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李达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李达

在章罗联盟中，以费孝通为首的一批右派知识分子，为了执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公开叫嚣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因此，费孝通约集了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成立了“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且计划着要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成立“社会学系”。他们妄想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他们还计划着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扩大他们的队伍。费孝通等这一切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其目的是企图用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步夺取学术思想界的领导权，第二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来实现章罗联盟的反动的政治纲领，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费孝通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次座谈会上，已由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尽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检查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科学?它为什么阶级服务?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危害性?

在以前，我不曾看过费孝通所写的社会学著作，最近看到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夸张比历史唯物主义还要高明，我这才搜集他在解放前后所写的几本主要著作，如《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重访江村》和几篇论文以及报端所揭载的关于他的某些著作摘要等，拿来研究了一番。我所得的结论是：费孝通的社会学是另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流派，是中国的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费孝通的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带有中国味，但它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还继承了它的先辈的衣钵。因此，在批判费孝通的社会学之前，有追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源流的必要。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孔德。孔德是实证主义哲学家，他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观念是全部社会结构的基础，用知识发达的历史来说明社会发达的历史。他把知识发达的历史划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及实证的三个阶段;把现实的历史划分为军事的、法治的及产业的三个阶段。他认为知识的实证阶段是知识发达的最高阶段，即是资产阶级知识的阶段;历史的产业阶段是历史发达的最高阶段，即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阶段。因此，他主张资产阶级社会是合乎理性的，是最进步的。其次，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但它一方面要向封建的残余势力作斗争，一方面又要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因此，它认为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是极端必要的。孔德所以把他的社会学叫做“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的科学”。所谓“秩序”即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所谓“进步”是暗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所以孔德的社会学的任务是在于拥护资本主义的秩序而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

费孝通

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这对于资本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于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就制造了拥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新理论来麻痹无产阶级。这种新理论就是斯宾塞的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即是社会有机体学说。斯宾塞继承孔德的社会有机体的见解，加以扩展，把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有机体，把社会的阶级分化比拟为动物有机体的机能的分化。动物有机体有调节系统，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者资产阶级相当;有履行营养职能的系统，这与工人和农民的阶级相当;有分配器官系统，这与商人相当。营养、分配、支配这三个系统互生作用，维持生命的发展。所以社会的生命受生物学的进化的规律所支配，社会之分化为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的。因此，斯宾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内在矛盾的、最和谐的社会制度，从这里就引出了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结论。

生物学主义社会学的两个流派，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学派的社会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学说作恶意的解释，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及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的范畴运用于人类社会，借以证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斗争和竞争的必然性。依据这种学说，社会群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统治与剥削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的。人种学派的社会学，把人种或民族当作历史的根本要素，把人种或民族间的斗争看做历史进化的原动力。这一学说，研究人种或民族的特点，把人类分为黑色、黄色、白色三人种。这三色人种之中，白色人种是文化的创造者，其他各色人种，人种的价值很少。至于劳动阶级在人种上说来，是变质者，是下等人。因此，世界上只有纯粹的白色人种是世界的主宰，其他有色人种及变质的或混血的白种，都是纯白色人种的奴隶，应当受到统治与剥削。这显然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露骨的宣传，是法西斯主义的厚颜无耻的说教。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个主要潮流，是心理学派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是法国人达尔德所首创，美国的吉丁斯、华德、罗斯、贝尔纳德等是这一派的代表。这种社会学主张社会是由人们的心理相互作用构成的。这种心理的相互作用即是社会学的对象。它把心理发达的程序看做社会发达的程序，因而主张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达尔德提出了所谓“模仿说”，主张社会生活完全受人类的模仿的本能所支配。杰出的人物具有高级的心理和智慧，他的一举一动都为那些具有低级心理的人民群众所仿效，把它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所以杰出人物对于社会生活有首创精神，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是执行杰出人物的意志，在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吉丁斯等也说统治阶级是具有高级形式的意识的集团，所以有权在社会上起领导作用。他们甚至无耻地宣称美国人都是具有高级心理的人，所以美国能够统治全世界。这简直是宣传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口号。这种心理学的社会学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既然认为社会是心理的相互作用，认为知识是社会发达的动力，就必然引出这样的结论：要改良社会，必先改造人心;要改造人心，必须依赖于教育。至于执行教育权的人们必然是属于具有高级的心理或知识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那些接受教育的人们就属于只具有低级心理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了。由此可知，心理学派的社会学，又是针对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实况，提倡心理改良主义，借以缓和阶级斗争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东西。属于心理学派社会学的，还有德国人齐美尔所创造的形式社会学。

此外还有地理学派的社会学，宣传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社会学。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

以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其他的支流支派还有很多，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所以资产阶级的各派社会学者中，常常互相争吵，各人总是主张自己一派的社会学是科学的社会学。为什么他们也互相争吵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各派，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被他们的后辈加上“百科辞典的社会学”的绰号，因为这类社会学把一切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是把各种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拉致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作综合研究的。事实上，这样的综合研究是没有必要的。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学究竟研究什么东西呢?社会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和思想现象既然都有个别的专门科学去研究，那么，社会学究竟研究什么呢?研究对象没有了，社会学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危机。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们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就异想天开，找寻各种社会科学所不研究的东西作为社会学的对象。这样一来，各种奇形怪状的社会学出现了，什么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亲族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乡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社会调查的社会学、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等等，都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最近还出现了宣传原子讹诈的“原子社会学”。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者说来，凡是研究任何社会现象的一小部分的东西都可以称做社会学。社会学变成了百行百业公用的招牌。这真是可怜可笑的社会学!

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派别不论如何复杂，它们都有下述几个共通之点：

1.它们都是唯心主义的社会观，用社会意识说明社会存在，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

2.害怕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否认它，企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万古长存的。

3.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4.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改良主义，企图麻痹无产劳动大众的革命的斗志。

5.为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作辩护。

6.为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和侵略政策制造理论的根据，甚至公开宣传法西斯恐怖主义，为战争贩子作帮凶。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各派社会学，都是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说教，它们是没有丝毫科学气味的，费孝通等人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他们的动机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社会观和方法的统一的科学，是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的统一的科学。各国共产党只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并结合本国社会的特点，制订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苏联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

二

现在，我们来检查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

费孝通自己说，他是在大学里教乡村社会学的，最初他采用“美国的教本”，后来“觉得不惬意”，又曾用他自己调查的材料讲，决定另起炉灶，专从中国社会结构本身着手。他说，他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分为两期：“第一期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即是到中国乡村实行社会调查;“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他说他是选择这样的方向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的。依照他的方向是先做乡村调查，然后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但是我在这里检查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的顺序，却先要检查他的中国社会结构论，然后检查他的社会调查的目的和内容。

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表达在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和其它几篇小论文之中。依据费孝通的说法，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孔子给“规画”出来的，这种社会以人伦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他说：“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又说：“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尝、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又说：“儒家注重伦常，有它的社会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供给了显明的社会身分的基图，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续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而且以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关系，一表三千里，从家庭这个起点，可以扩张成一个很大的范围。……在儒家的社会结构中，亲属也总是一个主要的纲目，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模范。”他还在“差序格局”中说明“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他说：这个己是“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以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大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综合费孝通的见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以人伦为本位的亲属关系的总和。

其次，中国社会的秩序是靠什么维持呢?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靠人治，也不是依靠法治，而是依靠礼治。据他说，这种社会的秩序是“礼治秩序”，这种社会即是“礼治社会”。他解释“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所谓礼治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权力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由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据说“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是“礼治秩序”。正因为乡土中国的人习惯于礼治，所以在法律上是“无讼”，在政治上是“无为”，而受着“长老统治”。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以人伦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它的轮廓大致如此。

费孝通说起了社会结构之外，还说起了经济结构。他说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匮乏经济”。他从礼治社会中拈出了“知足、安分、克己”几个观念来，说这几个观念是和“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即是说礼治社会是和匮乏经济相配合的。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少是直接用人力取给于土地的。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中国资源的供给。其次，我们可耕地的面积受着地理的限制。这个旧世界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似乎最适合于中国的情势了。”中国的经济为什么是那么样匮乏呢?依据费孝通的理解，这是和儒家思想的“知足、安分、克己”等观念有关系的。因为礼治社会中的人习惯于“知足、安分、克己”，所以不向自然界去争取，因而科学技术不发达。科学技术不发达，在人多资源少的国家，其经济更趋于匮乏。所以他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决不是中国人心思不灵，手脚不巧，而是中国的匮乏经济和儒家知足的教条配上了，使我们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了。”这就是说，经济的匮乏，是由于人多资源少，又因为受了儒家知足的教条的限制，不能发展科学和技术，向外开辟资源，以致人愈多资源愈少。这种“恶性循环”，只有由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提供的方法来解决了。

以上是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和经济结构论。现在再说一说他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观。

费孝通认为中国儒家思想所培养出来的“知足、克己”的精神，是和中国的传统匮乏的经济相配合的。正因为人们“知足、克己”，所以不向自然界争取什么东西，因而科学技术不能发达，不能产生人对自然的新关系。“匮乏经济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至于西方“基督教传统所孕育的那种无餍求得的现代精神”，是和西方的丰裕经济相配合的。正因为“无餍求得”，所以要向自然界争取物资，因而科学技术日趋发达，不断产生出人对自然的新关系。丰裕经济是“修天以顺己，控制自然以应付自己的欲望。”但是据费孝通说，匮乏经济和丰裕经济各有一种恶性循环。在匮乏经济中，“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在丰裕经济中也有一种循环：科学愈发达，技术愈进步，技术愈进步，科学也愈发达。到现在至少已有一部分人感觉到，科学发达得太快，技术进步得太快，人类已不知怎样去利用已有的科学和技术来得到和平的生活了。

依照费孝通的意思说来，由于中国匮乏经济的恶性循环的存在，所以一经和现代工业国家接触，中国就变为西洋工业的市场，变得更为穷困。“在这生产力日降，生活程度日落的处境中，绝不会有‘现代化’的希望的。”费孝通在中国这样的处境中，就想出了“乡土重建”的许多办法来，如所谓“现代工业的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型式”、“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节约储蓄的保证”等等——这些办法就是主张在乡村中举办一些轻工业，为匮乏经济找寻出路。其次，西方丰裕经济也因为有恶性循环存在，所以引起了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原因是由于西方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和现代技术能配合的完整的社会机构。”西方国家只重视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在人对人的关系方面却是没有搞好。在人对人的关系上，中国的传统却比西方为好。费孝通说：“中国的传统，固然使我们在近百年来迎合不上世界的新处境……但是虽苦了自己，还没有遗害别人。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若是西方经过了这两次大战而已觉悟到非注意到人和人的关系时，我想也许我们几千年来在这方面的研讨和经验，未始没有足以用来参考的地方。”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不行，而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却比西方的社会结构好，西方国家可以把中国的传统作为复兴的底子。

以上，我简要地叙述了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论、和中西文化比较观。这三个部分大概是费孝通所说的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学”了。现在让我来检查他的“中国社会学”中这三个部分。

第一，必须指出，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中那三个部分，完全是从梁漱溟所写的几本书抄袭得来的。梁漱溟所写的那几本书是：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至于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零星地表述在《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之中，这两本小册子都是在1948年出版的。我们只要把这几本书翻看一下，就知道费孝通是完全抄袭梁漱溟的。费孝通所说的“礼治社会”、“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梁漱溟的“伦理本位”的社会完全相同。其次，费孝通所说的“知足、克己、安分”等观念是中国经济匮乏的原因，这和梁漱溟所说的“安分知足、摄生、寡欲”是中国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费孝通说的中国“人多资源少”的“恶性循环”符合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更有甚于它。其三，费孝通所说的在乡村里举办“乡土工业”的主张，和梁漱溟所说“凭借农业谋翻身”、而“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主张，其内容完全相同。其四，梁漱溟说，中国人的意欲的方向是“向里用力”，一切“反求诸己”，所以不向自然界和社会争取什么，因而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不发达;至于近代西洋人的意欲的方向，是“向外用力”，所以要向自然界和社会争取，因而科学和德谟克拉西就发达起来。但期至今日，中国文化要抬头了，西洋人“外面生活虽然富丽，而内心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因此，西洋人不能不走到中国文化的道路来。我们来看，费孝通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不是抄袭梁漱溟的么?可是费孝通的抄袭是不够充分的，并且行文晦涩，还使用了一些术语如“匮乏经济”、“价值观念”、“差序格局”之类，使人看了难懂。所以梁漱溟批评他说：“真令我怀疑：究竟写一篇文章所给人的影响，是增加了明白，还是增加了不明白?”梁漱溟是唯心主义的中国文化史观的创造者，费孝通是这种史观的抄袭者。

第二，费孝通和梁漱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立场上梁漱溟代表官僚地主阶级，费孝通虽也代表地主阶级，但主要地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

在理论上费孝通和梁漱溟都用唯心主义的中国历史观、社会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观、社会观，都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梁漱溟主张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没有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他认定近百年来的社会是伦理本位崩溃中的社会，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张，但他也承认帝国侵略是事实，同时承认这种侵略是好的，直言无隐。费孝通却很狡猾，只说孔子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故意抹煞中国社会历史中阶级的对抗和斗争的事实，故意抹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在政治上，他们两人都拥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梁漱溟反共反人民是公开的，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费孝通反共反人民却是暗射的，他只是宣传他的“礼治社会论”和“匮乏经济论”。当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区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时，他却为地主阶级策划，恐吓农民不要夺取土地，以免遭到破坏，引起外来势力的压迫，同时劝地主赶快向工业方面转移，用资本特权代替土地特权。这一套计划显然是和共产党的政策相对抗的。并且，当时美帝用军队和军火帮助蒋介石匪帮搞反革命内战的时候，费孝通却说杜鲁门主义只是一种对外不侵略的门罗主义，同时还诬蔑我们的解放战争是自相残杀。费孝通在全国解放前夕的这些言论完全是反动的。

三

现在，我们来检查费孝通的社会调查。

费孝通说，他做的社会调查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第二步是“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借以作出社会结构论。可是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是从梁漱溟那儿偷窃得来的，和他的社会调查全无关系。这样说来，只有社会调查这一部分算是他自己的东西了。

费孝通在抗日战争以前，在他的家乡江村做过一次调查，用英文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是写给英国人看的。这本书的内容，有杨成志教授批判过。抗日战争发生以后，他得到中英庚子赔款的资助，在云南农村调查过一次，写成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把它带到美国去，写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也许，他在全国解放以前还搞过一些什么调查，我们无须为他写的社会调查列成目录，单拿他今年所写的《重访江村》作个检查的对象，也可以看出他所应用的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调查的目的。

依据夏康农同志在《一株毒草的解剖》中所揭露的，费孝通是功能学派头子马凌诺斯基的门徒。马凌诺斯基自己说，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任务，“不在于阐明这些或那些制度的起源和历史，而在于指出它们在某一社会中的作用和指出它是具有一定目的的，不是为了更确切地描述，而是在于教会和这些民族有关系的殖民当局和企业主，为了更适当地达成自己的目的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些民族”。这样的调查的方法，是殖民主义者对于殖民地的调查方法，其目的在于调查殖民地人民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以便殖民主义者参考这些东西，制订出有效的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政策或计划。费孝通所用的调查方法就是马凌诺斯基的方法。可是，中国人用殖民主义调查殖民地的方法来调查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之一的费孝通用这样的方法来调查社会主义中国的乡村，这就大有问题了。

费孝通重访江村的目的，是为了要写一本介绍新中国农民情况的书送交英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个《重访江村》的小册子是准备译成英文送给殖民主义者看的，他的主旨是：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优越性，土地改革不如不改革为好，农民对合作化政策不满，等等。关于这几项，我们只要看看他的《重访江村》，再对照看看周叔莲、李学同、张思骞三位合写的《透视〈重访江村〉》，便可以完全了解。

根据周叔莲等三位的《透视》，费孝通到江村调查的“兴趣不是在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技术改革等等一系列中国新农村带有根本性质的变革上，不是在解放后农民生活的巨大改善上……而只是在农民收入较解放前没有什么提高，农村的溺婴和童养媳现象，农民不重视儿童上学念书现象，以及某些农民对粮食不够吃和缺少零用钱的叫嚣”。周叔莲等三位是和费孝通一道到江村去调查的，他们的这段指摘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单只看看《重访江村》，也可以知道一个大概。

费孝通是用两面派手法写他的调查的。他首先肯定了江村也“和千万个其他农村一样，……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这句话是对的。但他做了肯定之后，却又转弯抹角来做否定了。他接着说：“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我们去观察在这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只看见道路而不看见障碍也是不对的。”在这里，只看见道路不看见障碍一句是陪衬，只看见障碍不看见道路一句是主题。费孝通就根据这个主题大做其文章。

据说1936年是江村年景最好的一年，以后经过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12年的搜括和摧残，农民还受着地租和高利贷等的剥削，生活是十分悲惨的。好容易才盼到了解放，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农民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1956年，该村才实现了全面合作化，费孝通是恰在该村全面合作化实行后的一年前往视察的。这位“钦差大臣”出发调查之前，就存心要拿1956年和1936年作比较，却不和解放那一年即1949年作比较。他满以为这样一比较，1956年的江村的农业情况一定比不上1936年。可是比较的结果却出乎费孝通的意料之外。“全部纯收入按人平均折米计算，1936年是820斤，1956年是973斤，1956年比1936年增加了18.65%;归农民个人支配那部分纯收入按人平均折米计算，1936年是657斤，1956年是825斤，1956年比1936年增加了168斤，即增加了22.57%。”这就很明显地表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可是，费孝通只说起每人平均只留米380斤，却把合作社留存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略去不提。他左算右算，说每人留米380斤，和1936年的每人吃米量也是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农村实行了社会主义和不实行社会主义是一样，并不希奇。他还异想天开地去找叉子。他好象以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民的肚皮应当扩大一倍，先前380斤米够吃的农民，现在应该加倍吃760斤才够。这样说来，共产党没有使农民肚皮扩大一倍，便不对了。

据费孝通说，一男一女加两个小孩的家庭，每年有1520斤米，是够吃的。这个数字，在从前粮食满仓的地主和富农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从前糠粃半年粮、家无存米而靠借高利贷过日子的多数农民看来，却是很满足的了，而且也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有这样光景。费孝通只注意那个平均数字，却蔑视了那个平均数字下存在着的阶级的分析。资产阶级的调查方法总是这样的吧。

费孝通又看到江村农民都穿了新的衣服鞋袜，盖着新的被帐，青年男女穿的、用的都比较时髦，衣衫褴褛的人不见了;旧的房子都已修理好了;并且每人每年吃到20斤到80斤肉，过年还宰一个猪自己吃，等等——这些现象可说是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呀。可是这位“钦差大臣”却不以为然，说农民粮食还是不够吃，并且没有零花钱，没有积蓄。这真奇怪!农民穿的、用的那么好，为什么粮食不够吃，难道他们卖去了所留的粮食而充当当地所说的“空头”么?粮食不够吃，到底饿坏了多少人?他并没有提及。

关于农民用钱问题，费孝通给作了一个预算表，说四口之家除了粮食以外，每年需用250元。他说，这250元之中，除了农业社的收入以外，每年每家还须另外弄到80元。这就要到农业以外去想办法了。同时，他还提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积累的问题。农民怎样在农业以外去搞钱呢?去积累呢?费孝通出了两个主意。第一个主意，要农民利用民船搞运输业并贩运商品来赚钱，这样来破坏合作社商业，并阻止国营商业下乡。第二个主意，要农民搞乡土工业，例如办缫丝厂，这就是要国营丝厂停办，分散给各个养蚕的乡村自办丝厂，而各个这样的丝厂每年开工不过几天，农村的妇女每年可以在丝厂做几天工，而国营丝厂的工人却要另谋生业。这真是费孝通的一个“好”主意。据说当地有的农民欢迎这位“钦差大臣”的“好”主意，反而埋怨农村干部不让他们办丝厂和经商。费孝通这两个“好”主意，是要使已经全面合作化的农村回复到1936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去。因为他认为当年的江村的农业只生产当地所需要的口粮，加上做生意、办丝厂所得的收入，比现在单搞农业的收入还会增多。这就是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经营比较社会主义经营更有优越性，农民还是少搞农业劳动，多做生意多赚钱吧!他还间接地指责农村干部对农民管得太死，不让农民做生意，不为农民办丝厂，不给农村补种桑叶树，指责党不该把农业纲领四十条教给农民，松懈了农民的努力，以致农民大吃大喝，不知道勤俭持家，勤俭办社。费孝通重访江村的目的，是专为寻找岔子而去的。否认成绩，强调缺点，只见障碍，不见道路。

够了!费孝通的《重访江村》的主题，上面已经说明了。

他写的《重访江村》原是准备写给殖民主义者看的，但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却提前把原稿交给《新观察》发表，并且叮嘱《新观察》的编者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以前给发表出来，其用心是很阴险的。他的阴险的用心是：

第一、让殖民主义者看了，就会觉得中国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搞糟了，农民对共产党很不满，即将发生大变化，社会主义就要垮台。

第二、让原来的地主富农看了，就会觉得费孝通是他们的救星，盼望着及早回复到1936年的状态去。

第三、让他们右派集团的人看了，就认为这是向党进攻的好材料，农业合作化漆黑一团，赶快提议在农村先搞起资本主义复辟。

可是，在农民、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看来，《重访江村》是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著作，其目的在于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企图破坏党和农民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作为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借口。

其次，费孝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也应用了殖民主义者调查殖民地的方法。

根据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组工作人员的揭露，费孝通担任这个组的组长期间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反动的。“在云南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方针，中央和省委确定首先着重调查边疆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各少数民族，研究他们的社会性质，以便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并且“还决定，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指示调查工作要紧密结合现实，服务于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可是费孝通却完全破坏这一方针，也不遵守这一决定，不经党委同意，擅自拟订了全面调查计划，强调这次调查是“学术性的调查”，主张大规模的调查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费孝通“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少数民族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宣称：要保留民族形式，就不能吸收社会主义的内容;要吸收社会主义内容，就必须抛弃民族形式。”他是这样地企图在保存民族形式的口实下反对社会主义的。费孝通调查了景颇族以后，“故意夸大景颇族原始落后的意识形态对于生产的反作用，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改变落后思想意识，才能扫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提出了‘先教而后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政策。”

由此可见，费孝通历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目的，不是为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而是为破坏民族政策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服务;他所应用的调查方法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而是以马凌诺斯基的思想作指导的。

四

费孝通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中说：“我得交代一下，我个人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读书和教书的时候，的确一直和社会学有点关系的，但实在说来我和一批朋友却也是一直在这个牌子底下搞私货，叫它什么学也说不清楚。这私货就是少数民族、农村、市镇、工厂的社会调查。这套东西在英美正牌的社会学家看来是行外的;……要找个说法，我们就说，我们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学。……所以我觉得一直有些搞私货的味儿，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旁出的学派。”费孝通所说在社会学牌子底下搞私货这一句话，一方面表明了他和他的一批朋友所搞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不是正统的社会学，而是一个旁出的社会学;一方面也坦白了他们的社会学是中国买办阶级社会学。

大家知道，中国的买办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代理人。凡是帝国主义者所要在中国推销的东西，无论是一般商品，特殊毒品以及杀人利器等，他们都一律代为推销来毒害中国人。凡是帝国主义者所要在中国买进的东西，无论是原料、山货、古董、玩器以及冢中的枯骨和殉葬品等，他们都是代为买进的。他们本人在这个买卖之间去捞钱。买办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经常是卖国通敌，引狼入室，只要有利可图，机会一来，甚至出卖整个中国亦在所不惜。蒋介石买办集团就干着这样的勾当。

文化买办是买办阶级或买办集团的成员，他们具有一般买办所共有的通性，同样是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而卖国通敌的人。他们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又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情报员。他们的工作是一方面贩卖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的“学说”或“理论”，借以毒害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方面是搜集中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资料，用两面派的手法写成报告送给帝国主义者作为拟订侵略政策的根据。他们做这类工作，是名利双收的，一方面，冒充学者，可以窃取“学术地位”;一方面，凭借“学术地位”来进行政治投机。“学”也禄在其中矣。

检查费孝通在社会学招牌下搞私货的一切活动，可以肯定他原是一个文化买办。他从英美各国贩运进来的宣传品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他最初在大学里教的乡村社会学，是用美国的教本教的;后来他自己才搞一些关于中国乡村的资料作为教材。从此，他就搞乡村调查，准备一些土货和古董供给殖民主义者作参考了。他在1938年把所调查的“江村经济”冒名为“中国农民生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以后他约集了一些人在云南搞了一些调查工作，他自己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他的朋友们也写了几本调查的书。这时，费孝通又搜得了一些土货，到美国出卖。他说，1943年他到美国去了一年，把他自己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王村土地与商业”改写英文，成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又把史国衡的“昆厂劳工”改写为“China Enters the Machine”。1947年他又抄袭了梁漱溟的东西，改头换面，题名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在伦敦经济学院作报告。另一方面，他从英美带回来的东西，是“初访美国”、“重访英伦”和“美国人性格”这一类东西，用来麻醉中国人。这是费孝通在全国解放以前所做的中西文化的买卖。他所贩运进来的东西是大家能够知道的，他所贩卖出去的东西是不易知道的。例如“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只在英国用英文出版，没有用中文在本国出版，因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害怕国内人看了会痛骂他是文化汉奸。据杨成志教授揭露，费孝通那本“中国农民生活”有四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反共反人民，其二是拥护地主和主张高利贷，其三是为蒋帮国民党献策并表示拥护，其四是欢迎英美帝国主义者来改造中国。由于这本书的出版，马凌诺斯基就称赞他是“一个缺乏国家偏见和民族仇恨”的中国青年社会学家。由此可见，费孝通在全国解放以前确是一个文化买办，是有确实证据的反共反人民的卖国通敌的反动派。

全国解放前夕，文化买办中的头号人物如胡适辈都跑掉了，费孝通等却留了下来，人民不但不念旧恶，反而前后推选他为人民政协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如何革面洗心，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借赎前愆。可是他仍操旧业，和章伯钧、罗隆基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一方面又向帝国主义供给情报。他在1953年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中国绅士》，秘密地送到美国出版。据杨成志教授揭露，他这本《中国绅士》“是拥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主张实行英美改良主义，反对解放战争和抵抗农民革命，专为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一本言行录。在这本书中，他就特别提出农村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问题来诽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费孝通还干这种文化买办的勾当，简直是卖国通敌。这一次所写的《重访江村》，如果不早被揭发，不知他又要加入什么更反动的内容译成英文出版。

近来买办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为了实现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又要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这块招牌底下搞新的私货了。这新的私货是什么呢?费孝通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中说得很明白，就是“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如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知识分子问题”、“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问题。”其他还有“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等。”据说对于这些问题，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搞得出一门学问来。谁来搞这一些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呢?费孝通主张应由社会学这门专业来搞。他接着说：“如果大家承认这些问题有必要系统地调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调查，称作‘社会调查’也可以。”于是他要保举一批人来搞社会调查的工作。

上面已经说过，买办社会学并不是资产阶级正统社会学，而是马凌诺斯基式的社会调查。买办社会学者对于中国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调查的目的，已经倾囊过了。费孝通是章罗联盟的大谋士，他是抱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来对上述各种问题作调查研究的，这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我们党最重视社会调查。毛泽东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是表明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党的一切政策和决议，都是根据周密的详细的调查研究制订出来的，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东西。我们所需要做的社会调查，必须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就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调查和研究。只有这样的调查研究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的范例。

买办社会学家冒充社会调查的专家，指摘党的政策只是规律，没有经过社会调查。他们把党所制订的政策看作是闭门造车。他们的愚昧无知，何等可笑。我们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数百万干部，都是社会调查工作者，每一个乡长或负责干部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都比右派老爷们高明百倍，因为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武装着的，又和农民有共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所以能够亲身体会农民的生活，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右派老爷们只能和地主富农有共同的语言，而和农民是合不来的，农民也不能和他们说知心话，他们至多也只是走马看花，飘浮于事物的表面，而代表地主富农说话。他们原是抱着政治阴谋去做调查工作的。

费孝通说，和他一样教过或学过社会学的人都能做社会调查工作。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固然有不正确的地方”，但“他们学会的那些访问、观察、记录、统计、分析等技术还是有用的。”因此他要约集这一类人组成大队伍来做社会调查工作。我们敬谢不敏!费孝通所要统率的这样的队伍，原是只是懂得一些技术而没有政治灵魂的人，他们至多也只能为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服务。这样的社会调查队，不过是右派的别动队，人民是反对的。

总结几句：费孝通等的社会学是买办社会学，是在社会学招牌下搞私货的社会学，没有丝毫学术的气味。他们叫嚣着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在思想上是要用买办阶级的社会观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在政治上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民主;在经济上是要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把历史车轮扭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去。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我们必须战斗，为粉碎买办阶级的社会科学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