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艺的巅峰之作——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境院第二届写作研修班结业论文选登（6）

读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的内心是激动的，几十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我忘不了当人民群众得知恶霸钱文贵被抓后，象潮水一样涌进院子，一个老太婆她的牙缺了，耳聋了，腿不方便，却把一个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群众憨憨地笑，眼泪镶在眼角上，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象泉涌一样地流出来……

这是多么快乐的眼泪啊，而那些在前线斗争的人们的快乐要比这种快乐更强上十倍，因为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作为一个阶级不但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更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几千年来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掀翻，而这些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在随后的阶级解放中注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

丁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兼具革命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重要人物，鲁迅曾说她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毛主席把她和鲁迅、郭沫若、矛盾同列一等。而在丁玲的内心中鲁迅和毛泽东是她最敬佩的两个人，她在晚年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回忆中写道：“我当时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当有外国记者问丁玲：“现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与过去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无变化？”她回答：“我的终身遗憾，就是没有在毛主席的生前，能听到他说那么一句话：丁玲改造过来了。”我觉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是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一部体现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小说，这里着重谈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体现的毛泽东思想。

1946年秋，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平绥战役正在进行，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随时可能反扑过来，上级要求暖水屯在内的逐鹿县在一个月以内完成土改，并派来了文采，老董，王亮，胡立功的四人土改工作组进驻暖水屯村。

暖水屯去年就进行了两次清算，村里的大地主已经被赶跑，很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和财产，所以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干部可靠有威信，但是，这里的农民仍然不能团结起来，人们仍然是议论纷纷，主要是“剥削有理”的观念还深深地扎在农民的心中，很多农民还是在想“地是人家的嘛”，或者“穷人就靠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了，倒在哪里就算哪里吧”，以及“少出头总是好的，咱们百事留个后路”。地主阶级的“势力”还没有被打掉，钱文贵家的柳树还压在顾涌家的果树上……

钱文贵是村里八大尖里的头一尖，他们家只有六七十亩地，算不上地主，特别是他今年还把地分到了两个儿子的头上，他儿子钱义参加了八路军，所以他现在是军属。他们家之所以有钱靠的不是土地而是钱文贵的能活动，这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一个靠脑子剥削人的人，一个有心眼，有人脉，随时随地跟着风向动的人，是看不见统治的统治阶级。现在他的儿子是八路军，他的女婿张正典是村治安员，他的堂哥是村工会委员，他过去的长工程仁——现在的农会主任——目前正和他的侄女谈恋爱，村里唯一一个嚷着要告他的刘满现在让他的女婿张正典利用土地纠纷和自己的干部地位死死地压着，他还利用村里的教员任国忠散布变天的思想，散布斗完地主斗富农，斗完富农斗中农……

村支书张裕民虽然能够察觉出要让农民翻身就必须搬倒钱文贵，但是面对如何依靠群众他是犹豫的，对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是否能把旧势力打垮是犹豫的，对本村农民是否有翻身的意愿是犹豫的。而土改工作组的组长文采是一个主观主义作风十分严重的一个人，他只是从张裕民的穿着和似乎还喝了酒，以及安排人保卫工作组就断定“这个人胆子小，有哥老会作风”，他不善于从全局来分析问题，以至于他开始就对张裕民产生了错误的印象。

毛主席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就指出了主观主义的问题：“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向，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指责，使同志们无手挫手足。”

而当张裕民提出先开个党内会议的时候，文采又提出要开个扩大会议说是走群众路线。

这同样是毛主席所反对的，他在《关于极端民主化》中指出：“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都是错误主张。并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思想和无产阶级斗争是根本不相容的。”

文采的身上还存在个人主义思想——“不论考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会顾虑到如何使这两个人（杨亮、胡立功）佩服他”。“文采同志在他们走后，写了一个汇报给区上，征求区上的意见，却并未给任何人看”。

毛主席说：“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不是对革命负责。”

文采身上有着强烈人“本本主义”思想：“他也承认自己是缺少经验的，但他也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比他高明。他们微薄的经验，有什么重大价值哪？没有总结过的经验，没有把经验提升为理论，那都是片面的，不足待的。”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

“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先头。不做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一定不能想出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凡属于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么这个责任主要应该放在外来干部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由于文采的种种错误思想，使得他很难真正的做好调查研究，村里18名党员，他偏偏只调查了唯一的一个变质的干部张正典，他能听进张正典的话，因为和他固有的结论相一致，而对于和他意见完全相反的刘满的话，他觉得“这个人有些精神失常”，自然得到了完全错误的结论，而因为有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使得他又很难听进去同行的其他干部的正确意见，最主要的是这些错误思想使得他无法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想问题，他无法像杨亮那样“当他知道这棵树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就禁不住喜悦。”

由于干部思想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统一，地主李子俊又在钱文贵的蛊惑下逃跑了。农会匆忙间组织一部分农民（地主李子俊的佃户）去李子俊老婆哪里索要地契，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可是当佃户们看到李子俊老婆拿着红契，跪在屋里给大家磕头时，这些庄稼户仍然当她还是那个金枝玉叶，想起平日里的一些小恩小惠，一哄而散。他们只是平淡的说：“李子俊在家也好说，一个娘们，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叫咱们怎好意思？又是天天见面的，哎，红契，让农会自己去拿吧。”

干部们如何把散沙一样的农民团结起来，如何破局哪？还是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解决群众实实在在的问题。杨亮、胡立功通过实际调查拉进了村干部和工作组的距离，通过解决五保户顾大娘的粮食问题、解决转业军人张及第和韩延瑞的转业待遇——给予妥善安置并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当群众的具体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后，村上便传开了，说新来的人能拿事，于是有人便为了某些银钱纠纷、土地纠纷、婚姻纠纷、房产纠纷来找工作组，当事情得到了解决后，全村的人都由以前的客客气气，变成了“老杨咱有个问题你给批判批判”“到咱家去吃饭吧，咱有几句悄悄话絮叨絮叨”。工作组和村干部又把全村的果树统一起来，并宣布所有果树的果实由全村共同所有，当农民们共同劳动采摘果实的时候，他们的心在一起了。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讲到：“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很多问题看起来是小事，但是群众面前无小事，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务必要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

工作组通过调查刘满认识到钱文贵是最阴险的，是剥削阶级里的“头头”，农民们恨恶霸比恨地主更甚，如果不先打倒这种人，他们便不敢起来。这个时候区长章品同志来到了暖水屯，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对敌工作的年轻人，一个完全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不会像文采那样长篇大论地宣讲（一个报告就长达六小时），他说：“土地改革就只有一条，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彻底翻身”。他懂得只有坚定斗争才有出路，懂得怎样来制服敌人，更懂得应该依靠谁，怎样才能从老百姓中找到最可靠的朋友——穷人！通过章品和文采两个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不和群众站在一起就很容易甚至在条件成熟时必然会和钱文贵这样的人站在一起。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当你写东西或者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一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决战开始了！在章品同志的带领下，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干部们统一起来了，群众团结起来了，批斗会开始了。刘满、王新田和农会主任程仁在批斗会中站了出来，钱文贵的气焰被打掉了。他跪在台的中央，披着撕破的绸夹衫，鞋也没有，不敢向任何人看一眼，歪着脸求饶，不断地喊：“好爷儿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新鲜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文风，那些亲切的乡间俚语：“咱们现在拉拉，商量个办法好不好？”“听精密没有？”“咱成了一个长翅膀的党员啦。”那些简洁明快的黑板报：“共产党，人人夸，土地改革遍天下！乡亲们，闹翻身，血海深仇要清算！”那些对农民劳动生活的讴歌，那些对党内外阶级斗争的细致刻画向我们展现出只有在斗争中真理才能展现，只有在斗争中人民才能真正团结在一起。这是一部把歌颂无产阶级和暴露问题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生动展现，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