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好龙

近日翻闲书，又见到那位叶公。据说他爱龙爱到把鳞甲画满了屋子，结果天龙闻声下凡，拿头探窗，拿尾甩柱，这位老兄反倒吓得面如土色，抱头鼠窜而去。太史公大约觉得这故事有趣，便录了下来，当作千古笑话看。然而我看这笑话并不好笑，反倒透着一股子熟悉的寒气，仿佛在我中华的九域之内，至今还住着无数的叶公。

世人只道叶公是怕那真龙，我却疑心，他怕的未必是龙，而是怕那龙“不像”他所画的那一条。壁上画的龙，是温顺的，是可亲的，是随他涂抹的，是供他赏玩的。一旦真的龙来了，张牙舞爪，电闪雷鸣，不但不受他摆布，反而要他仰视，要他供奉，这便大大地扫了他的雅兴。于是乎，他只好大叫一声，逃之夭夭了。

中国的看客，向来是叶公的门徒。譬如说“民众”罢，嘴上谁不爱得紧?书斋里的学者，将它描摹得如何纯洁，如何伟大，仿佛一幅绝妙的丹青。然而倘若这“民众”真的动了怒，冲破了象牙塔，不再温良恭俭让，不再任人宰割，而是显出粗野、蛮横、不可理喻的本相来，那些学者们大约也要变了脸色，躲进书斋，紧紧地闩上门，心里暗暗叫苦：这哪里是我所爱的民众，这分明是一群暴徒!

再说那“革命”。叶公们也是爱革命的，爱谈它，爱写它，甚至爱在胸口画上一颗红心，仿佛时刻准备着。但这革命必须是装在玻璃罩子里的，是挂在墙上的，是“请愿”式的，是“文明”的。倘若革命真的来了，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而是爆一声“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要烧尽一切旧有的巢穴，要打破一切既得的饭碗，这时候，叶公们的假面便撕下来了。他们先是惊骇，继而咒骂，终于也加入了诋毁的行列，指着那冲天的火焰说：看哪，这哪里是革命，这分明是浩劫!

其实，叶公爱的哪里是龙?他爱的，是自己“好龙”的名声罢了。龙来了，破了他的名声，他自然要怕，要逃。

所以，中国的难题，往往不在于没有真的龙，而在于叶公太多。大家都在壁上画龙，以此标榜风雅，博取声名。真龙若是不来，倒也相安无事;真龙若是来了，这满坑满谷的叶公，怕是要把那龙也吓回天上去罢。

救救叶公——不，我想，还是救救那龙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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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颇有些奇观，叫人看了，不免想起那叶公。不过叶公画的是龙，如今的君子们，敲的是键盘。

一间房子着了火，或者一个地方发了水，远在千里之外的诸位“义士”，便立刻活跃起来。他们不必提桶，也不必扛沙，只消在发光的小匣子上，用两个指头，便能倾泻出比火场更热的“热血”，比洪水更猛的“豪情”。骂几句官员，固然显得深刻;哭两声百姓，自然显得慈悲。这便是他们的“救灾”了。倘若有人当真募捐，他们大约是肯出一文的，但要他走出房门，去闻一闻那焦臭，去踩一脚那泥泞，那可是万万不能。他们爱的，是那“悲天悯人”的姿态，是那敲击键盘时，自己心中涌起的、作为“义士”的快感。灾民倘若真的匍匐到他们脚边，怕也要嫌那泥水脏了他们的缎鞋，皱一皱眉，赶紧退避三舍的。

再说那“爱国”。这也是一门顶好的生意。打开电脑，或拿起“手机”，便是无边无际的“爱国场”。今天抵制这个，明天痛骂那个，言辞之激烈，仿佛只要手指足够坚硬，便能筑起万里长城。他们爱的是一个符号，一个可以用来打击异己、显示自己“正确”的符号。倘若这“国”真的需要他们去戍边，去流血，去啃一啃粗粝的窝头，去闻一闻硝烟的呛味，大约这些人又要第一个跳出来，论证“匹夫之责”的古怪，或者干脆指责这战争“不理性”、“不人道”了。他们爱的，是那“爱国”的虚名，是那站在道德高地上俯瞰众生的优越感。真的“国难”临头，他们大约比谁都跑得快，还要回头骂一句：这国家，怎地竟如此“麻烦”!

这世上的事，大抵如此。人们爱的是“爱”这个概念，而不是被爱的那个实体。爱民众，是因为“爱民众”能显出自己的高尚;爱国家，是因为“爱国”能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至于民众是饥是寒，国家是强是弱，那是不大相干的。只要键盘在手，热血便永不冷却;只要屏幕不碎，姿态便永远正确。

然而，火灾终究要用冷水去浇，国难终究要靠铁肩去担。键盘敲不出太平盛世，正如叶公画不出真龙一样。等到那火真的烧到了键盘边上，或者那洪水真的泡坏了昂贵的电脑，那时候，这些“义士”们，又不知要摆出一副怎样的面孔来呢?

我想，大约还是要逃的。只是不知道，逃的时候，会不会顺手带上那块写着“正义”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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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曾说过，路人是爱看杀人，爱看跌倒，爱看一切与自己不相干的热闹的。那时节，看客们还得伸长脖子，踮起脚尖，挤在人堆里，闻着汗臭味儿，才能饱餐一顿。如今可便利得多了，他们只需舒舒服服地歪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一个发光的四方块，便能看尽天下奇事，品评四海人物。这四方块，便是他们的新衣，一件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隐身衣。

前些时日，听说某地有个孩子失足落井，井口狭小，救援艰难。消息传到这四方块里，顿时热闹起来。本该是揪心的事，到了这里，竟成了一出自导自演的连台本戏。有人忙着分析井的深度，以此炫耀自己的博学;有人忙着质疑家长的看护，以此彰显自己的严谨;更有人嫌救援进度太慢，在屏幕上敲出“急急如律令”般的咒语，仿佛那救援队是他们的家奴。他们围着那幽深的井口，却不下场，只用言语投石，用臆测填土。那孩子的生死，于他们不过是谈资的厚薄;那家属的哭声，于他们不过是背景音乐的轻重。他们穿上了这件“新衣”，便觉得自己是居高临下的判官，可以肆意消费他人的苦难，而无须承担半分良心上的不安。

又听说，某处有青年不堪重负，寻了短见。这又是好题目。看客们蜂拥而至，像苍蝇见了血。他们不关心那青年为何绝望，不探究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只热衷于猜测他是为情所困还是为财所扰，并以此展开一场场“心理分析”的盛宴。更有甚者，还要从那青年的遗物里翻检出几分“笑料”，编成段子，供众人解颐。他们麻木地咀嚼着别人的悲剧，咂摸出一丝丝“快意”，仿佛自己活得如此苟延残喘，正是因为别人死得不够凄惨。这件“新衣”，不仅隔绝了同情，也扼杀了悲悯，只留下一副副冰冷的好奇心肠。

这些看客，从前是在刑场边喝彩的，如今是在屏幕后点赞的;从前是抛洒“人血馒头”的，如今是转发“悲情流量”的。形式变了，那骨子里的凉薄与残忍，却是一脉相承，甚至因了这“新衣”的掩护，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冠冕堂皇。他们躲在“关注”的幌子下，行使着窥私的欲望;躲在“评论”的盾牌后，宣泄着攻击的本能。

我想，这世上倘若还有一种药能治这麻木，那绝不是更多的“关注”，而是哪怕一次的“在场”——脱下那件隐身的“新衣”，走到那井口边，走到那绝望的人面前，实实在在地出一把汗，实实在在地流一滴泪。

然而，这太难了。于是，那四方块依旧发着光，看客们依旧穿着他们崭新的“衣服”，在这虚拟的广场上，演着一出出心安理得的、看别人死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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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虚伪到这地步。

我们的时代，大约是将“叶公好龙”这部古戏，翻新排演了三场，场场爆满，且换了崭新的行头。

第一场，是“画龙”。那是书斋里的学者，案头的墨客。他们爱民众，爱到要把民众画在墙上，镶在框里，称之为“淳朴”，赞之为“伟大”。可这民众一旦从画上走了下来，不再含笑默立，而是伸出了索要面包的手，张开了抱怨不公的嘴，学者们便慌了。他们爱的哪里是民众?不过是爱那个由自己亲手描绘、供自己随心赏玩的泥塑木雕罢了。真龙一来，自然要推倒重来。

第二场，是“敲键”。那是屏幕前的“义士”，指尖上的英雄。火灾水患，他们比谁都热心，敲出的字句比消防水枪更有力;家国大事，他们比谁都激昂，发出的呐喊比冲锋号角更响亮。这热血，是廉价的，因为不必流经心脏;这勇敢，是虚拟的，因为无须直面刀兵。他们爱的哪里是国家与同胞?不过是爱那敲击键盘时，自己心中涌起的、作为“正义化身”的幻觉罢了。一旦需要他们挪动一步，去闻一闻烟火气，去扛一扛沙袋，这幻觉便破了。

第三场，是“围观”。那是披着数字隐身衣的看客。别人的苦难，成了他们的盛宴;别人的悲剧，成了他们的谈资。他们围着井口，品评着救援的效率;他们围观着自杀者，争论着动机的真伪。这“关注”，是冰凉的，因为它不带体温;这“同情”，是遥远的，因为它不走心。他们爱的哪里是生命?不过是爱那个隔着一层玻璃，可以安全地满足猎奇心理、发泄阴暗情绪的“戏台”罢了。一旦那戏台塌了，砸到自己头上，他们大约又要惊呼“世风日下”了。

这三种人，其实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现代的叶公”。他们爱的，从来不是那个活生生的、有缺陷的、会疼痛的客体，而是那个被自己美化了的、可供消费的、安全无害的“概念”。

他们穿着“理性”的长衫，却行着冷漠的勾当;他们披着“正义”的斗篷，却做着看客的营生。他们用各种漂亮的词汇——进步、文明、关注——把自己包裹起来，像穿了一件件“新衣”，自以为华丽无比，旁人无从窥见其下的赤裸与虚空。

然而，龙终究是龙，不会因为叶公的害怕就变成壁虎;苦难也终究是苦难，不会因为看客的转头就自行消解。一个民族，倘若只剩下画龙的艺术家、敲键的批评家和围观的鉴赏家，而没有了敢于抚摸龙鳞的勇士、愿意扛鼎的实干家和能够感同身受的普通人，那么这民族的前途，大约也就像那叶公的笑容一样，是画在墙上的，一捅就破。

救救孩子——不，现在看来，恐怕先得救救这些大人，救救这些穿着“新衣”的、新时代的叶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