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穿越回抗战艰难岁月

㈠

1938年初冬，煤烟混着煤渣味裹着冷风，往人脖子里直钻。胡同口贴了三天的告示，油墨还没干透，胡易井就揣着10块大洋，拎着两盒高级点心，身后的伙计扛着一袋白面，提着10斤猪肉，敲开了大同维持会会长高敬斋的黑漆大门。

胡易井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灰色高档西服，见了高敬斋躬身一礼，满脸堆着谄媚：“高会长，您老看这乱世，老百姓连口安稳饭都吃不上，鄙人精通日文，又能写点市井杂谈，如今就想为皇军和桑梓做点实事。”

高敬斋斜眼打量着胡易井：“日本人要找个能写社论的，得把‘大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的调门唱高，但话又不能太硬招人骂，还得让日本国内朝野上下都满意。你能行?”

胡易井指尖在西服裤上蹭了两下，连连点头：“您老放心，我写的东西，日本人看了保准点头，就是中共和国府都找不出硬伤，老百姓看了也挑不出大错，就说眼下打仗最苦的还是老百姓，安稳过日子才是真的，谁能说个不字?”

㈡

就这么着，胡易井进了大同维持会文宣股。每日里坐在靠窗的八仙桌前，写出来的文章永远是模棱两可的调子：说皇军进城是为了“维持治安”;说八路军的抵抗是秋后的蚂蚱，说游击队的“骚扰”只会让百姓遭受更大损失;说汪先生是“忍辱负重，委屈求全，有大爱”;偶尔也会在文章里提到“张自忠、郝梦龄、王铭章将军的殉国精神值得敬重”，偏是这些人畜无害的句子，让他在暗地里也落了个“不是完全没良心”的名声。

日伪军来报馆检查，他赶紧把游击队托人送来的字条往口袋里藏，脸上堆着笑迎上去，递烟敬茶，说自己正琢磨着怎么把“安定民心”的稿子写得更妥帖。等日本人走了，他转头就把据点换防的时间写在小纸条上，托卖报的小童捎到城外，还时不时把日军布防情况透露给城中潜伏的军统。他经常跟身边人念叨：“我这是留条后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谁都不能得罪，不然哪天城破了，我这条老命还保得住?”

㈢

年底的时候，日军在城外扫荡受挫，回来就全城搜捕给八路军递消息的人。有人悄悄把胡易井平日里两头通吃的事密报给特高科，宪兵队的人踹开他家大门的时候，他正对着刚刚写好的《论当下时局的折中之道》文章搓手。

傍晚时分，他被架到宪兵队的大院里，冷汗把脸上的护肤粉冲得一道一道的。日军少佐左右开弓抽了两个大耳光，胡易井哭着指认了两个平日里和他有过节的同行，说那些消息都是他们递出去的，后又发毒誓说自己对皇军忠心耿耿，还把自己过去写的所有“亲善”稿件都翻出来给日本人看。

可没等他把话说完，游击队趁着夜色摸进了城，枪声在胡同里响成一片。混乱里，没人顾得上他，他抱着头往院墙根躲，偏巧一颗流弹飞来，正中他的胸口。

胡易井倒在地上，胸口的西服洇开一片暗红，手还伸着，像是想抓住什么——是明日要见报的新社论草稿，还是他盘算已久的“万全后路”纸条?

㈣

胡易井一命呜呼后，关于他的评价接踵而至，每一句都裹着时局算计的烟火气，半分温情都无。

日本军部主办的《新申报》称“胡丧是为中日亲善事业不幸殉难的友好人士，是修复中日巨大裂痕的最好贴合剂。”‌

汪伪《求是》月刊头版，赫然写着胡先生“是复杂中国的底色，是和平救国运动的先驱者”，还给家属送来了两袋白面和一块印着勋章图案的铜牌，追授他“文艺宣传二等勋章”，说他是遭“敌对分子恶意报复”，要中日亲善人士都以他为楷模。汪伪政权还特意在南京伪中央礼堂给他设了个灵位，要在宁的文职官员分批前去吊唁。有个与他有旧怨的伪部员私下跟人吐槽：“上个月他还托人带信给重庆那边，说自己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转头就收了我们宣传部的津贴写鼓吹和平的长文，这‘先驱’二字，他胡某人也配?也就是死无对证，随便往他脸上贴金罢了。”

维持会的同僚们在他的灵前鞠完躬，转头就凑在茶馆的角落嗑瓜子，有人嗤笑一声：“老胡这辈子最会踩点，没想到最后一步踩空了。前几日还跟我拍胸脯说，等国军打回来，他手里的‘通敌证据’能把一半同僚都拉下水当垫背，这下倒好，先把自己垫进去了。”

重庆中央通讯社也紧跟着发了短讯，字里行间半遮半掩，只说胡易井先生“于沦陷区坚持文化气节，不幸以身殉国”，还在后方的小报上刊登了几张他早年参加过救亡集会的旧照片，绝口不提他在维持会写过的那些亲善社论。军统大同潜伏人员看完直接把小报揉成了团，扔在地上踩了两脚：“当初他三番五次托人递投名状，说愿意给重庆方面当眼线，要我们给他封个地下文宣专员的头衔，我们没敢收——谁知道他转头就把我们派去接头的人卖给了日本人换了两根金条。现在人一死，后方反倒要把他塑造成爱国烈士，这可真算得上是一笔糊涂账啊。”

国府、汪伪政权褒奖电报，日本人的报纸几乎是同一天送到胡家灵堂。躺在棺材里的胡易井，穿的是他生前特意备好的、既能见日本人又能见国府的藏青长衫，汪伪政权的勋章，重庆方面的证书等褒奖物件都被塞进了棺材底层，陪着一摞摞满是墙头草字句的文章，一起埋进了城外的黄土里。

胡同里的老街坊们蹲在墙根晒太阳，聊起他来更是没半句好话：“前几日还看见他给日本人拎包点头，转头就跟街坊们说自己是暗地帮咱们的好人。合着天底下的好处都让他一个人占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城外游击队的联络点里，负责收集情报的小战士擦着枪，听完他的死讯摇了摇头：“他递来的消息十句里有三句都是掺水的，我们从来就没全信过。本来还想着等抗战胜利了，跟他算清楚那些帮日本人写的、帮我们递的糊涂账，没想到先让流弹捡了便宜，倒省了我们的功夫。”

大同城外的荒冢，胡妻正在烧亡夫留下的日记，最后一页是一段未写完的话：“待局势大定，无论哪方坐天下，我都能拿出足以自证清白和功绩的凭据…”墨迹还没干透，剩下的空白，再也没人能替他补上。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大同时，胡易井已死了三个年头。重庆的接收大员刚进城，就有几个当年受过他好处的旧文人凑在一起，想给他申请一块“抗战殉难志士”的墓碑，还打算在报上给发一篇长长的传记，把他那些两头通吃、八方下注的往事，全部润色成“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传奇。

可申请递上去没三天，事情就翻了车。先是军统的旧档案被翻了出来，里面明明白白记载着他当年为了两根金条，把两个潜伏的军统联络人住址密报给了日本人，那两个人最后都死在了宪兵队的大牢里。紧接着，当年被他指认过的两个同行也从监狱里出来，联名登报揭发他当年在维持会写的几十篇亲善社论，连底稿都从报馆的废纸堆里翻了出来，白纸黑字，半分抵赖的余地都没有。

重庆的批复很快就下来了，一笔勾销了他“殉国志士”的名号，说他是“附敌有据，投机自保的伪职人员”，连之前发的抚恤令，都当成废纸当众烧了。汪伪“反正”过来的人本就树倒猢狲散，都忙着为自己脱罪，更没人记得这个当年被他们追封过“先驱”的胡易井，连那枚二等勋章，都被当成伪政府的赃物，从他棺材里搜出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他埋在城外的荒坟，一下子成了没人敢沾的晦气之地。当年给他吊唁过的人，路过坟头都绕着走，生怕别人说自己跟这个“汉奸投机分子”有牵连;他的家属早就搬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扫过一次墓。没过两年，坟头的土就被雨水冲得塌了半边，荒草长到齐腰高，连块像样的碑都没立起来——早先请石匠刻的两块碑，一块刻着汪伪的头衔，一块刻着重庆的褒奖，后来全被人砸了，碎成两半扔在乱葬岗的沟里。

有个教书先生路过他的坟头，编了首打油诗：“一支秃笔和稀泥，半块勋章半纸令，四方都是自家人，墙头没骑稳，流弹送了终，奈河桥上算后路，哪条畅通新朝廷?”

（特别加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