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评北大教授程美东《红军长征前的一场生死决战——谈广昌战役》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本应是全党全国人民重温革命历史、弘扬长征精神的庄严时刻。然而，《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的北京大学教授程美东文章《红军长征前的一场生死决战——谈广昌战役》，却在这场严肃的纪念中发出了极不和谐的声音。程文以介绍广昌战役为名，行淡化错误、模糊是非之实，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讳莫如深，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深刻教训只字不提，却花费大量笔墨渲染所谓“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态度”。这不是一篇正常的党史普及文章，而是一篇精心包装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批驳，还广昌战役以历史的真相，捍卫党史研究的政治底线。

一. 一场被刻意包装的失败战役

广昌战役是什么?它是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惨重、教训最深刻的一场败仗。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转而采用“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与拥有绝对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历时十八天，红军毙伤俘敌两千六百余人，自身伤亡却高达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是何等惨痛的代价!这是何等严重的失败!

然而程美东是怎样描述这场战役的?他把广昌战役称为“守门员之战”，说红军肩负着“守护中央苏区北大门”的“使命”，仿佛这场硬仗非打不可，仿佛五千多红军将士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他大谈“红军将士拼死坚守的精神”，大谈“积极向上、绝不言敗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大谈“为红军主力后续撤退行动创造了有利契机”。通篇读下来，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对错误路线的愤怒和痛惜，而是对一场失败战役的悲情歌颂。程美东用红军的鲜血为错误路线涂抹脂粉，用烈士的生命为博古李德开脱罪责。这不是历史研究，这是历史的歪曲。

有人可能会说，程文也承认广昌战役是“阵地战、消耗战”，也承认“明知不可为依然死打硬拼”，这不就是批评吗?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批评一场战役的战术错误，与批判导致这场战役的错误军事路线，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技术层面的检讨，后者是政治路线层面的清算。程文通篇没有一次点出博古和李德的名字，没有一句指出这场惨败的根本原因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种只讲战术失误、不讲路线错误的做法，是在避重就轻，是在转移焦点，是在用战术层面的“反思”掩盖政治层面的“回避”。正如当年彭德怀同志痛斥李德时所说：“崽卖爷田心不痛!”程美东今天的做法，比当年为李德辩护的人高明不了多少，只不过换了一套更精致的语言。

二. 对错误路线的沉默就是纵容

程美东有一个看似“客观”的理由：他是在“从大历史视野审视”广昌战役。什么是他的“大历史视野”?就是绕过具体的人和事，只谈抽象的精神和意义。他谈“自我革命精神”，谈“稳定军心民心”，谈“争取战略主动”。这些词汇本身都没有错，但用在广昌战役的语境中，就变成了一剂麻醉药。它麻醉了读者对错误路线的敏感，麻醉了读者对历史教训的追问。

我们要问程美东一个问题：广昌战役为什么会打成那样?红军为什么会用自己不擅长的阵地战去迎击敌人?是谁作出了这个错误的决策?是谁压制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这些问题，是任何负责任的党史研究者都无法绕开的。程美东绕开了。他用十八天的战斗过程替代了战前的决策过程，用红军将士的英勇表现替代了指挥层的严重失误，用“迟滞敌人进攻”的客观效果替代了对错误路线的根本否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手法，即用细节淹没整体，用现象掩盖本质，用战术讨论替换政治判断。

历史虚无主义从来不都是赤裸裸地否定革命。它最有效的方式恰恰是像程美东这样，站在所谓“客观”“全面”“辩证”的立场上，对历史事件进行去政治化、去路线化的“纯学术”讨论。你说他批评了战术失误，他说了;你说他承认了损失惨重，他也说了。但他就是不讲路线是非，不讲谁应对这场失败负主要责任，不讲这场失败如何推动了党内正确力量的觉醒和斗争。这种“不讲”，比直接的错误论述更具欺骗性，因为它让缺乏党史知识的读者误以为这就是“客观”的研究，误以为广昌战役不过是一场“虽败犹荣”的普通战斗。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错误路线的沉默，就是对错误路线的纵容。在党史研究中，在涉及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上，没有中立的立场。你不批判错误，就是在默认错误;你不揭露根源，就是在掩盖根源。程美东以党史专家的身份，以北京大学教授的权威，以“回答读者提问”的名义，向公众传播一个被阉割的广昌战役叙事，其危害比普通人的错误言论大得多。

三. 所谓“积极意义”消解了路线是非

程文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对广昌战役“积极意义”的刻意渲染。他说广昌战役“彰显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说它“为中央下定更大决心实施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契机”，说它是“在动态的战争态势里寻找新的战机的一种尝试”。这些说法如果单独看，每个句子似乎都有几分道理。但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危险的逻辑：广昌战役虽然失败了，但它还是有意义的，甚至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个逻辑错在哪里?它错在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红军将士在战斗中英勇杀敌、不怕牺牲，这种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值得尊敬。但这种尊敬不能用来为错误路线辩护。五千多名红军战士的牺牲，如果是在正确路线指导下为保卫根据地而付出的代价，那是悲壮;如果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因为错误的战术而白白送命，那是惨痛教训。程文用前者置换后者，用对战士牺牲精神的赞美掩盖对错误路线的批判，这是在消费烈士的鲜血。

更荒唐的是，程文居然把广昌战役说成是为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契机”。广昌战役的失败导致北大门洞开，中央苏区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才迫使中央不得不考虑战略转移。这算什么“有利契机”?这是被逼到绝境之后的无奈选择。如果没有广昌战役的惨败，如果第五次反“围剿”不是那样被动，红军本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和更有利的条件进行战略转移。把失败的结果说成是“契机”，把错误路线的后果说成是“创造条件”，这是一种颠倒黑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任何失败都可以被粉饰为“倒逼改革”，任何错误都可以被美化为“积累经验”。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历史诡辩论。

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是：充分肯定红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同时彻底揭露导致这些牺牲不必要的错误路线。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正是因为红军将士如此英勇，我们才更加痛恨那条让他们无谓牺牲的错误路线;正是因为损失如此惨重，我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路线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程文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只取前者而丢弃后者，这是一种精致的、隐蔽的历史虚无主义。

四. 公众史学不能沦为错误路线的遮羞布

程文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它是应读者提问、由《北京日报》邀请撰写的。这意味着它不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内部讨论，而是面向广大公众的公开解答。公众读者不是党史专家，他们没有能力辨别程文叙述中的重大遗漏和倾向性。他们读了程文，会以为广昌战役就是一场英勇的保卫战，会以为红军的牺牲是正常战争损耗，会以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程文没有告诉他们的是：这场战役的失败不是由于敌强我弱，而是由于自毁长城的错误指挥;红军的巨大牺牲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

这就是公众史学的特殊责任。当你面对普通读者时，你讲述的历史必须是最真实、最完整、最负责任的历史。你不能因为“篇幅有限”就省略核心内容，不能因为“面向公众”就降低政治标准。恰恰相反，越是面向公众，越要把路线是非讲清楚，越要把历史教训讲透彻。程美东作为党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不可能不知道广昌战役的历史定论，不可能不知道博古李德的错误责任。他选择不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不想写。这种“不想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立场?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态度?这是每一个读者都应当追问的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程文的出现并非孤例。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就是打着“从大历史视野审视”的旗号，对党史上的重大挫折和错误进行所谓的“再评价”。这种“再评价”往往不直接否定主流结论，而是通过转换话题、转移焦点、强调“复杂性”和“两面性”，来冲淡甚至消解对错误路线的根本批判。程文对广昌战役的处理，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他用大量的“积极意义”冲淡了“惨重失败”，用抽象的“大历史视野”替换了具体的路线斗争，用对战士牺牲精神的赞美掩盖了对错误指挥的批判。这种做法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如果任其蔓延，将会对党史研究和公众认知造成严重的侵蚀。

五. 党史研究的政治底线不容挑战

我们重申一个基本的原则：党史研究不是普通的学术研究，它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这个政治属性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党史本身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叙述，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维护党的历史定论，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任何淡化、模糊、回避路线是非的做法，都是对党史的亵渎，对革命先辈的不敬。

广昌战役的历史定论是什么?是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导致了战役的惨败，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造成了红军的重大伤亡，是这场惨败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这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程美东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这个结论，但他通过对“积极意义”的过度渲染和对错误路线的刻意沉默，实际上消解了这个结论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他不提博古和李德，不提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正确意见和尖锐批评，不提广昌战役后党内路线的重大转折。这些“不提”，不是无心的遗漏，而是有意的选择。这个选择，暴露了他对党史研究政治底线的漠视。

我们要求程美东同志正视批评，公开回应几个问题：第一，广昌战役的惨败，博古和李德应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第二，他在文章中刻意回避博古和李德的名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第三，他是否认为自己对广昌战役的叙述是完整、准确的?如果他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他就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向读者道歉，并在适当场合补充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明确批判。这才是对待历史、对待读者的负责任态度。

同时，我们也提醒所有从事党史研究和宣传的同志，要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党史研究容不得半点含糊，路线是非容不得半点调合。在涉及党的历史、涉及革命传统、涉及重大原则的问题上，必须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任何试图以“客观”“全面”“辩证”为名淡化错误、模糊是非的做法，都是对党的历史的不负责任，都是对革命先烈的不敬，都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我们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新变种，不管它们穿着多么华丽的学术外衣，打着多么动听的“大历史视野”的旗号。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党史研究才能不负使命，党史工作者才能无愧于千万先烈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