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的台前幕后

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记载着一部曾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鸿篇巨制是在周恩来总理和千百名文艺工作者辛勤培育下诞生的。至于它的来龙去脉，却不为一般人周知。为此，笔者采访了知情人、当年的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牛畅，听他娓娓讲述了……

空军决定搞一台鼓舞士气民心的文艺演出

进入1960年以来，连续3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使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之境。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大作，以鼓舞民心。空军最早肩负起了这一使命。

这年10月21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跟随贺龙元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访朝期间，他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观看了一场名为《三千里江山》的演出。这台节目有歌有舞，朝鲜人民军3000名将士参加了演出，气势恢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亚楼是位情趣高雅的将军，认为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在空军初创，他就十分重视文艺，尝言：“空军除了有一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应建立一支有几百人的文艺队伍。”在他的关心下，空政文工团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在军内外声名鹊起。空政文工团因接连推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在军内外名声赫赫，在中南海也挂上了号。

刘亚楼

从朝鲜回到北京后，还没歇口气，刘亚楼便把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牛畅叫到办公室，一见面便打来一阵重炮：“我告诉你牛畅，现在的局势很严峻，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在谈了访朝见闻后，刘亚楼开始布置任务：“他们那个《三千里江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

牛畅明白，这个以严厉、果敢、好胜著称的儒将，是在给他下了一道战斗命令。他静静地听着将军说下去：“我们的同志不了解革命历史，不懂得艰苦奋斗，你们文工团就应多唱一些革命歌曲，让同志们重温一下我军走过的历程，这是有教育意义的，既可发扬传统，又能激励斗志。这部歌舞剧可以这样来，素材和歌曲尽量用以前的，用当年的歌曲反映当年的历史嘛。如果没有那么多歌，就用主席的诗词作曲。牛畅你听着，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到时我要来看你们的演出!”

刘亚楼军令已下，牛畅深知就是头破血流也得往前冲。回到团里向总团党委作了报告，并马上抽调朱正本、张士燮、姚学诚等优秀词曲作家，由他牵头组成一个8人创作组，去执行这个特别的命令。

根据刘亚楼的设想，牛畅提议作品的基本结构是把秋收起义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期中，流传较广、代表性强、富有时代气息的革命歌曲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串连起来;在表现手法上考虑群众的欣赏习惯，采用有歌有舞、以歌为主、以舞说歌的形式。他和总团领导将这一构想向刘亚楼汇报后，刘亚楼表示同意，并强调要派词曲作家深入革命老区采风，增加现场感。

创作方案定下后，空政文工团决定派出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词曲作家，到湘赣两省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牛畅根据刘亚楼的主意，从毛泽东诗词中选了《西江月·井冈山》《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等四首诗词谱曲。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红军时代歌曲，刘亚楼还亲自动员老红军、老干部献歌。他本人也凭回忆给文工团唱出了《拥护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歌》《抗大校歌》《兄妹开荒》等近10首历史歌曲，审查时又亲自安排歌曲顺序。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拿出了4万余字的剧本，剧本分9场16景，共计19个组舞、46首歌曲。在所有歌曲中，唯有《十送红军》是新创作的。因为写到第四场红军长征时，担任文学编辑的张士燮觉得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时那恋恋不舍的心情，这样也可以从情节结构上同第三场反“围剿”的戏衔接起来。他决定亲自执笔，因为有这次采风经历，他笔下立时就流淌出优美而动人的诗句：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间野鹿声声哀号，树树梧桐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在创作中，他把自己搜集到的多首有关送红军的歌词综合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完了十送。接着，按照江西口语化，在唱词中掺杂了“里格”“介支个”等地方方言。作曲家朱正本拿到歌词后，心情激荡，油然想起赣南的采茶戏，其中有首送别的曲调如泣如诉，欲言又止，深深地吸引了他，何不把它拿来作这首歌的音乐基调。他从中寻到了创作灵感，谱写出了婉转优美的旋律。

《十送红军》送审时，有人主张要拿下，因为刘亚楼已有令在先：不另创新歌。但更多人认为，拿掉它太可惜，而且从剧情结构上也需要保留它。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建议朱正本、张士燮两位作者都署名为“搜集整理”。(直到2001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长征》将之作为主题歌时，才在第15集片尾加上《十送红军》作者名：朱正本编曲、张士燮编词)为执行刘亚楼的指示，避开创作痕迹，空政文工团决定把全剧的文学、音乐、舞蹈三大创作班子统统称作“编辑”。

随后，全团立即动员起来，抽调了歌舞团、歌剧团和军乐队近300名演职员，投入紧张的排练。在众多艺术家们的密切合作下，该剧在艺术处理方面，没有排练成一个大合唱，而是有诗有画;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每场都有一个主题，用朗诵词串接，前后呼应，层次分明。全剧以《国际歌》为序曲，幕启后乌云滚滚，一队革命志士带着铁镣，慷慨就义，可谓“长夜难明赤县天”，接着转入第一场“星星之火”。以葵花向阳舞《东方红》为结尾曲，仅开场和结尾，就给人强烈的震慑力。

3个月后，刘亚楼从苏联打来电话，牛畅告诉他任务已按期完成。刘亚楼回京后，马上来到灯市口同福夹道空政文工团歌剧团的住地，一边看彩排，一边给提修改意见，尽量让他们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刘亚楼的记忆惊人，许多歌词他记得清清楚楚，至今还能唱出来。文工团唱错了的，他马上给予更正。一口气看下来，他拍着牛畅的肩膀，情动于怀地说：“这个作品太好了，鼓舞人心，必定成功!”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鸣惊人，开国内大型歌舞艺术之先河

为了使这台节目“一鸣惊人”，刘亚楼还邀请军内外的一些老同志来指导排练。谭政大将夫人王常德来团示范表演了红军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边唱边跳，热情传授。红军文艺工作者、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也来团审查节目，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刘亚楼自始至终指导着这出戏的创作排练，他和分管文工团的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常到排练现场指导，对人物、布景、朗诵词都一一过问，要求演员的吐字唱腔一定要清晰。他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表演艺术家赵燕侠有关吐字的文章，立即指示文工团要组织学习;还要求文工团在排练厅的墙上贴几个斗大的“慢”字，以提醒演员要把每个字、每句词送到观众耳朵里。他还数次把牛畅、张士燮等人请到家中，当面听取他们对剧本和音乐的修改意见。

在最后排演中，只要能抽出时间来，刘亚楼几乎场场都到。这对演员是个极大鼓舞。刘亚楼和文工团导演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对每一个表演动作、每一句唱词，他都认真了解乐队是否压唱。他说：“乐队伴奏要强调‘伴’字，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搞‘自杀’政策。”排练告一段落后，他站在台上给大家即兴讲评，提出修改意见。演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司令员级的导演”。这在全军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精心苦练，这部大型歌舞剧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剧组把它定名为《光辉的历程》，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刊登了即将公演的海报和消息。谁料，却惹得有关领导不高兴了，说空军好出风头，你们懂什么历程，搞什么大歌舞呀。刘亚楼听到传言后，坚定了信心，拍着牛畅的肩膀说：“这个作品我看没问题，名字给改一下就可以了。我还是那句话：鼓舞人心，必定成功!”

该为这部作品取个什么名字呢?牛畅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觉得很有味道，但虑及某些领导关于空军“好大喜功”的说法，只好忍痛割爱，而是敲定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他还决定采取迂回战术，从外围再包围中央，乃指示先赴上海公演。

牛畅率剧组到上海后，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剧名发布了广告。一上演就轰动申城，而且是座无虚席。上海各大媒体为之喝彩，认为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歌曲汇编演出，而是凝聚了众多优秀艺术家激情和才华的艺术创作，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1961年八一建军节，从上海载誉而归的《表演唱》剧组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演出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剧照、歌曲和评论文章，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传统教育”。为祝贺演出成功，空军党委特地请剧组吃饭。刘亚楼还叫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广泛收集有关反映和意见，要求文工团在“精”字上下功夫，不怕千锤百炼。他还提出要增加抗日战争部分革命歌曲。该剧经修改后，于国庆节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公演，中央、北京广播电台竞相播放。其中《十送红军》一歌，很快在北京继而在全国广泛流传开来。正如当时上海《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十送红军》是一首壮丽的抒情诗，一阵阵歌声，一滴滴眼泪，‘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真是语短情长，依依难舍，充分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人民对红军战士早日胜利转回家乡的坚定信念。”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十送红军》剧照。

这年底，应上海市委邀请，剧组再次赴上海演出，一演就是2个月。从12月25日演到翌年2月14日，演出40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万多人。该剧结束西安、张家口等地的公演回到北京，已是5月，怕光、怕风、平时极少看演出的林彪也亲临观剧，指出三条意见：一、这是对部队搞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二、各大军区文工团都要照空军的样子排演;三、八一电影制片厂要给这个剧拍电影，要拍彩色的，那么多红旗、红袖标、红樱枪，黑白的不好看嘛。林彪指示下达后，当时一年仅有一部进口彩色胶片指标的八一厂，将原计划用于拍摄故事片《农奴》的彩色胶片让了出来。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神州大地引起了强烈轰动，尤其是它的艺术形式，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该剧开了大型歌舞艺术先河，只是在当时，国内舞台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名称，究竟将它归于哪一类剧种，首都文艺界曾引起过一番争执。称它是歌剧、舞剧、歌舞剧、大合唱，都不太贴切，有人称之为“四不像”。彭真却表示：“四不像就四不像，非驴非马，骡子更有劲!”

周恩来指示：在“表演唱”基础上搞成《东方红》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想，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为此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从上海和华东数省调集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并把剧中的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对《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有着强烈而美好的印象，拍成电影后他又再次观看，并由此萌生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国庆15周年的临近，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周恩来为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表演唱》在全国各地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臻完整描述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胜利这一艰苦历程的大型歌舞。此事很快摆上了议事日程，周恩来把任务交给总政文化部，并责成总政文化部组成领导小组。总政文化部请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任领导小组组长，而由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任副组长，他们既是知名艺术家，又长期担任着文艺领导的职务，对业务再内行不过。考虑到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牛畅还是《表演唱》的音乐编辑，领导小组决定请他担任这部大型歌舞演出筹备组的副组长。

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节目单封面及部分演职员表。

这台大歌舞的新剧本出来后，如何定名又成了一个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专门找牛畅商讨。牛畅情不自禁又想到了最初建议的《东方红》这个名称。但他话说得很委婉，详加讲述了朝鲜、空军和上海三个大歌舞的情况后，说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在1962年初曾建议空军的《表演唱》以合唱《东方红》和葵花舞做结尾，我们这个新歌舞不如就叫《东方红》。

陈亚丁觉得主意不错，经报周恩来批准，这台大型歌舞就定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除了牛畅，总政文化部还要求空政文工团派出更多的人来帮忙。情况反映到刘亚楼那里，他痛痛快快地说：“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于是，张士燮参加《东方红》领导小组下设的文学组，参与创作排演。空军《表演唱》的设计张敦仁担任《东方红》的舞美设计组组长。此外，空政文工团还派出60多位演职人员参加舞蹈等组。

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让全体创作人员看了整整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影片中演唱的《秋收暴动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主力会师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东方红》都采用了。牛畅建议为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等谱曲的意见也被采纳，只不过另由他人谱曲罢了。

1964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经数月艰苦排练，这部融歌、舞、诗三位一体的作品于国庆15周年之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亮相，引起轰动。庆典演出之后，向群众公演(以后的演出也均在人民大会堂)，成为亿万国人瞩目的艺术风景线。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严谨的结构、恢弘的气势、精巧的设计和高超的技艺、强烈的艺术渗透力，来展现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胜利这一主题。在每个历史时期，阵容庞大的演出队，都井然有序地组成一幅幅壮美的大画面，给观众以振奋和美的享受。与空军的《表演唱》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各个历史时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优秀歌曲和建国以来的优秀舞目外，《东方红》还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新编作品。这些新老作品，根据主题发展的需要予以合理的运用，那就是穿插展现，当歌则歌、当舞则舞。可以说，这次演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演出最大的盛事，是对新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整个演出队伍达3000余人，当时国内有名气的歌、舞、乐手几乎都被吸收了进来。

相比于空军的《表演唱》，《东方红》具有规模更大、水平更高和影响更广泛等特点。但水有源，树有根，在《东方红》的总结会上，总导演周恩来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他还专门对空政文工团为《东方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充分肯定。

1965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被拍摄成艺术影片，在国内外上映后好评如潮，被确认为20世纪的艺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