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学习鲁迅《故乡》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当时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五四”时期，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向来是关心和重视农民问题的。他热爱农民，同情他们的痛苦，关怀他们的命运，期待他们的觉悟。农民的命运如何，是他观察和认识旧社会本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他在以小说“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时候，也特别重视农民问题。《故乡》便是他反映农民问题的重要作品之一。1919年12月，鲁迅曾从北京回故乡绍兴，将家属接到北京居住。这次回乡，他又亲眼目睹了农村的破败景象和农民的痛苦生活。一年之后，便以这段回乡经历作为基本素材，写下了这篇小说。

《故乡》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写法。它的全部故事都是以一个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我”的独白的形式写出的。这个“我”对于故乡的回忆以及与现实的矛盾，构成了情节的基础。通过“我”的回忆与见闻，刻画了农民闰土的鲜明形象，并以“我”的思想认识的深化，把改变农民的命运与推翻整个旧社会联系起来，最后以“我”对于新生活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个理想的战斗决心作结束，从而彻底否定了那个造成农民痛苦生活的旧社会，表达了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希望和信心。

《故乡》着重描写的是“我”在回乡的过程中与少年时代的朋友闰土的重逢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想。作品一开始，就描绘出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使“我”不禁悲凉失望起来了，因为这不是“我”时时记得的故乡，“我的故乡好得多了。”“我”对于故乡保持着少年时代美好的记忆，但是出现在眼前的故乡却是“我”万没料到的。作品开头的景物描写和心理剖白，把故乡的萧条景象和“我”的失望心情呈现出来了，从而也烘托了下文“我”见到了时时怀念着的闰土时的那种沉重的心境。

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便和闰土结识了。那时，“我”正是一个关在“狭的笼”中的“少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而闰土呢?却是一个在广阔天地里生长的贫苦农民的孩子。他会看瓜刺猹，会捉鸟捕雀，他知道海边有五色的贝壳，沙地有跳着的鱼，他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和“我”往常的朋友们所不知道的。总之，在“我”的心里，闰土是一位知识丰富、本领高强、淳朴热情的小英雄。少年时代，当他们还都“不懂事”，还没有被旧社会打上深深的烙印时，他们亲密无间在短短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段令人难忘的往事，正是“我”回忆中的“美丽的故乡”的最深刻的印象。

可可是三十年后，闰土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天真活泼、聪明能干的小英雄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地主的重重压迫剥削下，他已经变得痛苦而麻木了。作者以鲜明的对照，写出了他的变化，同时又以外形的刻画，显示他生活的痛苦:他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成灰黄，而且有了很深的皱纹， 眼睛周围肿得通红，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原先是红活圆实的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 象是松树皮了。接下去作者通过闰土的对话，十分尖锐地揭露造成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总是吃不够”--贫苦农民在地主剥削下，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又不太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控制着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兵、匪不分，哪会给老百姓半点太平日子?“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想方设法巧立名目， 搜括民财，根本没有“定规”;“收成又坏”--人祸又加上天灾;“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各地军阀层层设卡、处处盘剥，无限制地增加捐税....。是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更令人悲哀的是，他不仅生活受剥削，而且在精神上也受了封建迷信严重的毒害，他要了一付香炉和烛台，仍然和他的父亲一样，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闰土的经历，正是中国农民痛苦生活的写照，这个形象的塑造，体现了鲁迅对于农民的深刻同情与关怀，也反映了他对于农民不觉悟状态的焦虑。“我”对于故乡的美好回忆，为闰土的出现粉碎了。“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这种苦不堪言的感觉，寄寓着作者对那吃人社会的多少仇恨啊!通过这些描述，鲁迅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农村完全破产了，在劳动人民还痛苦地生活着的时候，“故乡”不可能是美丽的。

闰土的变化和他的痛苦生活，已使“我”深感痛苦，然而更使“我”痛苦的是，闰土和“我”之间的关系也极大地改变了。“我”是十分喜爱闰土的。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他的友情。但三十年后，无情的旧社会已把这友情隔开了。闰土到来时，“我”虽然兴奋地迎上前去，叫声“闰土哥”，可是有许多话，“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而闰土呢?在“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之后，终于恭敬起来，口口声声称“我”为“老爷!...”这样，不仅“我”记忆中的小英雄不见了，而且“我”与闰土的亲密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我”和闰土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鲁迅后来在1925年为《俄文译本写的<阿Q正传>序》 中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在同年写的《灯下漫笔》 中，他又把这种“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等级制度称作“布置妥帖了”的供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鲁迅坚定地表示要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扫除这种宗法制度和思想!正是这种制度和思想，造成了“我”与闰土的隔膜。而鲁迅这时还未能找到打破这种隔膜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作品中之所以流露出淡淡悲哀的原因。

“我”在故乡还遇到一个在记忆中没有留下印象的人物，这就是杨二嫂。这个开豆腐店的小市民，原先是“擦着白粉”，以自己的姿色招徕顾客的“豆腐西施”，可是曾几何时，就变为凸颧骨、薄嘴唇的一副丑态，活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的细脚伶的圆规了。对她的外形描写，透露出作者的厌恶。她尖嘴利舌、贪小便宜，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她把过去的耻辱当作光荣，因为“我”不记得她了，便大为不满。为了捞取便宜，她一开口便向“我”讨东西，未能达到目的，便造谣说“我”“放了道台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等等，硬说“我”“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一面便偷些小东西跑掉了。为了利己的目的，她还不惜制造流言，中伤闰土。作者否定了她这种小市民的损人利己的处世哲学，并且以她的尖刻自私，衬托闰土的忠厚善良。她的出现，显示了社会的病态，增强了“我”对于造成这种丑态的旧社会的厌恶和愤慨。

故乡和故乡人物的变化，使“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和痛苦。“我”怀着这种心情离开了故乡。但是，“我”并不因此消沉、悲观。因为，当“我”离开故乡时，宏儿对水生的想念使“我”感动，引“我”深思。“我”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下一代。“我”希望下一代能够“一气”，不再有痛苦和隔膜。而这“一气”，既不是“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是“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更不是如那些剥削者、压迫者那样“辛苦恣睢而生活”，而是“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也就是说，希望下一代不再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而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贫因和痛苦，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隔阂的新社会。这也就是作者的希望。鲁迅在“五四”以前，由于痛心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曾经一度陷入失望和苦闷之中，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他重新振奋起来。他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产生了毁坏旧社会这个“铁屋子”，创造新社会的新希望。他说，“希望是在于将来”，因此起来“呐喊”，战斗了。但是，这个新的社会是什么?怎样争取它的到来?由于鲁迅当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还不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故乡》中的“我”当然也不能。因此，“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我”觉得自己关于新社会的希望很可能和闰土的对于神灵的祈求一样，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因为还没有找到实现它的道路。不同的是，闰土的希望在于眼前，比较“切近”，而“我”的希望在于未来，而对这个未来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显得“茫远”罢了。

不过“我”并没有否定自己的希望，而是坚定地相信，那个黑暗的旧社会一定会灭亡，祖国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事在人为，问题是要努力去争取。作者接下去写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幅神异的图画，作为美好希望的象征再次出现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充满哲理意味的结尾，指明了希望的有无，取决于人们的实践与斗争。如果空有美好的希望而不去以斗争来争取它的实现，那就“无所谓有”，等于没有希望;反之，则“无所谓无”，在斗争中终能实现。正如路是由人走出来的，美好的希望也是由人创造出来的。鲁迅通过这个结尾，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希望是在于将来”，只要大家一同起来，努力奋斗，就一定能改造旧中国，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这种信念，正是在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影响下“听将令”的结果。它使得《故乡》在沉重的气氛中透出了“亮色”，鼓舞了人们斗争的信心。

《故乡》的深刻性就在于作者没有单纯地描写农民，表现他们的痛苦，而是深刻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要改变农民的命运，必须改变整个现存制度。作者最后通过对“我”的抒情性的心理描写，号召人们为寻求一条实现“新的生活”的道路而奋斗。作者虽然还没有找到这条路，但他提出的问题是极其深刻的，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作者痛心于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但是，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农村更萧索、凄凉。他在《故乡》中描写的贫苦农民闰土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善的状况，也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痛切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