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的实践根源与历史发展

一、引言：审美理论的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美学研究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难题：审美意识究竟从何而来?

围绕这一问题，历史上形成了两条基本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客观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路线，将美归结为事物本身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或形式规律，如“黄金分割”的天然和谐、色彩的物理属性。另一条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将美归结为个人心灵的主观投射，如“趣味无可争辩”“审美是天才的直觉”。两条路线看似对立，却在一点上达成了隐秘的一致：它们都无法从根源上解释审美意识的生成，最终只能或诉诸“先验形式”，或诉诸“神秘天赋”。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革命性突破，在于彻底否定了上述两条路线的共同前提。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审美意识既不是客观事物的天然属性，也不是主观心灵的任意创造，而是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段话揭示了人类劳动的根本特征——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审美意识正是在这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逐步生成和发展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原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其根源同样必须到物质生产实践中去寻找。本文的任务，就是系统阐明这一核心命题：审美以劳动实践为总根源，以人体生理系统为物质载体，以社会性条件反射为个体实现形式，随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历史地演变，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二、审美的物质前提：生理基础与作用边界

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是承认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审美活动无论多么精致微妙，都必须依存于人的物质生理结构。

人的视觉系统能够分辨数百万种色彩，听觉系统能够感知从低沉到尖细的广阔音频范围，神经系统能够将外部刺激转化为电信号并加以整合，内分泌系统能够调节愉悦与不快的情感状态。这些生理结构构成了审美信息的输入通道与加工载体。没有这套高度发达的感官系统，任何审美活动都无从发生——这是审美之所以可能的物质前提，是唯物主义美学必须首先承认的基本事实。

然而，承认生理系统的物质前提，绝不意味着将审美还原为生理机能。这里必须严格划定两条边界。

第一，遗传提供的是通用能力，而非具体的审美标准。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的编码内容主要涉及感官结构的基础发育、神经传导的基本参数、情绪反应的底层机制。这些遗传因素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看见色彩、听到声音、产生快感，却绝不决定这个人偏爱红色还是蓝色、喜好激昂还是舒缓的旋律。所谓“审美基因”是一个伪概念。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特定的美丑判断标准可以通过遗传密码传递给下一代。即便是表观遗传领域的相关研究，其对审美行为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远不足以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决定因素。

第二，单纯的生理反应不等于审美活动。饥饿时对食物的渴望、遇到危险时的惊惧退缩、对温暖舒适环境的天然趋向——这些是生物应激反应，是所有高等动物共有的趋利避害本能，完全绑定于直接的生存功利。人类审美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恰恰超越了直接的功利需要。当一个人欣赏一幅静物画中的水果时，他并不想去吃它;当他为悲剧中人物的命运感动时，这种情感与他实际生活中的利害得失并无直接关联。这并非说审美没有“功利”——它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容后详述——而是说它脱离了纯粹生物本能的直接绑定。只有当感官反应被注入了社会历史内容，它才从生物应激升华为属人的审美。

三、个体审美的形成机制：社会性条件反射的建构

如果审美标准既不来自遗传基因，也不预装于事物本身，那么个体的美丑判断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在于后天经验的反复建构，这一过程可以用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加以说明——当然，人的审美条件反射不是单纯的生物学过程，而是浸透了社会内容的社会性条件反射。

这一机制的形成可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积累。个体从幼年起便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持续接触特定类型的房屋样式、器物造型、色彩搭配、声音节奏。这些感性特征并非孤立地呈现，而是与特定的情感评价相伴而行——母亲的怀抱与暖色调相联系，劳动工具的合用与匀称的形态相联系，集体劳动的号子与激昂的节奏相联系。第二个环节是联结。经过反复的共同出现，事物的感性特征与相应的情感评价在神经系统中建立起稳固的暂时联系。第三个环节是强化。社会生活中的奖惩机制——包括他人的赞许或嘲笑、行为的成功或失败——不断巩固某些联结，同时消褪另一些联结。如此经年累月，一套稳定的条件反射系统便在每个个体身上建立起来。

这套条件反射系统一旦成熟，便表现出鲜明的直觉特征。一个成年人面对某件艺术品、某处自然景观、某个人的容貌，几乎在瞬间便产生“美”或“不美”的判断，其间不需要任何刻意思考。这种直觉式反应正是条件反射高度自动化的结果：神经通路已经被千万次重复打磨得如此顺畅，以致意识完全察觉不到它的运作过程。

由此产生了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认识论错觉。个体意识不到自身审美反应的后天建构过程，便很自然地把“我觉得美”误认为“这东西本身就美”，把主观的反应错当成了客观的属性。美学史上那些将美定义为“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的学说，其日常心理根源正在于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深刻指出：“感觉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审美感受同样是客观刺激作用于主观条件反射系统后产生的映像，而非刺激本身的固有性质。将映像误认为客体自身的属性，是一切唯心主义美学认识论上的共同失足之处。

四、审美的本体根源：劳动实践的双重塑造

条件反射理论解释了审美的个体形成机制，但并没有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决定条件反射内容与方向的那个更深层的力量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某种感性特征会与“愉悦”而非“厌恶”建立起联结?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条件反射系统?

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劳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动”，而是以工具制造为标志、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物质生产劳动。劳动是审美生成与发展的核心动力，它从两个层面塑造了人类的审美。

(一)对人类整体的塑造：审美主客体的生成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完全适用于审美领域。百万年的生产劳动，不仅改造了人的肢体——使手变得灵巧、使直立行走成为常态，而且从根本上改造了人的感官，使之从“动物的感官”转变为“人的感官”。

动物的感官纯粹服务于生存：鹰的视觉比人锐利，但只对猎物与天敌敏感;狗的嗅觉远胜人类，但只追踪与食物和危险相关的气味。人的感官在劳动中获得了质的飞跃。制造石器的过程要求对石料的纹理、形状、硬度做出精细辨别，这锤炼了视觉与触觉的分辨力;集体狩猎与原始耕作要求协调行动，这催生了听觉对节奏与声调的敏感性;描绘猎物的洞穴壁画要求手眼高度配合，这深化了对线条与形态的控制力。正是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人改造了自己的感官，使它们从狭隘的生存工具变成了能够“感受形式”的审美器官。

与此同时，劳动生成了基础性的形式美法则。对称、均衡、节奏、比例——这些被美学史反复讨论的“普遍审美规则”，其起源既非天赋观念，也非宇宙本体，而是劳动中“好用、高效”的实用规则的长期历史沉淀。

一把对称的石斧，重心居中，更易握持施力;一只均衡的陶罐，放置平稳，不易倾倒;一段有规律的节奏，能够协调多人的动作，提高集体劳动效率;恰当的比例关系，使器物既节省材料又保证功能。在数百万年反复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这些“好用”的形式特征与“愉悦”的情感评价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结。当这种联结被强化到一定程度，即使脱离了直接的使用情境，这些形式特征本身也能唤起愉悦感——此时的愉悦感不再是“这工具好用”的实用判断，而是“这形式真美”的审美判断。从实用规则到审美法则，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劳动还创造了审美对象。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不是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而是劳动产品。打磨光滑的石器不仅比粗糙的毛坯更好用，而且它的光洁表面本身开始被欣赏;编织匀称的篮筐不仅更耐用，而且它的经纬纹样开始带来视觉愉快;烧制规整的陶罐不仅更实用，而且它的弧形轮廓开始引起美的感受。这些器物首先是劳动产品，然后才成为审美对象。

至于未经改造的天然自然——高山大河、星空海洋——它们进入审美视野，本身就需要一个历史前提：人已经通过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的纯粹生存依附。当雷电不再只是令人恐惧的未知力量，当丛林不再只是潜藏危险的生存竞技场，当人能够相对安全地站在一定距离之外“观赏”自然时，自然才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这一历史条件的成熟，同样是劳动积累的成果。

(二)对个体的塑造：劳动中的审美塑造

如果说劳动在人类整体意义上创造了审美的可能性条件，那么在个体意义上，劳动则直接塑造了具体的审美能力与审美取向。

长期的定向劳动会针对性地提升相关感官的敏锐度与判断力。熟练木工能在瞬间判断一块木料是否“正”，其眼睛对微小的曲直偏差极为敏感;经验丰富的纺织女工能分辨常人看来完全相同的色线之间的细微差异;老农看一眼天色、抓一把土壤，便能判断来日的天气与墒情——这些“眼力”“手感”不是天生的禀赋，而是长期定向实践的产物，是劳动经验在感官上留下的烙印。所谓“庖丁解牛”般的直觉，背后是十九年解牛数千头的劳动积累。

更为根本的是，劳动方式决定审美取向。一个终生在水田里劳作的稻农，一个世代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一个自幼在作坊里学艺的工匠，他们的日常经验世界截然不同——看到的是不同的色彩与形态，听到的是不同的节奏与声响，经历的是不同的劳作韵律与生活节律。由此形成的审美偏好，必然带有各自劳动方式的深刻印痕。这不是谁比谁更有“品位”的问题，而是不同的生存方式塑造了不同的感受方式。

五、阶级社会的审美分化

如果说审美是由劳动实践所塑造的，那么当劳动本身发生根本性分裂时，审美必然随之分裂。原始社会是无阶级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审美表现为统一的集体意识——氏族的图腾、共同的仪式歌舞、一致的身体装饰。私有制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统一。随着剩余产品的积累，一部分人得以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专门从事社会管理与文化事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发生了历史性的分离。这一分离是审美阶级分化的总根源。

(一)统治阶级的审美体系

脱离直接物质生产的统治阶级，其审美必然沿着与劳动相脱离的方向发展。既然这个阶级的特权地位恰恰建立在“不必劳动”之上，其审美便自觉地追求与劳动产品、劳动场景、劳动人民的朴素风格拉开距离。稀缺的材料、繁复的工艺、耗费大量劳动时间才能完成的精致装饰，成为这种审美的典型特征。宫廷建筑的宏伟尺度、贵族服饰的精工刺绣、礼仪器物的繁缛纹饰——这些不仅满足感官享乐，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标识身份、确证特权的社会功能：我能占有和消费如此稀缺、耗费如此巨量劳动的物品，本身就证明了我的优越地位。

不仅如此，统治阶级还通过垄断教育、礼制和文化传播渠道，将自身的审美趣味确立为社会的“正统标准”。繁复的被视为“高雅”，朴素的被贬为“粗陋”;稀缺的被奉为“高贵”，大众的被斥为“低俗”。一套完整的等级化审美话语体系由此建立，它使统治秩序在审美层面获得了合法的外观——上层阶级不仅权力更大、财富更多，而且似乎“天生”就有更高雅的趣味。审美由此承担了维护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劳动阶级的审美体系

与统治阶级脱离劳动的审美方向相反，劳动阶级的审美始终扎根于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这不是因为劳动阶级“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由劳动实践构成的。

民间工艺中的朴素造型、劳动号子中的刚健节奏、农舍民居中的实用布局、民歌小调中的直白情感——这些审美形态的共同特征，是不脱离使用功能、不刻意炫耀稀缺、不追求脱离生活实际的繁复装饰。一块蓝印花布的纹样直接来源于织造工艺的内在逻辑，一首插秧歌的节奏直接配合弯腰插秧的身体韵律，一座北方四合院的布局直接服务于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实际需要。这种朴素并非粗糙，而是在与生活实践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形成的另一种审美品格——刚健、清新、实在、有生命力。

然而，由于不掌握精神生产资料，这种审美体系长期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话语贬低为“粗俗”“低级”“不登大雅之堂”。即便在那些不得不使用劳动阶级创造物的场合——如贵族欣赏民间歌舞——也要经过“雅化”的改造，将其中粗犷的生命力过滤干净，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趣味标准。

(三)社会审美的反向塑造

两套审美体系并非静态并存。统治阶级的审美凭借其经济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持续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这种渗透的过程，就是社会意识转化为个体意识的过程。通过风俗教化、学校教育、舆论传播、礼仪规范，统治阶级的审美标准被源源不断地输入每个社会成员的成长经验中，逐步沉淀为个体的审美条件反射。一个人从幼年起就被反复告知什么是“好看”、什么是“体面”、什么是“有品位”，这些判断标准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为他的“个人喜好”。及至成年，他真诚地相信自己对某种风格的偏爱是纯粹的“个人趣味”，意识不到这套趣味背后是整个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在运转。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尖锐指出的“阶级的烙印”，正是经由这一机制打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的。

六、审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审美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这一演变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一)发展的根本动力

审美演变的最终推动力不在审美领域内部，而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便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桎梏，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审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其演变同样受这一基本规律的支配。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耕作，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每一次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方式、人与人的社会结合方式、日常生活的节奏与内容——进而整体性地改变了审美意识的内容与形式。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的四言为主到汉魏五言诗的成熟，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的文体更替，每一次重大文学形式的嬗变，背后都站着一个比它更深刻的推动者——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迁。

(二)发展的基本形式

审美演变不是和平的过渡，而是通过新旧审美的矛盾斗争实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催生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情感要求，这些新的内容必然要求突破旧审美形式的束缚。而旧审美作为既有秩序的文化表征，绝不会自行退场，必然借助传统的力量、制度的支持和习惯的惰性进行抵抗。

然而新审美对旧审美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全盘抛弃。辩证法的否定是“扬弃”——在否定旧审美特定历史内容的同时，继承其中凝结了人类长期实践智慧的合理因素。形式美法则中那些被千百年实践反复确证的基本法则——对称、均衡、节奏、对比——并不因为某个阶级曾经使用过它们就丧失其价值，它们被从原有的阶级内涵中剥离出来，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在新的审美体系中获得新的生命。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对陕北民歌等民间形式的吸收与改造，都是这种辩证否定的生动实例。这使得审美的发展呈现为螺旋式上升，而非简单的线性更替或断裂式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