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节育的根据不是马尔萨斯主义

我们主张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应当适当地节制生育。我们为什么也提倡节制生育呢?我们的主张和马尔萨斯主义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种反动的社会理论

马尔萨斯是从所谓人类自然本性出发，引出人口和消费资料增长的对比关系来展开他的理论说明的。他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2,4，8,16,......)增长，消费资料却是按算术级数(1，2，3，4，5...)增长。这样，人口增长的速度，就远远超过消费资料增长的速度，这就是社会上的失业、贫困、战争以及其他一切灾祸的根源。在人口绝对过剩的时候，只有经过战争和各种灾祸抑制住人口的增加，才使人口和消费资料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平衡。因此，劳动者用不着抱怨失业、贫困和一切社会灾祸了，因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更用不着起来斗争了，因为他们所受的苦难并不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而是劳动者太不节制，生儿育女太多了。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杜撰的“人口公律”。

由于这个“理论”是彻头彻尾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辩护的，所以它出世以来，受到资产阶级热烈的捧杨和广泛的传播，成为他们用以为剥削制度开脱罪责，鼓吹战争和对外侵略政策以及各种反人民措施的理论根据。马尔萨斯主义的迷惑作用，还在于他使用了资产阶级学者所惯常使用的障眼法，把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或次要方面夸大成为根本问题，或对这些现象作歪曲的解释。譬如，他抓住了人类社会长期存在过的不平等，社会下层阶级的贫穷和失业的事实，并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是他认为这不是阶级社会剥削制度造成的结果，而是由于人类自然本性所决定的规律作用的结果。他抓住了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事实，却把这种由于资本积果规律作用所形成的相对人口过剩说成绝对人口过剩，把一定社会形态的历史的人口规律，说成永恒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在人口论上的根本对立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却从根本上驳倒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一切谎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决不是同社会条件无关的生物学因素，它是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分不开的。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人口公律是没有的，每个历史的社会形态都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现象的存在以及劳动群众的贫困化，并不是什么绝对人口过剩，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因为资本家为了攫取利润，为了在市场竞等中不至于失败，就必须不断地改进技术装备，使用新的机器，而新机器的采用就必然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愈来愈多地排挤以前所雇的工人，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使无产者的队伍不断壮大，这样劳动力的供给便超过了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平均需要而形成失业人口。这种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的规律也就消失。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消灭失业和贫困开辟了最广阔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获得了广泛就业的机会。总的情况是:一方面人口迅速增加，一方面人民物质福利水平却不断地提高。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速度高于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的说教完全是臆造的。人类历史证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能够用很快的速度来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这种速度是最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也赶不上的;否则，人类从原始社会的稀少数目增加到二十多亿，连原始社会的贫乏生活都不可能保持，更谈不到提高到现代生活水平了。例如拿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年来说，这一时期世界粮食约增长百分之二百六十三，纺织原料和橡胶约增长百分之三百一十一，工业品约增长百分之四百三十;人口呢?在这同一时期，英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德国只增长百分之五十九，比利时只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八，荷兰只增长百分之六十二，俄国只增长百分之七十三点九。整个欧洲人口平均只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四。这就充分说明，这些国家劳动人民失业、贫困的原因，不在于消费资料赶不上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而在于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私有财产制度。

有一些人觉得，马尔萨斯主义对于过去长期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似乎特别适用，譬如印度这样的国家过去长期贫穷落后，好像是人口过度增长的结果，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完全不是的。在过去三百年间，印度人口从一亿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九百万人，约为二点八倍。而作为“富裕”的宗主国——英国怎样呢?从一七〇〇年的五百一十万人增加到目前四千一百八十万人，大约二百五十年间人口增加了七倍。如果我们再把印度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作一比较，那末在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〇年这一时期内，德国、比利时，荷兰、俄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分别为印度的三点二倍、二点五三倍、三点二八倍，三点九一倍。人口的密度怎样呢?一九四一年全印度的人口密庭是每平方哩二百四十六人，而英国是七百零三人，比利时是七百零二人，荷兰是六百三十九人，德国是三百四十八人。(自然，人口密度的数字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因为在大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人口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但是作个大致的比较仍然是必要的。)这就充分说明，马尔萨斯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是找不到现实根据的。这说明企图用马尔萨斯主义来解释殖民地国家的贫穷落后只能给殖民主义开脱罪责，而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过去许多马尔萨斯主义者都会摆出一付“科学”的面孔断言:中国的土地所能提供的消费资料，最多只能够供养两亿人或两亿八千万人。然而事实却粉碎了这种谬论。由于革命的胜利和生产的发展，虽然我国人口达到了六亿之多，我们却在极短的时期内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饥饿，并且逐步地有效地解决着失业问题，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仅如此，全国解放以来，我们在比较落后的技术条件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能够迅速地取得巨大的成就，倘若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力，是不可想象的。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增加，死亡率降低，自然增加率大大提高(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二以上)。虽然我们的农业技术基础还比较落后，但是农业增产的比率仍然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我国解放后各年度粮食总产量，一九四九年是二千二百亿斤，一九五二年为三千三百五十亿斤，一九五四年为三千三百九十亿斤，一九五五年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一九五六年约为三千八百五十亿斤)。工业增产的比率每年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七年这十五年内，我国人口如果按现在比率增加大约三分之一(总人口约达八亿左右)，而粮食按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数字，可以增加一倍半(由三千三百五十亿斤增到八千三百八十五亿斤)。工业产量在这十五年内预计增加将近十倍。这就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我国人民走向富强康乐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进行民主革命和继这个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把人口减少到二亿或二亿八千万。

由此可见，我们同马尔萨斯的根本对立在于: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人口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贫穷、罪恶，不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是由于人口增殖的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消灭贫困、罪恶的唯一办法是减少人口。同马尔萨斯主义相反，我们认为:人口增长和居民的密度确实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但它不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力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口规律也不是自然性质的永恒规律，而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依据的历史的规律，劳动群众的贫困、失业，不是自然的原因，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腐朽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消灭贫穷、失业的根本道路是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道路。

我们主张适当地节制生育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主张适当地节制生育呢?

首先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物质生产水平还很低下，科学技术也还比较落后，这就不能不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带来一些暂时的困难。譬如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虽然有着大量的荒地，但是这些荒地大多在比较边远的地区，由于我们铁路不够、钢铁不多、暂时不能大量生产现代化的农业机器、石油生产还很落后、技术人才也比较缺乏，就不能像苏联最近几年那样大规模地开垦荒地。我们这几年用了很大的力量兴修各种水利工程，好些工程也确实在保证农业增产上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但是像长江、黄河这样主要大河的根治，或者刚才开始，或者正在准备，这些工程的完成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物力、人力、财力。许多小河的治理，也不是一下子可能完成的。仅就所举这些条件看来，我们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和整个农业生产的增长，目前都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落后，又不能不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来。我们的粮食和某些副食品还只能保证基本的需求，还不够富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算很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虽然正在逐步地解决，但是要彻底解决却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各级学校虽然有了两倍乃至三倍以上的增长，但仍有部分学龄儿童和中学生不能如愿地入学和升学;城市的住宅、各种公共设施以及其他一些群众需要，也不能完全满足。在这样条件下，人口增长太快就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困难，并影响到人民生活的长期改善。因此，我们必须在努力建设、发展生产和逐步提高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适当地调节人口的增长。只要分析一下我们目前困难的性质和产生困难的原因，就会明白我们的主张同马尔萨斯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我们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这当然不是同过去比较(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多了)，而是同人类现代生活水平相比较，这是由于我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人类科学技术已经达到的水平。显然，这种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我国人口密度太大或人口增长过快，而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长时期造成的恶果。我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程。然而，我们不能把国家建设看成孙悟空翻斤斗那样，刚刚离开魔窟，立刻便到极乐世界。解决问题是需要时间的。等到将来生产大大发展起来，问题的性质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目前的节育政策是带有历史特点的。

我们主张适当地节制生育，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这就是有许多母亲因为生育过多把身体弄得很坏，许多家庭因子女太多，影响父母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影响了对子女的教养(自然这些困难部分是同我们国家生产发展的现状相联系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也是完全必要的。

从社会的发展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成了自然界的真正自觉的主人翁，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发展代替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据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对人口的增长加以有计划的调节就成为必要，同时也为人们有计划地生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过去驳斥马尔萨斯主义的时候，也没有排除社会往后发展中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增长的必要。远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一日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就作过如下的判断:“当然，会有这样抽象的可能性存在，即人口数目多到这样程度，以致将为他的增加设下限制。如果共产主义社会发现它必须调节人口的生产，就像它调节物质的生产一样;那么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总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自己将会决定什么时候如何去做这件事，以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不看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不看具体人口状况，在具体主张上把我们适当节制生育的政策和马尔萨斯主义混淆起来，也是非常错误的。不能把我们当前的人口政策和马尔萨斯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我们不能把解放后所推行的扫除文盲、根治疾病等措施同胡适的“五鬼”说混为一谈一样。我们知道，旧中国确实存在着贫穷、疾病、愚昧、贪污等现象。但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上述现象正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只有在社会制度问题根本解决之后，这些现象才会逐步消除，而胡适却反对社会根本变革，说什么当时“中国的真正敌人”是所谓“五鬼”。显然，这是转移群众革命视线的反动谬论。马尔萨斯主义者在全力保存旧制度的条件下，竭力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拼命宣传一切社会改革都是徒然无用的，拼命叫喊减少人口，这同样是转移群众革命视线的反动谬论。在一八四四年，恩格斯甚至这样说过:“即使马尔萨斯完全正确，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的)改造，因为只有进行这种改造，只有通过这种改造来教育群众，才能使人们从道义上节制繁殖的本能......。”我们在考察具体的社会主张、政策、措施的时候，不仅必须同这种主张、政策、措施所由以出发的基本理论联系起来，而且必须同提出这种主张、政策、措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揭穿各种欺骗理论的反动本质，才能划清资产阶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界限。也只有这样，才能认清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根据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增长基数大、速度快，物质生产条件落后等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在努力发展生产、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适当地调节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正确的。这和马尔萨斯根据他的反动社会理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转移群众革命视线的反动主张，是根本不同的。

*原载于1957年合订本《学习》杂志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