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长篇小说《都市民谣》连载62

潘斌长篇小说《都市民谣》连载62

作者潘斌

第六十二回 夜半劫财伤玉碎 病中攥纸守残魂

八月的铁心桥，夜里还是热的。

便利店的空调外机嗡嗡响着，排出热风，吹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台阶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发亮。温晓坐在收银台后面，面前搁着一台旧风扇，扇叶转得慢悠悠的，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积灰的焦糊味。她头发扎成马尾，人瘦了一圈，颧骨凸出来，眼窝凹下去。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工作服，胸口的工牌塑料套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粘着。工牌上的照片还是两年前的，脸比现在圆。

她是六月搬过来的。豆腐坊的房租涨了，房东说要拆迁，她付不起，就搬到了铁心桥。这里离市区远，房租便宜三百块。新便利店开在一条断头巷里，巷子一头堵着，另一头通到大路。生意淡，老板就雇了她一个人守夜班。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一个月两千二。老板说：“你一个人，胆子大不大?”她说：“大。”老板看了她一眼，没再多问。

白天她睡在便利店后面的小隔间里。一张行军床，垫着旧棉被，枕边搁着一个纸盒子。盒子里是一沓收银小票——这些年的，每一张都捋平了，叠得整整齐齐。她偶尔翻出来看，指尖在纸面上划过去，像在摸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禄口疫情暴发后，铁心桥这边也紧了。巷口拉了警戒带，红白相间的，风一吹就鼓起来。社区的人来登记，问了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又问她有没有做过核酸。她说做了。问她打没打疫苗，她说打了。那人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走了。便利店的生意反而好了一阵——大家都囤货。方便面、矿泉水、面包，一买就是一箱。后来限行严了，外卖进不来，对面小区封了一栋楼，只剩她这家便利店还开着。老板被封在江北，电话里说：“你顶住，工资翻倍。”她说：“好。”

八月十五号那天夜里，过了十二点，巷子里没什么人了。

温晓坐在收银台后面叠小票。这些天小票少了，一晚上也就十几张。她把小票一张一张对折，再对折，折成小方块。折完了又拆开，再折成三角形。手指头顺着折痕一下一下地压，像在压什么平不了的东西。窗外的路灯黄黄的，照着一截空巷。巷口的警戒带被风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蝉叫了一整天，晚上也没停，只是声音比白天哑了些。

门被推开了。

风铃响了一声。进来两个人，都是二十来岁。一个穿黑T恤，一个穿花衬衫。黑T恤戴着口罩，花衬衫没戴。温晓抬起头，说：“你好，需要什么?”黑T恤没应。他走到货架中间，随手拿了两瓶水，放在收银台上。花衬衫站在门口，把风铃摘下来，搁在旁边的纸箱上。温晓觉得有点不对劲。她看了一眼门口，门还开着。花衬衫就站在门边，背对着她。

温晓扫了码，说：“六块。”黑T恤把手伸进裤兜，掏了半天，掏出一把折叠刀。刀弹开的时候咔嗒一声，在安静的店里格外响。他把刀刃对着温晓，说：“把钱拿出来。”

温晓没动。她盯着那把刀。刀刃不长，但很亮，灯光在上面滑过去，像一滴水银。“快点!”花衬衫在后面喊了一声。温晓的手伸向收银机，按了开门键。抽屉弹出来。里面是几张钞票，一叠硬币，还有一沓小票。黑T恤伸手把钱抓了，零钱也扫了。硬币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卡在地砖缝里。有一枚五毛的滚到货架底下，不见了。

“还有没有?”黑T恤问。

“没了。”温晓说。

“你骗谁?”花衬衫走进来，把收银台下面的柜门拉开。里面是空的。他又去翻货架，把烟柜的锁掰了，拿了几条烟塞进包里。黑T恤还站在原地，拿刀对着温晓。温晓往后缩了一步，后背撞到货架，一盒口香糖掉下来，砸在她脚面上。

“你认识我吧?”黑T恤忽然说。

温晓看着他。她认不出他。他的脸被口罩遮了大半，只露着两只眼睛。但那双眼睛，她觉得见过。在哪儿见过。她想不起来。她盯着那两只眼睛，脑子里在翻。翻到一半，黑T恤往前逼了一步。

“装什么装?”他说，“你这种人，就该——”

他伸手扯了温晓的工牌，塑料套裂开了，掉在地上。然后他拽住温晓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收银台上磕了一下。磕得不重，但温晓的头皮一阵发麻。她叫了一声。花衬衫踢了一脚收银机，收银机倒了，里面的硬币滚了一地。黑T恤又磕了一下。这一下重了，温晓的额头磕在台角的金属条上。温晓觉得额头上热热的，有什么东西流下来了，流过眉毛，流进眼睛。红色的。她看不清东西了。黑T恤松开手，退后一步，说：“走。”

风铃又响了一声。两个人跑了。脚步声在巷子里越来越远，最后被蝉鸣盖住了。

温晓蜷在地上。额头上的血滴在地砖上，和洒落的奶茶混在一起，颜色变深了。她用手背去擦。手背上也全是血。她没哭。她爬到收银台旁边，在那里摸了摸，摸到了那沓小票。小票散了一地，有些沾了血。她把没沾血的捡起来，拢成一沓，抱在怀里，然后缩到墙角，把背靠着墙。眼睛盯着门口。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十分钟，也可能是半小时。

有人在门口喊：“有人吗?”是巡逻的保安。他用手电筒往里照，光柱扫过货架，扫过地上的血，扫过墙角蜷着的人。保安推开门进来，看到她，吓了一跳，拿起对讲机说：“快打110，这边出事了。”他的声音在巷子里传出去，又被蝉鸣吞了一半。

警察来的时候，温晓还缩在墙角，谁碰她就尖叫。那声音又尖又细，从嗓子里挤出来，像一根拉紧的弦，一碰就会断。警察问她话，她不答。问她叫什么，她不答。问她伤哪儿了，她不答。她只是抱着那沓小票，用手指头一张一张地捏，捏得指节发白。有个年轻警察蹲下来，和她平视，说：“姑娘，我们是来帮你的。”她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把脸埋在膝盖里。

救护车来了。护士抬着担架进去。有人想把她扶起来，她尖叫，挣开，往墙角缩。她的背抵着墙，两只脚在地上蹬，鞋掉了一只。最后是警察把她抱上了担架。她抱着小票，那沓纸散了一半，掉在血泊里。她伸手去够，够不到。担架被抬起来，她侧过身，还在看地上那些纸。门关上了。救护车开走了。巷子里又只剩下蝉鸣。

在医院急诊缝了四针。医生说她额头上的伤口不算深，但需要观察。缝针的时候她没打麻药，针穿过皮肉的时候，她的手指死死攥着那张一直捏在掌心里的小票。小票已经被汗和血浸透了，软塌塌的，像一片湿树叶。护士想给她换药，她把那张小票攥得更紧。护士说：“你得松手，我们给你包扎。”她不松。护士叹了口气，绕过她的手，把绷带缠上了额头。绷带缠了三圈，最后一圈打结的时候，护士的手抖了一下，结打得有点歪。

她在急诊留观室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医生来查房，发现她一句话不说，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有人靠近就发抖，抖得床架都跟着响。医生把她转到精神科会诊。精神科的医生和她说话，她不应。给她喝水，她不喝。给她吃药，她把嘴闭紧，药片压在舌头底下不咽。最后医生给她打了针。打针的时候她又尖叫了，尖叫到嗓子哑了才停。

三天后，她被转到铁心桥精神病院。

转院那天是个晴天。救护车从医院开出来，走了两条街，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道灰墙，墙上有一扇铁门。门口没有挂牌子，只在门边钉了一块铁皮，上面喷着“南京市铁心桥精神病院”几个字，白漆剥落了大半。救护车在门口按了两声喇叭，铁门开了。车开进去，停在院子里。院子不大，种着两棵水杉，树冠修得整整齐齐，像两个站得笔直的哨兵。地上铺着水泥，裂着几道缝，缝里长着草。草已经枯了，黄黄的一撮一撮。

护士把她扶下车。她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病号服，头发乱糟糟的，额头上贴着纱布。她手里攥着那只纸鹤。那只从第49回就被她折好、后来又拆开的小票纸鹤。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边角磨破了，上面印着的字全都花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灰影。在急诊缝针的时候，她一直攥着它。在留观室里，她一直攥着它。在救护车上，她一直攥着它。纸鹤上沾了汗、沾了血，又被体温慢慢焐干，纸面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块薄薄的壳。

进病房之前，护士想把她手里的纸鹤拿走。护士说：“我给你换个干净的。”温晓不说话，只是攥得更紧了。她的手指关节已经发白。护士又伸了一下手。温晓往后退了一步，背抵着墙，眼睛盯着护士的手。她的嘴唇在抖。手也在抖。护士停住了。护士收回手，说：“好，不拿。”然后带她进了病房。

病房在二楼。六人间，靠里的一张床。旁边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半张着嘴睡觉。温晓走到床边，没坐。她蹲在床和墙之间的角落里，背靠着墙，膝盖曲着，两只手抱着膝盖。那只纸鹤就夹在手指和膝盖之间。纸面上的折痕已经看不清了，纸已经被汗浸得发灰，上面有几个裂口，露出里面的纤维。

护士给她送饭。一碗稀饭，一个花卷，几片咸菜。放在床头柜上。她等护士走了，才伸手把碗端起来，喝了两口稀饭。花卷没动。吃完把碗放回去，又缩回角落里。护士来收碗的时候，看见花卷还在，说：“你不吃啊?”她没应。护士又说：“明天要抽血，你不吃会晕。”她还是没应。护士把花卷掰了一小块放在碗边，把碗放回床头柜上。第二天早上，花卷还在，硬得像块石头。

她就这样，在角落里蹲着。有人靠近就发抖，抖得窗台上的杯子都在响。不说话。不跟人。眼睛看着门口。手里攥着那只越来越皱、越来越薄的纸鹤。晚上病房熄了灯，月光从窗户的铁栏杆里漏进来，落在地上，一道一道的。她看着那些光道，看着看着，眼睛慢慢合上了。手还攥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