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平:“内乱”说与“第二次解放”

“内乱”说，是1981年《决议》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上的一顶“大帽子”。

它的理由是：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是绝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

这个“内乱”说果真成立吗?

且不说这种说辞的机械唯物主义，认为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就不会再产生剥削阶级，而现实告诉我们，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重新出现在中国社会中，讽刺的是这个剥削阶级还是“共产党”自己请回来的，并且有的“共产党”本身已经成为剥削者;更不用说他们想通过宪法法律和党章解决党内肌体不健康问题，这种“天真”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倒滋生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贪官污吏，把整个社会引向“一切向钱看”的泥潭，单就“内乱”这种说法来说，答案也是否定的，即“内乱”说既没有抓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也有否定和污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历次革命之嫌。

什么是“内乱”?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内乱”是(社会)骚动变乱，不安定，秩序杂乱。按照这个意思，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安定、秩序杂乱”，那么历史上哪次革命是“安定的，不杂乱的”?就党的历史来说，从五四运动，到“二·七大罢工”，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再到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和“一二·九”运动，等等，不都是社会“不安定、杂乱”吗?难道党领导的这些革命，都叫“内乱”?广而言之，按照“内乱”的定义，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革命，包括农民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如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外的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和南北战争等等，都成了“内乱”。

不难看出，所谓“内乱”说是不成立的。既然不成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凡是不利于他们统治的，都被他们扣上“动乱”“不稳定”的帽子，如同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把农民起义污蔑为“叛乱”一样。这也就是说，从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内乱”那天起，他们就已经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也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而仅仅是站在统治阶级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凡是反对他们、批判或者反抗他们的，都会打着“法治”的旗号，被扣上“动乱”“风波”等诸多的罪名。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注脚，莫过于“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护他们自己所谓的“稳定”，不惜花费巨额民脂民膏，动用一切手段对付老百姓。与这种“内乱”说如出一辙的，就是当年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同样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动乱”，指责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全国性混乱”。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本人以前有所论述，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民主革命，一场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人民民主革命，一场针对党内走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民主运动。这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967年11月6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篇文章指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即便在当年的世界左翼人士眼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什么“内乱”，而是“第二次解放”，“人类史上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斯诺1970年访问中国时，毛主席曾同他谈话。1971年4月18日，意大利杂志《时代》刊登了斯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斯诺在这篇文章中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即文化上的解放，“这第二次的解放是为了使革命象原来那样纯洁，是为了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

《决议》的主导者们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权力交给了人民，“让群众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而不是象“走资派”所想象的那样，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那些“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要在公社或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还要令人满意地完成“斗、批、改”，才能得到“解放”。而这些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可以“革”别人的“命”，而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旦自己重新掌权，就耿耿于怀，全盘否定，而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能否保持人民当家做主地位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和价值。今天的特权官僚买办阶级是怎么形成的?门阀势力为什么越来越强大?贪官污吏为什么越反越多?底层老百姓的上升通道为什么越来越狭窄?人民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是怎么卷土重来的，那些自以为正确的“决议”主导者们如果看到今天的状况，难道不应该感到汗颜和自责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乱”没乱过?当然乱过。有武斗、有派仗，甚至1967年一度造成无政府主义状态，但是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体来说，那只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它的主流是什么?主流是加速消灭城乡差别;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工人、农民、士兵、党的官员和技术人员都一样有可能前进;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纳入学校教学内容之中，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残留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融为一体，，把学校的理论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青年培养成为代表一个阶级的一代人，具有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思想，不顾个人得失。

斯诺下面的这段话，同样可以对此做一个注解：“中国显然是从未有地富裕起来，但不是个人的富裕”“人们偶尔也有一些担心的事，但担心的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收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借债和典当，不必担心折磨过他们父母的饥饿和贫困”“人们不必因这样的消息而担心：犯罪行为、经济危机、侮辱、种族骚乱、婚姻丑事、吸毒、腐败行为、对富人的阶级性的妒忌等等。正如一个观察家所说的那样，中国是’道德的‘渊薮’”。

从这里，你能得出“内乱”的结论吗?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检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历史意义和伟大价值就在于，它是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触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把批判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把约束官僚的权力交给群众，把管理国家的落脚点放在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依靠一级压一级的传统官僚机构，和脱离人民群众、仅仅把他们看作统治对象的的官吏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