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的头号敌人是自由主义吗？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社会学家Vivek Chibber的一次讲座，这一位学者曾在2022年出版了一本前沿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社会学著作《阶级矩阵：文化转向后的社会理论》。这是赖特的《阶级》之后，基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变化，而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又一次重大更新。因此，这名作者对于当今左翼的「时代病诊断」，或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这篇讲座的主要观点有三。首先作者认为：当前的身份政治，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各文化族群精英之间的部落战争;而同时将各族群、性别文化之中贫困的大多数排斥到了政治场域之外——作者甚至还不乏敏锐的指出，后现代思想中的多元身份证治，甚至为今天各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归铺好了路。

第二点在于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20世纪许多社会之中左翼的胜利，是奠基于对于激进自由主义之话语的使用的——因为在体力无产阶级无法占据社会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国家，这种话语表述的结盟才能让左翼思潮获得葛兰希意义上的「霸权」。但如果进一步追踪，我们会发现这种社民主义联盟更深层次的阶级政治基础——面对19世纪下半叶的工人运动一部分的自由主义者走向的激进性，其代表就是以霍布豪斯与霍布森为代表是英国的「新自由主义者」(new liberalism，不同于冷战后期的neoliberalism)。因此作者指出：更关键的是恢复劳工政治。

而最后一点，作者也指出，一个成熟的劳工政治应当成为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这一点判断基本没有问题，更不止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比较中国与俄国的革命史也会发现，「民族资产阶级加入了统一战线」这一事实，五零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革命之路好走了许多——且不论五七年之后的结构性困境。所以虽然作者的思想之中，尚有许多「社民重建」之幻想——当今幻想着重振社民主义政党的雄风，实与「重回苏联」或「重回前三十年」一样，只是一种多余甚至有害处的「左翼乡愁」——但作者的基本结论恐怕与我们的观点一致：

“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制定一个由工人和农民的愿景和利益驱动，但又能吸引专业阶层的议程。短期内，这将通过某种形式的平等主义——南北半球的社会民主主义议程来实现，这种议程承认中产阶级许多群体的物质不安全感，从而将他们纳入工人阶级更广泛的平等主义议程中。”

马克思主义者的头号敌人是自由主义吗？

作者：Vivek Chibber 译者：丁易尊

主办方让我今天谈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与启蒙传统(更广泛地说，与自由主义、理性之类的概念)的关系。我会照做的，但我确实在想，如今还有谁会关心这些话题呢?

而且这里是印度，众所周知，理性在这里被视为西方的舶来品(笑)。再说这里是尼赫鲁大学。在这里很多人尤其会强调，底层民众(subalterns)并不以线性的、合乎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不过，我还是想试试，看看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是否能引起一些共鸣。

我想探讨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首先，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苏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社会力量能助力这种复苏?其次，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复苏，它与我们当下所处的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之间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主义缘何衰落？

所以我会先从马克思主义衰落的原因说起，再谈谈这种衰落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毕竟我们如今就生活在这些后果之中，不仅在美国、欧洲，在印度也是如此，甚至在印度尤为明显。印度曾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一，但如今，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一传统充其量吊着一口气勉强活着，在政治上几乎无关紧要。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答案其实不难预见。马克思主义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和物质层面的——换句话说，这与促成它兴起的因素恰好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源于物质基础，其衰落的根本原因自然也在于此。

马克思主义是在什么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变得强大的?当然是现代劳工运动的明确意识形态，其次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殖民世界的农民运动。在这七十多年里，全球范围内的劳工运动从诞生到飞速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运动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或许仅次于世界各大有组织宗教，不仅在北半球，在南半球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它为何会衰落?主要有两个根本原因：

第一，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劳工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持续增长了数十年——陷入停滞，从70年代开始，在全球南北各地以不同速度走向衰落，到21世纪初基本完成了衰落过程。因此，20世纪最后25年，是劳工运动在经历了五六十年的崛起后开始退缩的时期。

劳工运动一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该运动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燃料”。一旦劳工运动开始衰落，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和政治体系提供资源的“燃料”就耗尽了。

第二，左翼政党的“驯化”。这些政党曾是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转化为政治立法和政治抗争的工具。20世纪，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都诞生了共产党和社会党——无论是效忠于共产国际的正统共产党，还是属于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它们都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紧密相连。

工会的退缩与左翼政党的转型同步发生——这些政党并未崩溃，其中很多至今仍存在，但他们已从“服务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政党”转变为“治理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印度也不例外。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M)从“斗争型政党”向“治理型政党”的转型(比如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到21世纪初基本完成。

这些情况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劳工运动从五六十年的增长期，进入了先退缩、再瘫痪、如今基本完全瓦解的阶段。而随着这种瓦解的加剧，我们所处的政治文化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工人运动退潮的意识形态影响

接下来我谈谈劳工运动退缩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

在很多方面，我们回到了19世纪的状态。19世纪的政治在全球范围内都由统治阶级——即社会中的资产持有者和小资产阶级——主导。用通俗的话说，政治被精英阶层和中上阶层掌控。这在欧洲是如此，在所有反殖民运动中也是如此，直到殖民地的工人和农民站出来，要求在独立运动中纳入自己的利益诉求。

聚焦欧洲和美国：19世纪是精英阶层垄断政治话语和有组织政治的时代。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又回到了这种状态——不同的是，19世纪的政治话语是一种精英式、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而20世纪后期至今的政治，则被我们称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什么是身份政治?它表达的是女性、少数族裔、低种姓中的那些富裕群体(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群体内部也存在收入分化)，以及全球范围内受支配族裔的诉求。这些群体在经济上取得一定成功后，希望在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政治和文化上的尊重。身份政治常常被表述为关于种族和族裔的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从来都是族裔、种族和性别群体中富裕阶层的阶级政治。

为什么这种政治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主导形式?因为随着劳工运动退缩，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的诉求，开始由那些仍拥有一定物质资源的力量主导——也就是这些群体中的富裕阶层。身份政治是20世纪社会正义运动的“最后喘息”，但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运动不同，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些运动中的工人阶级元素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围绕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政治，完全迎合这些群体中富裕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却被包装成“种族正义”、“性别正义”或“种姓正义”的诉求。

其结果是，政治话语变得与19世纪十分相似：富裕阶层主导政治话语，最初提出看似普遍主义的诉求——就像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党人主张扩大选举权、争取权利时那样。但当这些诉求需要落地时，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明确表示，选举权只适用于有产者、有教育背景的人——也就是社会中“值得拥有”这些权利的群体，而“值得与否”的标准是财产持有量和纳税水平。

而在21世纪，“值得与否”的标准变成了“美德”和所谓的“美德信号”(virtue signaling)：你有教育背景、有收入、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却没有得到与同阶级中主导群体(主导族裔、主导性别、主导种族)同等的回报和尊重。

这两种政治的共同点是：19世纪的精英阶层公开蔑视穷人，而21世纪的身份政治起初是隐藏对穷人的蔑视，如今已变成公开敌视——他们将关注贫困的主张称为“阶级还原论”、“经济决定论”，这些都是暗语，意思是“我们不想听关于贫困的话题，不想听关于穷人的事，因为这些都是19世纪白人男性才会谈论的东西”。讽刺的是，如今穷人的诉求，竟被轻易斥为一种保守的19世纪政治。

身份政治与“部落战争”

这种转变的结果是什么?一旦政治和再分配诉求被族裔、种族和性别群体主导，20世纪那种追求普遍正义、普遍进步、对国民财富提出普遍诉求的政治，就变成了“部落战争”(tribal warfare)。这里的“部落”指的是性别、种族、族裔等各种形式的群体，但每个群体都服从于其内部富裕阶层的利益和诉求。这是一种富裕阶层的部落战争，他们动员各种身份认同，为自己在如今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寡头政治中争夺利益。

因此，在劳工运动和左翼退缩之后，我们如今所处的，是一种在南半球和北半球都以“社会正义”为名的部落战争政治。这是一种野蛮状态，因为这种政治文化完全被人口中最富有的20%所主导，他们反过来欺压剩下的80%人口。

但这是一种特殊的野蛮状态。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就曾指出，欧洲民众面临的选择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捍卫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发动大规模的暴力和恐怖活动，而大多数民众在政治上只能在左翼提出的纲领和接受国家赤裸裸的镇压之间做出选择。那种野蛮状态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反革命的野蛮状态。

而我们如今面临的野蛮状态则完全不同——它不是源于左翼被粉碎，而是源于左翼的逐渐退缩，以及专业阶层和有产阶层迅速垄断政治领域。由于近30年来资本主义增长缓慢，顶层20%人群对收入和财富的疯狂争夺，已经对大多数人口露出了獠牙：他们不惜使用各种镇压手段、恐吓手段、压制言论自由，公开煽动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所有这些看似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本质并非如此——它是富裕阶层终于摆脱了劳工阶级在政治文化中的权重后，表现出的“狂喜”。

这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野蛮状态，全球绝大多数人口在这种状态下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尽管这种文化的口号是正义、权利、平等，但它本质上是“富人的正义”“富人之间的平等”“富人的多元文化主义”。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的统治阶级，统治着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多种族的工人阶级。

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接受精英阶层强加给我们的这种政治文化，要么重拾那些促成20世纪巨大社会进步的宝贵遗产——而这种重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传统，还需要让自由主义回归到它更文明的形式，也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形式。我认为，这两者将兴衰与共。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如今的自由主义，再次成为专业阶层和有产阶层的意识形态，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也为工人阶级留出了空间。为什么?因为随着19世纪的推进和劳工运动的兴起，自由主义陷入了两难境地：它的话语是关于普遍权利、普遍利益、普遍自由的——这种话语诞生于启蒙运动，源于卢梭、康德，最终也源于马克思本人。

但这种话语与自由党人的政治野心相悖，因为这些政党完全由有产阶层主导。因此，尽管自由主义哲学产生了极具平等主义和激进色彩的话语，但自由党人的政治追求，却仅限于富裕阶层的诉求和利益。自由主义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践行其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要么追求自由党人狭隘的政治目标。自由党政治家们做出了明确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

而迫使自由主义转向更平等主义视角的，正是劳工运动本身。劳工运动不仅催生了现代社会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教化”了自由主义。进步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欧洲，这一切都是对劳工诉求的回应。

劳工运动将自由主义分裂为两派：一派坚守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目标，即捍卫财产权和限制选举权;另一派则转向更平等主义的政治视角，更符合自由主义哲学的平等精神。随着劳工运动在规模和力量上的增长，自由主义继续朝着平等主义的进步方向发展，摆脱了19世纪的排他性形式。

这种进步主义从未反对资本主义，而是试图将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这也是福利国家得到大量自由主义者支持和辩护的原因。福利国家是工人阶级争取来的，但它的理论化、具体模式和政策提案，在很多情况下都来自非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这些诉求的价值，并意识到这些诉求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哲学和道德关切的实现。

因此，在20世纪，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更精细的意识形态，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有产阶层。

而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同样存在一种“共识”(consensus)——这里指的是苏联集团之外的地区。在西欧，社会党兴起;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很强的力量，它们必须考虑自由主义的贡献，并找到适应自由主义文化的政治和哲学诉求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社会党在工人阶级中获得支持和根基的所有地方，他们都意识到，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从未超过一半或60%——直到20世纪40年代，除了英国，欧洲的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农业部门仍占劳动力的25%至35%。

除了农业，还有大量的店主和专业人士，他们深深嵌入政治文化之中。要成功动员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当然必须组织劳工，但也必须争取专业阶层和农民(在印度我们称之为佃农阶层)的部分群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出一个纲领：首先，将这些群体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其次，开放意识形态，承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积极贡献。

苏东国家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公开蔑视自由民主和自由主义——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权力。但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方，要自愿争取中产阶级加入工人阶级运动，就不仅需要提出承认他们利益的政治纲领，还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立场，认可自由主义权利和成就的重要性。这并不难，因为所有这些自由主义权利，都是工人阶级争取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完全是工人阶级的成就。因此，非列宁主义、非正统的左翼与自由主义达成共识、形成思想共鸣，并非不可想象。

这就是20世纪的故事——这两股潮流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内部交汇融合。这一融合在北欧、英国、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中达到顶峰，当时的社会党在自由主义中看到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在自由主义方面，这一融合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纲领中达到顶峰——这代表了全球社会民主主义的鼎盛时期，在哲学层面，则体现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平等主义社会和社会正义愿景。

1970年出版的《正义论》中，隐含着一个社会模型：财产权从属于人们的社会经济权利。罗尔斯晚年出版《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时，明确表示：“我认为，自由主义所认为的有效且可辩护的正义模型，与资本主义几乎不可能兼容。”晚年的罗尔斯明确主张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自由主义权利承诺的实现。

这是一种普遍主义，一种平等主义——这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罗尔斯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立场，是因为他愿意从20世纪劳工运动的所有成就和诉求中汲取养分。

因此，这两股运动——社会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交汇融合，成为启蒙传统诸多部分的顶峰：尊重人性、世界主义、根本的平等精神，以及坚信理性和合理性可以服务于人类进步——不是欧洲人的进步，不是某个族裔的进步，而是人类的进步。

后殖民主义与右翼合流？

这就是我们失去的东西——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在“激进主义”的幌子下失去它的。如今的激进主义者，贬低普遍主义，贬低对平等的追求，贬低世界主义。为什么?

这与新自由主义时代伴随政治衰退而来的知识衰退有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殖民理论、去殖民理论等无稽之谈。这些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堕落文化的哲学和理论表达，不足为奇的是，它们在南北半球最精英的大学、最精英的教育机构中传播，在主导种姓中找到立足点。

印度人民党(BJP)迟早会利用这一理论，因为后殖民理论所倡导的文化和族裔本质主义，是极右翼现成的工具——简直是天作之合。奇怪的是，他们还没有更积极地介入其中，但这已经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趋势——他们只需要吸引更多能读会写的人。一旦他们找到能真正阅读和讨论这些文本的知识分子，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这就是我们失去的世界，也是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那么，回归那种精神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我们是否想要这种回归?对我来说，这是走出我们如今所处困境的唯一途径。

我们如今处于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正式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固——与19世纪民主仍被富裕阶层操控(指19世纪西方各国普遍未能落实普选权)不同，如今这套制度本身实际上是安全的，但它们已经退化到人们要么无法使用，要么不敢尝试使用的地步。它们要么完全在实质上被富裕阶层掌控，要么退化到无法有效运作的程度。

如今，现代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重振这些制度——原因很简单：一旦将劳动人民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就没有人有兴趣或能力，将普遍主义的平等民主精神带回政治文化中。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部落认同，争夺自己的一小份利益，动员自己之下的群体——这就是我所说的寡头政治式的战争。

这种野蛮状态将摧毁世界——要么通过环境崩溃，要么通过贫困和饥饿的急剧加剧，要么通过全球穷人心中正在燃起的愤怒：他们被拒绝、被贬低、被唾弃，同时被全球资本主义碾在脚下。这种愤怒将摧毁世界，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方式，恢复他们的人性，恢复他们在政治领域的能动性，让他们不仅在私人领域，也在公共领域找到尊严和自尊。

我们别无选择。因此，在21世纪，问题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复苏”，而是“资产阶级社会能否复苏”。100年前，正是劳工运动的兴起，让资产阶级社会变得稍微文明了一点;我认为，要让资本主义再次恢复某种体面，同样需要劳工运动的类似兴起和复苏。

因此，对于21世纪来说，如果有一个议程能让我们摆脱野蛮状态的边缘，第一步必须是一心一意地恢复劳工的力量和能动性——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信的论点，能证明有其他道路可以重振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民主愿景。

21世纪的左翼政治

因此，首要任务是重振劳工运动;其次，需要一个政治纲领，将其他社会群体与劳工运动联合起来——这里所说的“其他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专业阶层。这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成功配方，如今也必须如此。原因很简单：即使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约占人口的60%至65%，中产阶级占20%至25%——任何可行的运动都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外。印度也是如此：如果将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和农业劳工算在内，工人阶级可能占人口的70%左右，而店主、专业人士和中等佃农占另外20%至25%。

21世纪的左翼政治，不可能将中产阶级排除在外。因此，必须像19世纪和20世纪那样，将这两个群体联合起来。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能表达双方需求和利益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论。

纲领来自社会主义运动，而理论则将类似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有更具启发性、更可行的理论取代它之前，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最佳工具。

政治任务是重建劳工运动，提出一个能争取部分中产阶级支持、形成可行社会运动的纲领;理论任务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衰落，我们需要找到它最先进、最具深刻见解的部分，然后像科学界任何可行的研究纲领那样，在这些见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在我看来，这就是21世纪进步主义的面貌——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步主义非常相似，但有一个关键区别：联盟的条件不能由中产阶级设定。

用更学术的话说，这就是葛兰西，包括列宁所说的“领导权”(hegemony)。21世纪的关键问题，不仅仅是“哪些阶级会联合起来”， 而是“谁来设定联盟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和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需要争取专业阶层的支持。

如今的美国民主党，其意识形态表达来自中产阶级，本质上是部落主义的，且公开蔑视劳动人民。比如，民主党对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参选的反应，就是专业阶层及其企业主子对他的反对——有趣的是，肯尼迪本人也吸引了部分专业阶层的支持。这反映了中产阶级内部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日益扩大的分歧。

对于我们这些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少数人来说，分析任务是提出一种唯物主义分析：这种分歧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还是植根于中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经历和物质条件?如果中产阶级中的意识形态精英被允许设定议程(即获得霸权)，运动就会失败——因为他们表达利益的方式，对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极具排斥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像部分左翼所主张的那样，将专业阶层视为敌人——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且并非剥削者，其中许多人只是高技能工人或中产阶级，不能将他们视为无关紧要。印度也是如此。

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制定一个由工人和农民的愿景和利益驱动，但又能吸引专业阶层的议程。短期内，这将通过某种形式的平等主义——南北半球的社会民主主义议程来实现，这种议程承认中产阶级许多群体的物质不安全感，从而将他们纳入工人阶级更广泛的平等主义议程中。

结语

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要素不可或缺，而这些恰恰是如今的激进理论家所贬低的：

第一，承认利益是真实的、客观的，是左翼政治的基础——不是话语，不是价值观，不是身份认同，而是利益;身份认同是围绕利益形成的。

第二，坚定地致力于普遍主义：首先，承认资本的普遍力量和破坏作用——资本无论在哪里，本质都是一样的，无论其持有者是黑皮肤、棕皮肤还是白皮肤，是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它都是资本，其属性是普遍的;其次，承认那些被资本压迫的人们(工人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的普遍诉求和需求——他们的利益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普遍的。正如资本没有国界一样，劳工也必须找到克服国界分歧的方式。

如果劳工运动屈服于族裔、民族和种姓认同，它就会灭亡。唯一的出路，是回归20世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融合的最佳传统——通过科学、普遍主义、理性，围绕人类的普遍需求构建政治纲领。

我们能做到吗?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300年来最糟糕的。只有极少数有话语权的中产阶级，真正致力于重振这一议程——因为中产阶级本身也在争夺仅有的资源。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重振它，人类就没有希望——要么屈服于正在发生的环境灾难，要么屈服于寡头部落主义与工人阶级愤怒的爆炸性结合。

我就以这个“乐观”的注脚结束我的演讲吧。

注释：

本文为纽约大学教授Vivek Chibber在印度尼赫鲁大学的讲座”A Marx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Pertinence of Universalism and Reason”的文字稿，标题由译者自拟。

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wGeKxv0WQ&t=499s