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最爱民族主义

之前看了一篇文章，其中说资产阶级最害怕民族主义，其实不然。事实是，资产阶级最爱民族主义。

在自然界里，猫会和猫做朋友，老鼠会和老鼠做朋友，但猫不会和老鼠做朋友，因为猫总是要吃老鼠的。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而在人类社会中，谁是猫，谁是老鼠，这并不是由民族来决定的，而是由阶级来决定的。

法国的资本家们与德国的资本家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吃着不同的食物，在市场竞争上斗得你死我活，但一旦当他们面对各自国家的工人阶级时，其立场总是完全一致的——在惧怕和镇压本国无产者的反抗这一点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早已结成了兄弟般的联盟。然而，资产阶级是不会把这个真相告诉人民的。而且为了遮掩这一点，他们还要编织了一面旗帜，把老鼠们的利益和猫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告诉老鼠说：看，这是我们共同的民族，我们是一家人，只有打败外面的猫和老鼠，你们才能和我们一样过上好日子——这面旗帜，就叫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心爱之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就已揭露过它的本质：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榨取的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培植工人贵族，然后披上民族利益的外衣，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竞争中去。当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到一触即发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用民族这个虚幻的共同体的旗帜下动员整个社会，把无产阶级们共同送上战场，让他们为资本家的市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而流血死亡。

一战爆发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国际主义的誓言，投票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预算，号召各国工人阶级互相残杀。他们告诉德国的工人，你们是在保卫德意志民族免受斯拉夫人的侵犯。他们告诉法国的工人，你们是在保卫法兰西文明免受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蹂躏。可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德国的克虏伯和法国的施耐德都在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而马恩河和凡尔登糅杂着血水与碎肉的泥泞里，埋葬的是几百万穿着不同军装的工人和农民。那些高喊着民族主义口号的资产阶级政客，可曾把自己的儿子推进堑壕战的绞肉机里送死呢?

民族主义不仅能把国内的猫鼠矛盾转移到国外，当被资产阶级为了解决自身的巨大危机而将其推到极端后，更是极易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党全名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请注意，这里民族一词被摆在最前面，而社会主义不过是拿来欺骗劳动者的幌子。法西斯利用的正是德国在一战后被凡尔赛体系压迫的民族屈辱感，把阶级矛盾替换为了民族矛盾。法西斯告诉德国的失业工人，你们的苦难不是来自于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老爷，而是来自于犹太金融资本和凡尔赛条约的掠夺，来自于外国的财阀压榨。于是乎，猫和老鼠被整合进了同一个所谓优等民族的神话里，一起把仇恨对准了外部的民族和内部的所谓民族叛徒。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就是，共产党人先被屠杀，接着是工会领袖，然后是工人积极分子，再然后是犹太平民(对，不包括犹太大资本家)。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被彻底摧毁，六百万犹太人在毒气室里被屠杀，整个欧洲化为焦土。而真正获利的是谁?是法本、克虏伯、西门子这些垄断资本集团，以及和希特勒做生意做得盆满钵满的各国大资本家。

中国的革命历史同样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生动素材。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逻辑是什么?是攘外必先安内。这句口号本身就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暴露得淋漓尽致——外，是要攘的，因为不攘外他就无法维持民族领袖的光环，无法向人民交代，但内，必须先安，因为内是共产党，是工农革命的力量，是真正威胁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统治根本的存在。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八个字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面前真实面目的最精准概括。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民族资产阶级有抗日的一面，这是他们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地方。但是，当人民力量在抗日中不断壮大时，他们又恐惧革命更甚于恐惧外敌。所以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政策：一面打着民族的旗号要求人民为国家牺牲，一面随时准备与侵略者妥协以共同镇压革命。皖南事变就是这种两面性的残酷证明。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做了透彻的分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当他们需要动员人民的时候，他们高喊民族主义，当人民真正觉醒和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把民族主义抛到一边，转而与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人民。

这一判断在今天是否依然准确呢?各位看官大可自行判断。

然而，民族主义是否就完全是不对的呢?这里必须具体分析。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民族主义指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性始终受到阶级性的制约。一旦民族独立实现，掌握了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刻就会把民族主义转化为掩盖国内阶级压迫的工具，转化为压迫国内劳动者的借口，甚至转化为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因此，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被用来动员人民反抗压迫反抗侵略，同样也可以被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

理解了这些历史，才能理解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局。

今天的世界，保守右翼正在全球范围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从美国的特朗普到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从印度的莫迪到阿根廷的米莱，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把本国工人阶级的愤怒从资本家身上转移到移民、难民和其他国家身上。美国铁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了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心化的打击，他们的愤怒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但特朗普告诉他们，夺走你们工作的不是美国的资本家，而是中国工人和墨西哥移民。于是，猫和老鼠又一次变成了一家人——失业工人被捆绑在美国亿万富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族叙事里，而真正的阶级敌人却悄然隐身在星条旗的阴影中。欧洲的情况同样如此。新自由主义几十年来的掠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撕裂和贫富分化，但极右翼政党给出的答案不是向跨国资本开刀，而是反移民、反欧盟、反全球化。法国的勒庞、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梅洛尼，他们的纲领如出一辙：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用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用法国人优先或德国人优先来安抚被剥夺的劳动者的愤怒。

这种策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它符合资产阶级统治的内在需要。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单靠暴力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它需要意识形态的帮助。而在所有掩盖阶级矛盾的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最廉价、最有效、最好被理解、最能激发情感共鸣的一种。它把实际上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幻化成一个休戚与共的虚幻的共同体，把工人和资本家塞进名为民族的容器里，然后把这个容器里积累的全部愤怒导向外部的敌人。

所以说，资本主义是最爱民族主义的，因为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阶级消失了，阶级矛盾消失了，阶级斗争消失了。工人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民族的一员。资本家不再是剥削者，而是民族经济的栋梁。阶级斗争不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破坏民族团结，破坏营商环境的分裂行为。当工人要求涨工资时，他们说这会损害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当人民反对战争时，他们会说这是不爱国。当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他们说这是破坏国家统一。资本主义下的民族主义，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阻止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阶级利益，从而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最有效的麻醉剂。

那无产阶级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呢?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从来是清晰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当然，这从来不是说无产阶级不热爱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人民，而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当作自己的国家来保卫。单打独斗的老鼠不可能抵得过天敌，只有团结起来，才有生机。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中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工人，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他们各自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虚假共同体。当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煽动各国工人互相仇恨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应该用国际主义来回答，唯有如此，才能看清真正的敌人是谁。

回到那个猫和老鼠的故事。资产阶级要老鼠相信，猫和老鼠属于同一个民族，应该团结起来对付别的民族的猫和老鼠，例如美国的猫和老鼠就应该一起去咬死俄国的猫和老鼠。一些老鼠信了，跟着猫去和别的猫打架，结果自己死在了战场上，而猫呢?吃掉了所有死老鼠留下的食物。于是，另一群老鼠终于醒悟了——它们明白，所有国家的老鼠都应该团结起来，因为所有国家的猫都是要吃老鼠的。

这是煽动仇恨吗?

当然不是，这只是在陈述一个同样朴素的事实：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生产关系，最基本的划分是阶级划分。民族主义者告诉你，你是一个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但马克思主义者会告诉你，你当然有自己的民族，但你首先是一个工人或资本家，农民或地主。你应该看清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