人的客观生产地位同他在阶级先锋队中职能之间的差异。而同时，在党建过程中列宁又坚持知识分子和普通无产者都是无产阶级的一个要素，坚决反对知识分子和工人各自建立自己的小组，而是要求合而为一。

只有在这些基础上，列宁引述考茨基的后半句话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

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

这里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并列分立(在列宁的语境下。在考茨基本人那里是怎么样是另一个问题)只能被理解为：统一中的差异。差异在于它们具体的活动方式不同。例如，直接的、身体的斗争永远无法直接生产出概念，而是必须经过思维，经过对先前思维结果(著作和物质现实)的考察。另一方面，概念现实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它无法凭其自身就改变现实，而必须诉诸现实的人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双方无法派生对方。统一在于它们作为活动方式都属于无产阶级。理论无实践则空，实践无理论则盲。

当然，可以说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方式。事实上，理论和实践是在实践中统一的，而这个统一是在党中才能不断实现的。党是实践和理论的中介。因此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懂得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中的特殊地位之后，就能明白灌输论所谈论的那个“外面”并不是指一个超然于两大阶级的、中立的外部。它指的是相对于工人阶级所处的直接的经济关系的“外面”：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

列宁强调的不是“工人应该多学点知识”，而是要求工人，作为无产阶级的构成要素，必须对现实过程具有普遍总体的认识，以此确定本阶级的行动根据，以及自己作为阶级成员在现实中的地位和应有的态度。在列宁的灌输论中，“外面”指的不是位于无产阶级的一个超然外部，而是指作为私有制的工人或自在的工人阶级的外部——位于直接经济事实之外的政治现实整体。

灌输，就是让囚犯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一起走出洞穴，奔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