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到的毛主席在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文稿,是196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记录。毛主席对这个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

2026年清明期间，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教员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文附后）的文章，总体上似乎很真实。但是文法、语气比较奇怪，一些措辞，对一些事件的看法似乎存在不连贯，因而找来《毛泽东全集》进行对照。

经过对照发现，与《毛泽东全集》中收录的内容有较大的出入。

原文比较如下（网络文章本站附后，网友也可直接搜索查对）：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删除了这句话】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把这一句笼统改成“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毛主席的意识是鉴于斯大林一死，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教训，可是被一改动，变成了斯大林的教训】，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改成了“培养别人的威信”;“见马克思”改为“见上帝”，“国家不那么震动”改为“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这里增加了“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增加了“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句话被改为“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这四个字被删除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这句话被删除了】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改成了“WG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这句话被删除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这一句被删除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增加了“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这一句是没有的，您的文章中是从哪来的?】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增加了“我是没有信心的”】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删掉了这四个字】，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增加了“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这些字】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把这一句话给删了】

我们的资产阶级【删除了“资产阶级”四个字】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删除了“京戏改革”、“批判俞平伯的”、“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删除了“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增加了“做政治思想工作”】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这句给删除了】。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把四级会议，改成“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委员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针对的干部问题，改成了针对的所有问题，弱化了人的问题】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把“又糊涂了”，改成了“处理不好”】。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改为“原来我想不通”】。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删除了“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改为“还是有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删除了这句话】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改为“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这一句改为“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改为“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为“八年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删除了这句话】?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改为“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删除了“一定”两个字】。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这一句话改为了“我看跟小孩接触很有好处”——毛主席讲的要多方面的接触群众，小规模的也好，竟然被篡改为和小孩接触，真的无语!】。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这句改为“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删除了“路线”两个字】，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xxx同志、xxx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改为“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这句话改为“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点。

说明：

1、引用《毛泽东全集》第49卷，第109-114页的文字，即黑色和红色文字。

2、红色部分处，被改动过。

3、蓝色【】里的蓝色文字，是比较说明。

附原文及链接：教员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教员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

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WG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掀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

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两件事：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有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红卫兵？”

还有伍××四个小孩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跟小孩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结束了，也是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

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同志和××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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